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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传统文化热潮日益高涨，国学教育风起云涌。然而，如何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华夏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承中华文化之自觉者，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纵观古今中外，欲提升国民精神，无论欧洲之文艺复兴，还是上世纪初我国之学堂乐歌无不以乐起兴，风动四方。传承中华文化之教育，自古乐府与书院齐名，乐府的历史甚至比书院更久远。改革开放以来，书院传统开始复苏，如雨后春笋，局面可喜。然乐府仍未引起各界的足够重视，尽管有80年代大规模的民族民间音乐艺术集成这传统乐府之重要举措，乐府这一机构却仍然蛰伏，无人问津。中华国学与国乐传承，正期待歌诗乐舞一体之乐府教育的复苏。“华夏乐府论坛”应势而起。
2015年11月17日，由中国音乐学院、国家开放大学、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主办，教育部社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国家社科基金“十二五”重点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课题组、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乐府学会协办的“首届华夏乐府论坛”在厦门市海沧区召开。来自海峡两岸八十余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共同探索乐府传统在当代的复苏与发展。论坛议题包括：乐府建设的历史考察与当代意义；音乐学院百年反思，华夏乐府今日构想；国学经典与礼乐文明；诗教、乐教、礼教的当代整合。
一、乐府建设的历史考察与当代意义
会议首先由中宣部副部长王世明以《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为题进行主题发言。他指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论是从国家治理体系，还是移风易俗的实践以及全民教化的时代需求来看，华夏乐府的兴起，理所当然。华夏乐府复苏之核心为：乐要上位！他说，“乐”于传统为“国之大事”，必须置于“两个高位”之上：自古以来，“乐文化”早就摆到国家治理这样的高位之上；《孝经》有言，“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现在社会移风易俗的任务仍然非常繁重，“乐”应该放到全民教化的高位之上。尤其当今中国社会，人口众多，经济攀升，孔子所言，今已“庶之”“富之”；伴随着十三五规划，呼唤着礼乐文化的教化作用，最终得以“教之”。“十八大”指出“核心价值观的继承、弘扬，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立足之根就在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积累和智慧。这一血脉是中国最本质的国情，离开中国人的国情作“乐”，是南辕北辙。因为“乐”归根结底是为了提升中国人的生活质量，丰富人的精神生活，因此绝不能仅仅高置于庙堂之上，要广泛地融入人的生活之中。
中国音协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叶小钢教授提到要向传统乐府学习三点：一、艺术生产机制。音乐艺术文化要贴近生活、群众、实际，扎根人民，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非常高的要求，音乐家须循传统，利用所学、才华将其完善、传播；二、音乐文化精神。乐府中有体现上层社会、外来传入、民间地方的音乐，说明当时的音乐管理者、民间音乐工作者、音乐创作者具有政治的文化自信，国际化的文化视野，扎根田野的文化自觉和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三、文化责任感。乐府的精神是对高雅文化的自觉追求，对哗众取宠、低俗文化的自律是文化建设的担当精神。因此，重提乐府，不是因循守旧，而是找出那些穿越时空的、宝贵的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传承礼乐文明，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
温州大学王小盾教授以《朝鲜半岛的乐府和雅乐》为题，通过对朝鲜半岛的乐府观念史的考察指出，汉武帝为完善宗庙、郊祀之礼，在“乐府”名义下采集民歌，造诗赋，使乐府成为一个功能齐全的宫廷典乐机构。传入半岛后在大陆和半岛形成了三种乐府观：其一以宫廷乐署为“乐府”，其二以乐府诗体为“乐府”，其三以仿民谣的作品为“乐府”。前一种是音乐或制度意义上的“乐府”，后两种则是文体意义上的“乐府”。可以看作这三种乐府观次第演进的过程。近四百年来，朝鲜取中国“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见《史记·乐书》）的乐府观。
中国音乐学院谢嘉幸教授以《音乐学院百年反思，华夏乐府今日构想》为题，详尽阐释百年来传统音乐文化日渐式微之弊病根源，在于如今音乐学院以西乐为本、分科而治，中华传统的国学、国乐教育，歌诗乐舞之一体式教育难以立足。因此，探索乐府传统在当代的复苏，其首要必须在肯定百年音乐学院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前提下，总结近代以来四次“西乐东渐”中形成的传统，以及本土文化的四次回应之得失以重建乐府。乐府基本结构构想包括：设立诗教、乐教、礼教部，分设表演、理论、创作、传承教育、传播管理各专业。他最后提出“五问”：传统乐府积累的文化瑰宝有哪些（可以进入当代）？传统乐府的功能（祭祀，采集民歌，训练乐工，谱写新曲）？乐府重建的社会功能（恢复礼乐，融贯中西，唤醒民心）？新乐府的基本结构（书院，诗教部，乐教部，礼教部）？新乐府的教学内容与师资队伍？
二、国学与礼乐
中国文化管理协会副主席徐国宝以《礼乐文明与化成天下》为题，认为所谓“礼乐”就是“核心价值”。礼乐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必然成为文化复兴的源头活水。中国艺术研究院项阳研究员以《礼乐之乐》为题，从“有形”的角度介绍其类型及含义，认为礼乐必须付诸实践，在恰当的场合实践恰当的礼乐，大礼不用小乐，小礼不僭大乐，礼乐精神先行。二人阐述礼、乐之“形上”、“形下”，互为补充。
西安音乐学院罗艺峰教授以《德乐孔昭，正乐入心——谈蒙学中的音乐教育问题》详述“雅正之乐”对于养护“赤子之心”之作用，带给少儿文化、道德的高层次的境界，与核心价值观契合。王小盾教授则特别指出吟诵先于华夏声调语言而存在，吟诵与声调语言并无天然联系，复兴吟诵是否是复兴中华传统音乐，值得深思。四海孔子书院院长冯哲明确指出，礼乐对于祭祀所产生的作用在于它能唤醒人的善性、良知和真情。
周纯一教授介绍了其任教的台湾南华大学课程设置情况，借此提出中国急需重建音乐院校的课程以符合时代需求，世界也同样需要中国重建礼乐文明而付诸贡献；三一人文经典协会会长杨庆亮、易经学会会长刘君祖则以传统儒学为切入点，溯洄礼乐文明之精神源头。
三、诗学与乐府学 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赵敏俐在《〈诗经〉与诗教》中着重提出，《诗经》与礼乐制度、思想相关，是以塑造品格高尚的人、提高人的诗学修养为目的的“诗教”，通过艺术审美和情感教育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能够起到巨大作用。
在乐府诗歌的具体建设的构想与意义方面：国务院参事室中华诗词研究院副院长蔡世平、诗书画家联谊中心理事侯孝琼、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虞文琴等人分别从文学、诗歌、曲等方面，寻求华夏乐府之乐与其他文艺形式的互通有无，寻找契合点，以便借鉴、发展和宣传。乐府学会会长吴相洲教授通过《乐府学的当下意义》阐释了乐府的历史地位，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人文精神，作为礼乐文化的核心，其复兴有助于提升民族文化影响力。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徐建顺通过《吟诵与中国音乐的复兴》展示近些年对于吟诵复兴的一些成果，讲解吟诵的一般规则。他认为，吟诵有助于古诗文和音乐的学习。
四、古诗词音乐创作、表演与舞蹈实践
星海音乐学院赵宋光教授以《华夏乐府将启导当代音乐美育寻觅完整》为题书面发言，肯定了以西方体制为主体的分科教学下，诞生众多成材学者，然其弊病不容小觑。寄希望于华夏乐府的再生，使音乐美育回归正朔。
表演实践中，作曲家老锣与歌唱家龚琳娜作为兼备中西文化底蕴的音乐人，讲述中西音乐之差异，试将已佚古诗词曲重新谱曲，呼吁把传统的声腔、声调、音色用到古诗词的演唱中。南音表演艺术家王心心和台湾汉唐乐府古典乐舞剧团团长陈美娥则通过介绍近些年实践活动，表现出南音历史茫然、学术空虚的担忧。
在复兴古典“礼乐”各形式上。中国艺术研究院刘青弋研究员认为“古典舞”的佚失，须在历史与当下的互通互融中，集“非遗”与历史文本以溯源。中国音乐学院雅乐团副团长杨春薇展示“乡射礼复原计划”项目之成果，其宗旨在于重建以“射”为承载方式的“礼”和“乐”。
五、乐府建设专题
云南艺术学院黄凌飞教授代表吴卫民院长介绍了“云南乐府”筹建情况并以《云南乐府的文化基因与当代实践》一文介绍了云南地区多民族音乐文化，她认为“重建华夏文明，以乐新风，以颂大雅”的“乐府”实践，可成为传承、发展云南多民族文化的新策略；李素娥教授和熊杰老师介绍了湖北文理学院“汉水乐府”建设的设想；冯哲院长以“儒家祭祀礼乐与书院实践”介绍了四海孔子书院的礼乐实践探索。中国音乐学院黄虎副教授认为，乐府的“旧瓶”装的是“华乐”“华学”之酒。这些“乐”和“学”散落华夏遍地，因此华夏乐府之结构必然分为中央与地方。地方作为传统文化根源之地，近水楼台，可以提供最为直接的资源信息，对民间音乐抢救式保护，可利用当地院校诸多便利条件，发挥优势，深入研究，弥补外界难以涉足之不足，而中央则可统筹全局，提供理论准备。
结 语
传承文化，乐府新声！一个世纪前有乐歌运动以推动新文化建设，现有乐府新声以“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乐文化的复兴恰遇百年良机。华夏乐府论坛作为第七届北京传统音乐节的重要论坛之一，秉承本届音乐节“传承文化，莫善于乐”的基本理念，集两岸音乐舞蹈界、国学界、诗歌乐府学界以及各地方院校的专家学者共商共议“乐府”复苏之势。本届论坛为后续研究、探讨迈出了关键一步。愿将来有更多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其中，使理论与实践成果更加丰硕。重建乐府，指日可待！
2015年11月17日，由中国音乐学院、国家开放大学、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主办，教育部社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国家社科基金“十二五”重点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课题组、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乐府学会协办的“首届华夏乐府论坛”在厦门市海沧区召开。来自海峡两岸八十余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共同探索乐府传统在当代的复苏与发展。论坛议题包括：乐府建设的历史考察与当代意义；音乐学院百年反思，华夏乐府今日构想；国学经典与礼乐文明；诗教、乐教、礼教的当代整合。
一、乐府建设的历史考察与当代意义
会议首先由中宣部副部长王世明以《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为题进行主题发言。他指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论是从国家治理体系，还是移风易俗的实践以及全民教化的时代需求来看，华夏乐府的兴起，理所当然。华夏乐府复苏之核心为：乐要上位！他说，“乐”于传统为“国之大事”，必须置于“两个高位”之上：自古以来，“乐文化”早就摆到国家治理这样的高位之上；《孝经》有言，“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现在社会移风易俗的任务仍然非常繁重，“乐”应该放到全民教化的高位之上。尤其当今中国社会，人口众多，经济攀升，孔子所言，今已“庶之”“富之”；伴随着十三五规划，呼唤着礼乐文化的教化作用，最终得以“教之”。“十八大”指出“核心价值观的继承、弘扬，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立足之根就在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积累和智慧。这一血脉是中国最本质的国情，离开中国人的国情作“乐”，是南辕北辙。因为“乐”归根结底是为了提升中国人的生活质量，丰富人的精神生活，因此绝不能仅仅高置于庙堂之上，要广泛地融入人的生活之中。
中国音协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叶小钢教授提到要向传统乐府学习三点：一、艺术生产机制。音乐艺术文化要贴近生活、群众、实际，扎根人民，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非常高的要求，音乐家须循传统，利用所学、才华将其完善、传播；二、音乐文化精神。乐府中有体现上层社会、外来传入、民间地方的音乐，说明当时的音乐管理者、民间音乐工作者、音乐创作者具有政治的文化自信，国际化的文化视野，扎根田野的文化自觉和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三、文化责任感。乐府的精神是对高雅文化的自觉追求，对哗众取宠、低俗文化的自律是文化建设的担当精神。因此，重提乐府，不是因循守旧，而是找出那些穿越时空的、宝贵的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传承礼乐文明，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
温州大学王小盾教授以《朝鲜半岛的乐府和雅乐》为题，通过对朝鲜半岛的乐府观念史的考察指出，汉武帝为完善宗庙、郊祀之礼，在“乐府”名义下采集民歌，造诗赋，使乐府成为一个功能齐全的宫廷典乐机构。传入半岛后在大陆和半岛形成了三种乐府观：其一以宫廷乐署为“乐府”，其二以乐府诗体为“乐府”，其三以仿民谣的作品为“乐府”。前一种是音乐或制度意义上的“乐府”，后两种则是文体意义上的“乐府”。可以看作这三种乐府观次第演进的过程。近四百年来，朝鲜取中国“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见《史记·乐书》）的乐府观。
中国音乐学院谢嘉幸教授以《音乐学院百年反思，华夏乐府今日构想》为题，详尽阐释百年来传统音乐文化日渐式微之弊病根源，在于如今音乐学院以西乐为本、分科而治，中华传统的国学、国乐教育，歌诗乐舞之一体式教育难以立足。因此，探索乐府传统在当代的复苏，其首要必须在肯定百年音乐学院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前提下，总结近代以来四次“西乐东渐”中形成的传统，以及本土文化的四次回应之得失以重建乐府。乐府基本结构构想包括：设立诗教、乐教、礼教部，分设表演、理论、创作、传承教育、传播管理各专业。他最后提出“五问”：传统乐府积累的文化瑰宝有哪些（可以进入当代）？传统乐府的功能（祭祀，采集民歌，训练乐工，谱写新曲）？乐府重建的社会功能（恢复礼乐，融贯中西，唤醒民心）？新乐府的基本结构（书院，诗教部，乐教部，礼教部）？新乐府的教学内容与师资队伍？
二、国学与礼乐
中国文化管理协会副主席徐国宝以《礼乐文明与化成天下》为题，认为所谓“礼乐”就是“核心价值”。礼乐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必然成为文化复兴的源头活水。中国艺术研究院项阳研究员以《礼乐之乐》为题，从“有形”的角度介绍其类型及含义，认为礼乐必须付诸实践，在恰当的场合实践恰当的礼乐，大礼不用小乐，小礼不僭大乐，礼乐精神先行。二人阐述礼、乐之“形上”、“形下”，互为补充。
西安音乐学院罗艺峰教授以《德乐孔昭，正乐入心——谈蒙学中的音乐教育问题》详述“雅正之乐”对于养护“赤子之心”之作用，带给少儿文化、道德的高层次的境界，与核心价值观契合。王小盾教授则特别指出吟诵先于华夏声调语言而存在，吟诵与声调语言并无天然联系，复兴吟诵是否是复兴中华传统音乐，值得深思。四海孔子书院院长冯哲明确指出，礼乐对于祭祀所产生的作用在于它能唤醒人的善性、良知和真情。
周纯一教授介绍了其任教的台湾南华大学课程设置情况，借此提出中国急需重建音乐院校的课程以符合时代需求，世界也同样需要中国重建礼乐文明而付诸贡献；三一人文经典协会会长杨庆亮、易经学会会长刘君祖则以传统儒学为切入点，溯洄礼乐文明之精神源头。
三、诗学与乐府学 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赵敏俐在《〈诗经〉与诗教》中着重提出，《诗经》与礼乐制度、思想相关，是以塑造品格高尚的人、提高人的诗学修养为目的的“诗教”，通过艺术审美和情感教育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能够起到巨大作用。
在乐府诗歌的具体建设的构想与意义方面：国务院参事室中华诗词研究院副院长蔡世平、诗书画家联谊中心理事侯孝琼、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虞文琴等人分别从文学、诗歌、曲等方面，寻求华夏乐府之乐与其他文艺形式的互通有无，寻找契合点，以便借鉴、发展和宣传。乐府学会会长吴相洲教授通过《乐府学的当下意义》阐释了乐府的历史地位，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人文精神，作为礼乐文化的核心，其复兴有助于提升民族文化影响力。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徐建顺通过《吟诵与中国音乐的复兴》展示近些年对于吟诵复兴的一些成果，讲解吟诵的一般规则。他认为，吟诵有助于古诗文和音乐的学习。
四、古诗词音乐创作、表演与舞蹈实践
星海音乐学院赵宋光教授以《华夏乐府将启导当代音乐美育寻觅完整》为题书面发言，肯定了以西方体制为主体的分科教学下，诞生众多成材学者，然其弊病不容小觑。寄希望于华夏乐府的再生，使音乐美育回归正朔。
表演实践中，作曲家老锣与歌唱家龚琳娜作为兼备中西文化底蕴的音乐人，讲述中西音乐之差异，试将已佚古诗词曲重新谱曲，呼吁把传统的声腔、声调、音色用到古诗词的演唱中。南音表演艺术家王心心和台湾汉唐乐府古典乐舞剧团团长陈美娥则通过介绍近些年实践活动，表现出南音历史茫然、学术空虚的担忧。
在复兴古典“礼乐”各形式上。中国艺术研究院刘青弋研究员认为“古典舞”的佚失，须在历史与当下的互通互融中，集“非遗”与历史文本以溯源。中国音乐学院雅乐团副团长杨春薇展示“乡射礼复原计划”项目之成果，其宗旨在于重建以“射”为承载方式的“礼”和“乐”。
五、乐府建设专题
云南艺术学院黄凌飞教授代表吴卫民院长介绍了“云南乐府”筹建情况并以《云南乐府的文化基因与当代实践》一文介绍了云南地区多民族音乐文化，她认为“重建华夏文明，以乐新风，以颂大雅”的“乐府”实践，可成为传承、发展云南多民族文化的新策略；李素娥教授和熊杰老师介绍了湖北文理学院“汉水乐府”建设的设想；冯哲院长以“儒家祭祀礼乐与书院实践”介绍了四海孔子书院的礼乐实践探索。中国音乐学院黄虎副教授认为，乐府的“旧瓶”装的是“华乐”“华学”之酒。这些“乐”和“学”散落华夏遍地，因此华夏乐府之结构必然分为中央与地方。地方作为传统文化根源之地，近水楼台，可以提供最为直接的资源信息，对民间音乐抢救式保护，可利用当地院校诸多便利条件，发挥优势，深入研究，弥补外界难以涉足之不足，而中央则可统筹全局，提供理论准备。
结 语
传承文化，乐府新声！一个世纪前有乐歌运动以推动新文化建设，现有乐府新声以“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乐文化的复兴恰遇百年良机。华夏乐府论坛作为第七届北京传统音乐节的重要论坛之一，秉承本届音乐节“传承文化，莫善于乐”的基本理念，集两岸音乐舞蹈界、国学界、诗歌乐府学界以及各地方院校的专家学者共商共议“乐府”复苏之势。本届论坛为后续研究、探讨迈出了关键一步。愿将来有更多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其中，使理论与实践成果更加丰硕。重建乐府，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