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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建设，任重而道远。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里，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如儒家的人本思想、“和”文化；道家的无为而治、天人合一；尚俭戒奢的传统美德；生态环伦理中提出的仁民爱物、善待生命，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等等，对建设两型社会无疑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尤为可贵的是，中国古代提出了道法自然的理念——所有这些都为建设两型社会提供了极富启迪意义的思考。
一、 人本思想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人本思想。《周易》把儒家的天人观进行了明确阐述，把天、地、人并列为三才，立天、立地和立人之道三者并行不悖。《尚书》则把人视为万物之灵：“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孔子曾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老子把人列为“四大”之一：“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人就被赋予了崇高的主体地位，是天地之间的价值中心，彰显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以人为本的人，虽然既指具有抽象意义的人，但是更多地是指民，指普通百姓、人民群众。《尚书》认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管仲在历史上最早明确提出以人为本，就是立足于“民惟邦本”的文化传统来阐述的：“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儒家的政治理念，对中国以人为本的文化传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毛泽东曾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2]；邓小平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其核心问题，是人民利益问题；江泽民在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深刻地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3]由此可见，坚持以人为本，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基本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4]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就是以人为本。胡锦涛明确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5]具体而言，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核心，就是努力把握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协调———这也是两型社会建设的终极目标。建设两型社会，最终是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本质。
二、“和”文化
中华民族的“和”文化源远流长。“和”的价值理念，很早就出现在中国最初的古典文献中。《周易·乾》认为：“保和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西周的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的观点，意指不同事物的和谐滋生万物繁荣。孔子曾说：“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孟子非常重视人与人之间和谐的重要性：“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天、地、人这三者的关系当中，人和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因素。
两型社会的建设，现阶段必然要面对许多不和谐的状况，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欠充分、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远未建立、民主法制还不健全等。如果我们能够借鉴中国悠久的“和”文化思想精髓，从容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困难，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诸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牢固树立“礼之用，和为贵”的价值取向，一切以正视矛盾、化解矛盾、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为宗旨，就一定能够凝聚力量、激发活力，促进文化、宗教、民族、阶层等各个层面的普遍和谐，从而最终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良好局面。
三、 尚俭戒奢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而且是一种大德。儒家把节俭看作与温和、良善、严肃与谦虚并列的五种德目之一：“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孔子认为，与其过分奢侈，不如坚守节俭：“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道家的老子也把节俭当作立身处世的三项基本法则之一：“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墨子“贵俭”，不但是节俭思想的提倡者，如提出了节用、节葬甚至非乐等主张，而且是历史上少数身体力行者之一。节俭不仅本身是一种基本德目，更重要的是，它能极大地增进人的德性，加强道德修养。司马光在他的家训中提出：“夫俭则寡欲”、“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诸葛亮告诫他的儿子也强调“俭以养德”：“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与“俭”相对立的是“奢”。古代社会家国一体，崇俭必定戒奢、抑奢，对于家庭是这样，国家更是如此。奢侈、浪费最终必然造成整个社会国虚民贫，而其中的本质在于人的欲望的不可抑制和过度扩张。所以，古圣先贤很早就认识到，人的基本需求是有限的，而人欲望的无穷扩张，势必损害身心健康。曾国藩说：“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正因为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古代不少颇有作为的君主，如汉文帝、唐太宗、明太祖等，都提倡节俭，杜绝奢侈，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建设两型社会，必须把尚俭戒奢作为培养文明风尚、齐家治国的根本。国务院部署在2004年到2006年开展全国范围内的资源节约活动，全面推进节能、节材、节水、节地等工作，无疑让整个社会节约意识不断增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理念蔚然成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节俭习惯的养成、社会风气的革新，领导者尤其负有重大责任。邓小平曾强调，节约不能搞形式主义，中央和地方都要积极参与：“必须节减一切可以节减的开支，克服浪费……今天的问题复杂得很，仅靠几个章程、几个法令、几个办法办事是不行的，要因地制宜……节约也要有积极性，如果没有地方的积极性，就不可能节约，就要发生浪费。”[6]
四、 生态伦理
中国的生态伦理思想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内涵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天人合一。老子认为，宇宙万物的本原就是“道”，天地万物都因“道”而生，这就是我们熟知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后来的思想者更是认为，“天”“人”不仅相通,而且同为一体。程颐说：“人与天地一物也。”“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在张载看来，人与万事万物皆为天地所生，两者同为一体，人”之“生生”与“天”之“生生”在“同性”“一体”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共生共存，生生不息。所以，人只要尽己之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必能尽物之性，进而能与“天地”并称，加入到“生生不息”的“天地之化育”这一宏伟浩大的宇宙生化当中去，“人道”与“天道”共同繁荣滋长，那么，“天人合一”的和谐景象一定会呼之欲出。
(二)仁民爱物。程颐曾说:“生之性便是仁也。”朱熹也说：“仁是天地之生气。”儒家不仅强调“仁”，而且还把“仁”从人的自身逐渐扩展到至亲、他人直至天地万物等更为广阔的世界。孔子提倡仁爱，特别表现在善待动物上，如“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反对竭泽而渔、覆巢毁卵等，无不表明他着眼于人类社会长远发展，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万物的和谐相处。中国古代，在具体制度层面上对如何珍惜自然界的各种生命、维护生态平衡等方面有许多具体而细致的规定———这些行为规范即人们通称的“时禁”。
(三)道法自然。老子认为，域中四大,“自然”最为根本,是起着决定性的因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道就是自然之道，是天地和人都必须遵循的自然之道。在这里，老子既看到了人的高贵的一面，能够充分发挥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又强调人在自然面前的有限性。天与人不是主宰和被主宰、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而是主体和客体、有限性和无限性相互融合、贯通的关系。宇宙万物与人类都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但又应该各顺其情，各尽其性。道家追求的是因循自然、遵循天道的生活，道法自然的最佳体现是“无为”，至少也是不要“妄为”。在道家的眼里，让鸟儿飞翔在蓝天，让鱼儿畅游在水里，以自然的方式对待自然，而不是以人的方式去想象自然———“不开人之天，而开天之天”，就能达到“圣人无为”的理想境界。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不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为两型社会建设提供了深厚、丰富的思想资源，从而为最终实现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践行科学发展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变革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思考，但我们也不能过于片面化、绝对化。如生态文明是两型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和战略选择，与中国传统天人观一脉相承，但并不意味着生态文明等同于生态中心主义。
参考文献：
[1]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1094页。
[3]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9页。
[4] [5]《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干部学习文件选编》，中央文献出版2008年版，第2、22—23页。.
[6]《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页。
一、 人本思想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人本思想。《周易》把儒家的天人观进行了明确阐述，把天、地、人并列为三才，立天、立地和立人之道三者并行不悖。《尚书》则把人视为万物之灵：“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孔子曾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老子把人列为“四大”之一：“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人就被赋予了崇高的主体地位，是天地之间的价值中心，彰显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以人为本的人，虽然既指具有抽象意义的人，但是更多地是指民，指普通百姓、人民群众。《尚书》认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管仲在历史上最早明确提出以人为本，就是立足于“民惟邦本”的文化传统来阐述的：“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儒家的政治理念，对中国以人为本的文化传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毛泽东曾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2]；邓小平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其核心问题，是人民利益问题；江泽民在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深刻地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3]由此可见，坚持以人为本，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基本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4]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就是以人为本。胡锦涛明确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5]具体而言，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核心，就是努力把握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协调———这也是两型社会建设的终极目标。建设两型社会，最终是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本质。
二、“和”文化
中华民族的“和”文化源远流长。“和”的价值理念，很早就出现在中国最初的古典文献中。《周易·乾》认为：“保和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西周的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的观点，意指不同事物的和谐滋生万物繁荣。孔子曾说：“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孟子非常重视人与人之间和谐的重要性：“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天、地、人这三者的关系当中，人和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因素。
两型社会的建设，现阶段必然要面对许多不和谐的状况，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欠充分、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远未建立、民主法制还不健全等。如果我们能够借鉴中国悠久的“和”文化思想精髓，从容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困难，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诸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牢固树立“礼之用，和为贵”的价值取向，一切以正视矛盾、化解矛盾、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为宗旨，就一定能够凝聚力量、激发活力，促进文化、宗教、民族、阶层等各个层面的普遍和谐，从而最终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良好局面。
三、 尚俭戒奢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而且是一种大德。儒家把节俭看作与温和、良善、严肃与谦虚并列的五种德目之一：“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孔子认为，与其过分奢侈，不如坚守节俭：“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道家的老子也把节俭当作立身处世的三项基本法则之一：“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墨子“贵俭”，不但是节俭思想的提倡者，如提出了节用、节葬甚至非乐等主张，而且是历史上少数身体力行者之一。节俭不仅本身是一种基本德目，更重要的是，它能极大地增进人的德性，加强道德修养。司马光在他的家训中提出：“夫俭则寡欲”、“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诸葛亮告诫他的儿子也强调“俭以养德”：“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与“俭”相对立的是“奢”。古代社会家国一体，崇俭必定戒奢、抑奢，对于家庭是这样，国家更是如此。奢侈、浪费最终必然造成整个社会国虚民贫，而其中的本质在于人的欲望的不可抑制和过度扩张。所以，古圣先贤很早就认识到，人的基本需求是有限的，而人欲望的无穷扩张，势必损害身心健康。曾国藩说：“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正因为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古代不少颇有作为的君主，如汉文帝、唐太宗、明太祖等，都提倡节俭，杜绝奢侈，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建设两型社会，必须把尚俭戒奢作为培养文明风尚、齐家治国的根本。国务院部署在2004年到2006年开展全国范围内的资源节约活动，全面推进节能、节材、节水、节地等工作，无疑让整个社会节约意识不断增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理念蔚然成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节俭习惯的养成、社会风气的革新，领导者尤其负有重大责任。邓小平曾强调，节约不能搞形式主义，中央和地方都要积极参与：“必须节减一切可以节减的开支，克服浪费……今天的问题复杂得很，仅靠几个章程、几个法令、几个办法办事是不行的，要因地制宜……节约也要有积极性，如果没有地方的积极性，就不可能节约，就要发生浪费。”[6]
四、 生态伦理
中国的生态伦理思想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内涵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天人合一。老子认为，宇宙万物的本原就是“道”，天地万物都因“道”而生，这就是我们熟知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后来的思想者更是认为，“天”“人”不仅相通,而且同为一体。程颐说：“人与天地一物也。”“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在张载看来，人与万事万物皆为天地所生，两者同为一体，人”之“生生”与“天”之“生生”在“同性”“一体”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共生共存，生生不息。所以，人只要尽己之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必能尽物之性，进而能与“天地”并称，加入到“生生不息”的“天地之化育”这一宏伟浩大的宇宙生化当中去，“人道”与“天道”共同繁荣滋长，那么，“天人合一”的和谐景象一定会呼之欲出。
(二)仁民爱物。程颐曾说:“生之性便是仁也。”朱熹也说：“仁是天地之生气。”儒家不仅强调“仁”，而且还把“仁”从人的自身逐渐扩展到至亲、他人直至天地万物等更为广阔的世界。孔子提倡仁爱，特别表现在善待动物上，如“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反对竭泽而渔、覆巢毁卵等，无不表明他着眼于人类社会长远发展，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万物的和谐相处。中国古代，在具体制度层面上对如何珍惜自然界的各种生命、维护生态平衡等方面有许多具体而细致的规定———这些行为规范即人们通称的“时禁”。
(三)道法自然。老子认为，域中四大,“自然”最为根本,是起着决定性的因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道就是自然之道，是天地和人都必须遵循的自然之道。在这里，老子既看到了人的高贵的一面，能够充分发挥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又强调人在自然面前的有限性。天与人不是主宰和被主宰、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而是主体和客体、有限性和无限性相互融合、贯通的关系。宇宙万物与人类都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但又应该各顺其情，各尽其性。道家追求的是因循自然、遵循天道的生活，道法自然的最佳体现是“无为”，至少也是不要“妄为”。在道家的眼里，让鸟儿飞翔在蓝天，让鱼儿畅游在水里，以自然的方式对待自然，而不是以人的方式去想象自然———“不开人之天，而开天之天”，就能达到“圣人无为”的理想境界。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不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为两型社会建设提供了深厚、丰富的思想资源，从而为最终实现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践行科学发展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变革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思考，但我们也不能过于片面化、绝对化。如生态文明是两型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和战略选择，与中国传统天人观一脉相承，但并不意味着生态文明等同于生态中心主义。
参考文献：
[1]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1094页。
[3]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9页。
[4] [5]《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干部学习文件选编》，中央文献出版2008年版，第2、22—23页。.
[6]《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