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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体育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即大学竞技体育起始于1986年，对大学竞技体育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但由于发展历程较短与单纯的追求锦标主义，使其体现为社会本位的“工具化”与中国大学体育人文精神相悖，出现大学体育高水平运动队“竞技化”倾向，没有发挥大学体育培养健康与全面发展人才的现实功能。大学竞技体育目前缺乏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内核，它还需要历史的积淀与价值观念的转变。只有回归“人文性”，才能弥补大学体育在其发展中出现的“人文危机”。
关键词：大学体育；高水平运动队；竞技化；人文精神；工具主义
中图分类号：G8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840（2014）04-0001-04
1诠释竞技：大学体育发展之基石
1.1竞技的应有本意
目前，国内相关运动理论认为竞技是以运动竞赛为特征，通过挖掘人的身体潜力，以争取第一，夺取金牌与运动锦标为目的的社会群体性活动。竞技的本质就是“夺取锦标”，这是区别于其他一切事物的特有属性。国外对竞技指的是具有以下特征的行为[1]。第一，主要是身体运动，目标是追求运动的成绩；第二，明确把身体肌肉运动的控制作为要素，并使之成为人们能够学习和实践的技能；第三，狭义地理解（在行业、艺术和科学等范围内），它不制造产品（价值），不产生税收；第四，根据特定的有社会限制的模式在某个运动项目中发生。
德国汉堡大学体育学院Tiedemann教授认为，竞技（sport）是一个文化活动领域，在其中人们自愿并且有意识地进入到与他人真实或想象的关系中，来发展他们的特别是在运动艺术领域的技巧和能力，在不伤害（精神和物质、身体和心理）自己和他人的愿望下根据自己制定的或者继承的规则与他人进行比较。当然竞技跟体育是辩证统一的：第一，“竞技”与“体育”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不能完全割裂开来，也不能因为“身体教育”的真义而排斥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真义；第二，国外sport概念的内涵已经逐渐发展扩大，sport的概念不只局限在竞技体育方面，而有作为“体育”总概念的倾向；第三，在中国事实上已经形成和正在使用“体育”总概念，整体的“体育”概念下包括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等几个方面。
竞技进入大学体育领域，是当代世界体育的一大特点。竞技已正式成为大学体育教育的内容，并列为大学体育的主要教材。2010年国家教育部又启动了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学校的申请工作，预示着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高校的数量将又一次增加[2]，标志着竞技在大学体育中具有不可抹杀的意义。第一，丰富大学校园文化生活。第二，促进大学精神文明建设。第三，提高学校知名度、构筑学校品牌，如：2001年的世界大运会上，刘翔以13.33秒的成绩摘得110米栏项目的金牌，这是刘翔收获到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头衔；而在世界大运会上发光的明星远不止刘翔，还有姚明、郭晶晶、郎平、萨博尼斯等，都是从大运会赛场开始走向世界的。第四，培养大学生的自豪感增强学校的凝聚力。大学高水平运动队在比赛中获胜能够培养大学生对学校的自豪感，增强学校的凝聚力，如：清华大学实行“体教结合”的高水平运动员培养模式，其跳水队、射击队一度成为全国大学体教结合学习的模范；还有田径高水平队连续5次获得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金牌总数第一[3]。
2大学体育高水平运动队“竞技化”的实质思考与特征分析
2.1大学体育高水平运动队“竞技化”的实质
“竞技化”通常指竞技的异化，就是指参与竞技的人——即竞技的主体，在训练和比赛中过分追求技能、成绩、报酬等物化层面的东西，却忽略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重物轻人”倾向。将原来追求“自身”的发展，反过来自身却被对象化了，即被运动成绩或物质奖励占有了——异化（失我表现）。在竞技中，若仅将提高运动技能和锦标视为目的，那么必然会促使人成为竞技的手段，人也必将被对象化。
大学体育高水平运动队的“竞技化“就是指：在大学竞技体育中只求达到直接功利目标的“夺冠”、“争金”、“争夺锦标”，而不顾如此使用的更长远更全局性的后果（培养健康、全面发展的人），大学竞技体育的人被物质、功利对象化的过程。这种“竞技化”倾向忽略了对大学竞技体育的主体——大学生的探索，以致造成中国大学竞技体育及其体育教育时常出现主体迷失，人性失落的现象。这一现象也是大学竞技体育中的科学与人文分裂的表现，这将伴随着“物”的地位的上升，“人”的主体地位的下降，甚至被剥夺。另外，当大学生长期进行超负荷、超强度的训练和比赛，长此以往对身体难免会产生一定的负作用，难免打破人的生理平衡，破坏人的身心健康，违背人的健康发展的自然规律。如果对大学生的道德品质也产生负作用，那么，大学竞技体育的实质由“拜人”变成了“拜物”，对人的关怀度大打折扣，难免会被异化。
2.2大学体育高水平运动队“竞技化”的特征分析
第一，过多占用大学体育优势资源。 当前各大学在竞技体育方面建设中的投入本来就是高消费，与其在大学体育价值实现中所应发挥的积极作用并不相符。它不仅占用学校较多的体育资源和运动训练场所，加之竞技体育的“物化与异化”，将直接造成管理重心的转移，导致对学校其他体育建设的忽视，这犹如是对大学体育人文精神建设的“雪上加霜”。
第二，大学体育目标的错位。 为追求锦标与名次，大学相关领导过度注重竞技在提升大学声望与排名中的作用，忽视大学体育的育人功能，尤其不重视投入较大，建设周期长的大学体育人文精神建设。调查统计表明，50%的学校领导把提高大学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放在培养目标的第一位，只有13.3%的领导把锻炼身体、养成习惯、激励精神、培养品质放在第一位[4]。在政绩工程的诱导与驱使之下，他们往往希望在任期内让体育工作取得质的突破，最快捷、最显著的途径就是通过竞技体育来取得大学体育成绩的突破与目标的实现。
第三，大学竞技体育中“重物轻人，舍本逐末”现象。 目前，我国大学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竞技体育教练员和管理人员在培养大学生的过程中只注重于抓他们的体能、竞训成绩和比赛的物质奖励等“物化”层面的“硬件”建设。虽然这些硬件是竞技体育必不可少的因素，但在大学生培养过程中忽略对“人格”与“灵魂”的培养，即“软件”的构建，难免要产生重物轻人、舍本逐末的倾向[5]。这一现象的实质是忽略了“育人”之根本，也就是忽略了培养大学生做人和敬业的精神。 第四，大学竞技体育中“重训轻教，主体迷失”现象。 大学高水平运动员和其他普通大学生一样，享有同等大学生的基本责任、权利和义务。但当前，各试点大学在招收和训练高水平运动员时，过于强调竞技的重要性，只注重比赛结果，追求锦标，或者单纯地只通过增长运动训练的时间、增大运动负荷来提高大学生竞技水平，致使他们把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都投入到提高运动技能等生物性的层面上，严重耽误了文化知识的学习与人文素养的提升。或更有甚者，将功利性的“锦标主义”与“为校争光”歪曲理解，促成在招生、竞赛中弄虚作假等不良现象的出现，这都极大地影响了大学竞技体育的健康成长。
大学竞技体育不仅重视对技能和体能等“物化”成分的训练，而且还要加强对大学生的人格培养与人文素养的提升，实质就是“人物双修”，它与单纯“炼物”、“夺标”的锦标主义是有区别的。只单纯进行技术和体能的物化训练，忽略人的心理、精神和社会层面的修炼，那么，很可能会促成大学竞技体育成为一种“造物”不“塑人”的物化夺标过程。这样的竞技，只会强化人生物性，使人的社会性不断弱化，最终造成主体（人性）的迷失。这种主体迷失程度的加深就是竞技者自我异化的加强。
3反思“竞技化” ：大学体育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现实困惑
大学竞技体育本应作为使人“在游戏中成为人”的审美教育和全面发展的身体教育，却在片面追求“成绩达标、技术测试、心率指数”等生物化指标的过程中，把大学生作为“单向度的生物人”进行技术训练和机能改造，由此引发出大学竞技体育究竟是“育人还是制器”的质疑。在这样的体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生，很难体会到体育带给他们内心的自由和审美体验。我们应清醒地意识到，大学体育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竞技化”将成为大学体育人文精神建设的绊脚石，它的蔓延将对大学体育的健康发展产生极大的阻碍。
3.1阻碍大学竞技体育事业的正常运行与健康发展
大学体育高水平运动队“竞技化”倾向是对公平竞争机制的破坏和扭曲，这直接影响到大学竞技体育的正常运行秩序与可持续发展。第一，不公平竞争产生泡沫和虚假成绩，反映不出我国大学竞技体育的真实水平，如：一些运动员在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全运会等国内比赛中不乏“创造”了一些好的成绩，可一旦面临世界大赛或借故不参加，或者参加时成绩就一落千丈。第二，不公平竞争影响和打击了那些在工作中兢兢业业、扎实肯干、遵守法规的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工作者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造成教练员、运动员等人才竞争的逆淘汰和人才资源的浪费，使优秀的人才受到压制，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第三，在训练过程中的急功近利，拔苗助长，只图眼前的成绩与利益，而违背训练规律与训练原则，使得一些很有潜力的后备人才遭到扼杀。
这些都是与体育人文精神背道而驰的，都会对我们健康的竞技体育事业造成严重的伤害。虽然这些问题和不足只是极少数的个别行为，但它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要正视现实、并高度重视，更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大学体育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竞技化”的存在与人文精神建构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大学竞技体育事业的影响。
3.2导致大学竞技体育的“物化”与人性迷失
大学体育高水平运动队“竞技化”倾向，对学生及教师的体育思想和体育行为造成极大的影响。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曾把人比喻为“芦苇”，另一位哲人拉美特利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把人比做“植物”。这种比喻的道理在于：正如植物必须扎根于土壤一样，竞技及其体育思想是竞技人的根基，是竞技人的家园。竞技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就成了无根的浮萍。当然，我们研究现实人与大学体育高水平运动队的竞技化给人们思想和社会带来的问题，绝不是全盘否定它，而是让我们从事大学体育的人，真正成为先进的体育文化理念和最后“守门员”，从而启发人们去寻找大学体育的精神家园。
然而，“竞技化”使单纯的“锦标主义”取代了大学竞技体育“以人为本”的本质，作为大学竞技体育主体的“人”必然要迷失方向，人性变为物性[6]。事实证明，物化具有明显的流动性、易变性和易逝性特征，如果只重视对人的运动技能和成绩的提高，也就是一种“物化”现象。所谓大学竞技体育的物化是指：运动者在训练和比赛中过分对物化层面的追求，（包括体能、成绩和报酬等），却忽略了人的全面发展与价值体现的一种“重物轻人”的倾向。在大学竞技体育实践中，如果仅将提高运动技能和报酬等视为目的，那么必然会促使人成为竞技的手段（人被对象化）。仅把“功利主义”或“锦标主义”作为大学竞技体育的唯一价值取向，那么，必然使大学生成为运动的手段，收获运动成绩却成了目的，伴随着对奖牌和奖金的追求不断升级，其主体地位必然会日趋下降，主体中的人性便迷失在了物质与功利之中。
3.3大学竞技体育的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所吞没
由于中国体育的发展起点是从救亡图存的实际政治利益出发，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浓厚的技术主义与工具主义背景。从近代以来体育教育的演变来看，现代体育教育的本质是一种国家控制下具有世俗化特征的大众体育教育。1955年，教育部和卫生部发出《关于改进体育工作的联合指示》，强调要以“劳卫制”为中心改进体育和课外体育活动，将学生当成掌握“三基”的“工具人”和传承文化的“载体人”，由此体育也被赋予了“工具性”[7]。这样以来，人们对体育的认识也就只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上，认为体育也只是工具理性的产物，也只具有功利性色彩。大学竞技体育的工具理性在实践过程中只服务于人的功利追求、精于算计、讲究效率，只重视对人的技能、成绩和奖金等物化层面的提高，而忽视人类意识与心理，精神与灵魂的价值理性，背离了灵肉一致、身心两健的宗旨，那么它将会再造出头脑简单与四肢发达的“运动机器”，假设让他们重返罗马斗兽场，体育将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8]。工具理性日益凸显，而价值理性则日益被边缘化。
当前人类最高的功能形态是价值理性，即对自己活动目标作出整体性与终极性的意义价值评估。诸如“大学竞技体育使人获得身心的愉悦、使人成为强身健美的人、使人获得自身的价值实现，是人存在与生活方式的真实表达”等这些以人为本的体育形而上的价值内涵在现代已经被工具理性所吞没，大学生作为大学竞技体育实践改造的对象，其活动的效果只落实在单纯的锦标主义与功利主义上，使他们丧失了在体育活动中的主体性，成为物化的工具[9]。这便使大学竞技体育对人的培养的全面性逐渐蜕变为对人的技术、技能的训练，使大学体育不再关心于人本身，使大学竞技体育失去了和科学与人文教育相结合的关心人的身心与精神追求的高尚目标，为锦标主义和物化利益所驱动，致使一些大学生与教教沦落为争金夺银的运动机器[10]。这种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忽视、对人本质的片面认识和对人发展的片面关注，将是对人性的一种压抑和摧残。 3.4影响大学体育全面发展人才的培养
当前，“竞技化”已成为大学竞技体育的重心，无论是大学竞技体育课程目标还是价值取向都明显带有较强的技术性与工具性，功利性与物质性色彩。培养目标的体现上，以提高大学生的体能素质与竞技能力为主，将他们视为满足社会需求的“工具”与“机器”，严重忽略了人的人格、精神、身心群的发展，教育等同于制器，实施内容上也以大量竞技型的技术技能课为主，教学评价上仅以学生运动能力水平的高低为主，严重忽视大学生人文精神、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与弘扬，忽视大学生心理和社会适应性的健康发展[11]。这种缺乏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导致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终极目标的大学体育中人文精神的流逝；这样的大学体育就是无视“人”的教育活动，所培养出的必然不是健康全面发展、也将缺乏创造力的人才[12]。大学体育竞技化使大学人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从事体育竞技活动，丧失了对体育本身的热爱和兴趣，进而在对物质利益与荣誉的追逐中不仅损害了体育人文精神和竞赛宗旨的神圣性与纯洁性，使之成为商业运作与市场交换的工具，而且最终从事体育实践的对象也被沦为金钱与物质利益所奴役的片面发展的人。
4结语：回归“人文性”——走出“竞技化”困境
大学竞技体育的本质永远应该指向对人的终极关怀，对“真、善、美”终极价值的执著向往。在竞技体育实践中以运动和身体实践为基本手段，对大学生人格与体格进行科学的培育，在提高人的自然本能及社会适应潜能的过程中，提升境界、完善人格、磨练意志、强身健美，以实现全面发展的教育总目标，这一过程应是一个“人物双修”的过程，将为我们建立“人物并重，更重人”的大学竞技体育新观念。
但目前，受国际国内竞技体育物化的冲击与影响，使当前中国的大学竞技体育过多偏重于“竞技性”，而忽略“育人性”，导致大学竞技体育价值取向严重偏离了正确的轨迹，偏向社会本位的“工具论”思想，没有真正领会大学体育的精神层面——大学体育的人文精神核心思想。仅把大学体育本质看成是将大学竞技体育（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搞好，多举办几次体育竞赛，在大赛中多拿几块奖牌是多数大学体育教师以及大部分大学主体的共识[13]。这种认识势必会导致人们对大学体育在形式上和物质层面上的重视，而忽略大学体育的灵魂——人文精神的建设，使人文精神沦丧在大学竞技体育“竞技化”中。
总之，大学体育的“竞技性”并不是大学体育本质的全部，大学体育过度注重高水平竞技能力的培养、追求肌肉强化，将忽视人体精神与外形的和谐，必将大学体育的人文精神引向歧途。为了获得大赛奖牌，不惜违背大學生的身心发展规律，进行高强度、超负荷的训练，最终，他们也将成为获得奖牌的“工具”，这便使得大学体育陷入一场深刻的“人文危机”之中。只有回归“人性”，这无疑能弥补大学体育在其发展中出现的“人文危机”。也正是这种“人文性”，才能起到缓解大学体育“人文危机”的作用。这种“人文性”对“竞技化”的互补对大学体育人文精神的建设与大学体育价值的实现有着深刻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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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传奇，周兵.学校体育的伦理审视[J].体育学刊，2009，（2）：49-52.第36卷第4期 Vol.36 No.4山 东 体 育 科 技
关键词：大学体育；高水平运动队；竞技化；人文精神；工具主义
中图分类号：G8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840（2014）04-0001-04
1诠释竞技：大学体育发展之基石
1.1竞技的应有本意
目前，国内相关运动理论认为竞技是以运动竞赛为特征，通过挖掘人的身体潜力，以争取第一，夺取金牌与运动锦标为目的的社会群体性活动。竞技的本质就是“夺取锦标”，这是区别于其他一切事物的特有属性。国外对竞技指的是具有以下特征的行为[1]。第一，主要是身体运动，目标是追求运动的成绩；第二，明确把身体肌肉运动的控制作为要素，并使之成为人们能够学习和实践的技能；第三，狭义地理解（在行业、艺术和科学等范围内），它不制造产品（价值），不产生税收；第四，根据特定的有社会限制的模式在某个运动项目中发生。
德国汉堡大学体育学院Tiedemann教授认为，竞技（sport）是一个文化活动领域，在其中人们自愿并且有意识地进入到与他人真实或想象的关系中，来发展他们的特别是在运动艺术领域的技巧和能力，在不伤害（精神和物质、身体和心理）自己和他人的愿望下根据自己制定的或者继承的规则与他人进行比较。当然竞技跟体育是辩证统一的：第一，“竞技”与“体育”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不能完全割裂开来，也不能因为“身体教育”的真义而排斥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真义；第二，国外sport概念的内涵已经逐渐发展扩大，sport的概念不只局限在竞技体育方面，而有作为“体育”总概念的倾向；第三，在中国事实上已经形成和正在使用“体育”总概念，整体的“体育”概念下包括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等几个方面。
竞技进入大学体育领域，是当代世界体育的一大特点。竞技已正式成为大学体育教育的内容，并列为大学体育的主要教材。2010年国家教育部又启动了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学校的申请工作，预示着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高校的数量将又一次增加[2]，标志着竞技在大学体育中具有不可抹杀的意义。第一，丰富大学校园文化生活。第二，促进大学精神文明建设。第三，提高学校知名度、构筑学校品牌，如：2001年的世界大运会上，刘翔以13.33秒的成绩摘得110米栏项目的金牌，这是刘翔收获到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头衔；而在世界大运会上发光的明星远不止刘翔，还有姚明、郭晶晶、郎平、萨博尼斯等，都是从大运会赛场开始走向世界的。第四，培养大学生的自豪感增强学校的凝聚力。大学高水平运动队在比赛中获胜能够培养大学生对学校的自豪感，增强学校的凝聚力，如：清华大学实行“体教结合”的高水平运动员培养模式，其跳水队、射击队一度成为全国大学体教结合学习的模范；还有田径高水平队连续5次获得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金牌总数第一[3]。
2大学体育高水平运动队“竞技化”的实质思考与特征分析
2.1大学体育高水平运动队“竞技化”的实质
“竞技化”通常指竞技的异化，就是指参与竞技的人——即竞技的主体，在训练和比赛中过分追求技能、成绩、报酬等物化层面的东西，却忽略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重物轻人”倾向。将原来追求“自身”的发展，反过来自身却被对象化了，即被运动成绩或物质奖励占有了——异化（失我表现）。在竞技中，若仅将提高运动技能和锦标视为目的，那么必然会促使人成为竞技的手段，人也必将被对象化。
大学体育高水平运动队的“竞技化“就是指：在大学竞技体育中只求达到直接功利目标的“夺冠”、“争金”、“争夺锦标”，而不顾如此使用的更长远更全局性的后果（培养健康、全面发展的人），大学竞技体育的人被物质、功利对象化的过程。这种“竞技化”倾向忽略了对大学竞技体育的主体——大学生的探索，以致造成中国大学竞技体育及其体育教育时常出现主体迷失，人性失落的现象。这一现象也是大学竞技体育中的科学与人文分裂的表现，这将伴随着“物”的地位的上升，“人”的主体地位的下降，甚至被剥夺。另外，当大学生长期进行超负荷、超强度的训练和比赛，长此以往对身体难免会产生一定的负作用，难免打破人的生理平衡，破坏人的身心健康，违背人的健康发展的自然规律。如果对大学生的道德品质也产生负作用，那么，大学竞技体育的实质由“拜人”变成了“拜物”，对人的关怀度大打折扣，难免会被异化。
2.2大学体育高水平运动队“竞技化”的特征分析
第一，过多占用大学体育优势资源。 当前各大学在竞技体育方面建设中的投入本来就是高消费，与其在大学体育价值实现中所应发挥的积极作用并不相符。它不仅占用学校较多的体育资源和运动训练场所，加之竞技体育的“物化与异化”，将直接造成管理重心的转移，导致对学校其他体育建设的忽视，这犹如是对大学体育人文精神建设的“雪上加霜”。
第二，大学体育目标的错位。 为追求锦标与名次，大学相关领导过度注重竞技在提升大学声望与排名中的作用，忽视大学体育的育人功能，尤其不重视投入较大，建设周期长的大学体育人文精神建设。调查统计表明，50%的学校领导把提高大学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放在培养目标的第一位，只有13.3%的领导把锻炼身体、养成习惯、激励精神、培养品质放在第一位[4]。在政绩工程的诱导与驱使之下，他们往往希望在任期内让体育工作取得质的突破，最快捷、最显著的途径就是通过竞技体育来取得大学体育成绩的突破与目标的实现。
第三，大学竞技体育中“重物轻人，舍本逐末”现象。 目前，我国大学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竞技体育教练员和管理人员在培养大学生的过程中只注重于抓他们的体能、竞训成绩和比赛的物质奖励等“物化”层面的“硬件”建设。虽然这些硬件是竞技体育必不可少的因素，但在大学生培养过程中忽略对“人格”与“灵魂”的培养，即“软件”的构建，难免要产生重物轻人、舍本逐末的倾向[5]。这一现象的实质是忽略了“育人”之根本，也就是忽略了培养大学生做人和敬业的精神。 第四，大学竞技体育中“重训轻教，主体迷失”现象。 大学高水平运动员和其他普通大学生一样，享有同等大学生的基本责任、权利和义务。但当前，各试点大学在招收和训练高水平运动员时，过于强调竞技的重要性，只注重比赛结果，追求锦标，或者单纯地只通过增长运动训练的时间、增大运动负荷来提高大学生竞技水平，致使他们把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都投入到提高运动技能等生物性的层面上，严重耽误了文化知识的学习与人文素养的提升。或更有甚者，将功利性的“锦标主义”与“为校争光”歪曲理解，促成在招生、竞赛中弄虚作假等不良现象的出现，这都极大地影响了大学竞技体育的健康成长。
大学竞技体育不仅重视对技能和体能等“物化”成分的训练，而且还要加强对大学生的人格培养与人文素养的提升，实质就是“人物双修”，它与单纯“炼物”、“夺标”的锦标主义是有区别的。只单纯进行技术和体能的物化训练，忽略人的心理、精神和社会层面的修炼，那么，很可能会促成大学竞技体育成为一种“造物”不“塑人”的物化夺标过程。这样的竞技，只会强化人生物性，使人的社会性不断弱化，最终造成主体（人性）的迷失。这种主体迷失程度的加深就是竞技者自我异化的加强。
3反思“竞技化” ：大学体育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现实困惑
大学竞技体育本应作为使人“在游戏中成为人”的审美教育和全面发展的身体教育，却在片面追求“成绩达标、技术测试、心率指数”等生物化指标的过程中，把大学生作为“单向度的生物人”进行技术训练和机能改造，由此引发出大学竞技体育究竟是“育人还是制器”的质疑。在这样的体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生，很难体会到体育带给他们内心的自由和审美体验。我们应清醒地意识到，大学体育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竞技化”将成为大学体育人文精神建设的绊脚石，它的蔓延将对大学体育的健康发展产生极大的阻碍。
3.1阻碍大学竞技体育事业的正常运行与健康发展
大学体育高水平运动队“竞技化”倾向是对公平竞争机制的破坏和扭曲，这直接影响到大学竞技体育的正常运行秩序与可持续发展。第一，不公平竞争产生泡沫和虚假成绩，反映不出我国大学竞技体育的真实水平，如：一些运动员在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全运会等国内比赛中不乏“创造”了一些好的成绩，可一旦面临世界大赛或借故不参加，或者参加时成绩就一落千丈。第二，不公平竞争影响和打击了那些在工作中兢兢业业、扎实肯干、遵守法规的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工作者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造成教练员、运动员等人才竞争的逆淘汰和人才资源的浪费，使优秀的人才受到压制，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第三，在训练过程中的急功近利，拔苗助长，只图眼前的成绩与利益，而违背训练规律与训练原则，使得一些很有潜力的后备人才遭到扼杀。
这些都是与体育人文精神背道而驰的，都会对我们健康的竞技体育事业造成严重的伤害。虽然这些问题和不足只是极少数的个别行为，但它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要正视现实、并高度重视，更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大学体育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竞技化”的存在与人文精神建构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大学竞技体育事业的影响。
3.2导致大学竞技体育的“物化”与人性迷失
大学体育高水平运动队“竞技化”倾向，对学生及教师的体育思想和体育行为造成极大的影响。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曾把人比喻为“芦苇”，另一位哲人拉美特利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把人比做“植物”。这种比喻的道理在于：正如植物必须扎根于土壤一样，竞技及其体育思想是竞技人的根基，是竞技人的家园。竞技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就成了无根的浮萍。当然，我们研究现实人与大学体育高水平运动队的竞技化给人们思想和社会带来的问题，绝不是全盘否定它，而是让我们从事大学体育的人，真正成为先进的体育文化理念和最后“守门员”，从而启发人们去寻找大学体育的精神家园。
然而，“竞技化”使单纯的“锦标主义”取代了大学竞技体育“以人为本”的本质，作为大学竞技体育主体的“人”必然要迷失方向，人性变为物性[6]。事实证明，物化具有明显的流动性、易变性和易逝性特征，如果只重视对人的运动技能和成绩的提高，也就是一种“物化”现象。所谓大学竞技体育的物化是指：运动者在训练和比赛中过分对物化层面的追求，（包括体能、成绩和报酬等），却忽略了人的全面发展与价值体现的一种“重物轻人”的倾向。在大学竞技体育实践中，如果仅将提高运动技能和报酬等视为目的，那么必然会促使人成为竞技的手段（人被对象化）。仅把“功利主义”或“锦标主义”作为大学竞技体育的唯一价值取向，那么，必然使大学生成为运动的手段，收获运动成绩却成了目的，伴随着对奖牌和奖金的追求不断升级，其主体地位必然会日趋下降，主体中的人性便迷失在了物质与功利之中。
3.3大学竞技体育的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所吞没
由于中国体育的发展起点是从救亡图存的实际政治利益出发，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浓厚的技术主义与工具主义背景。从近代以来体育教育的演变来看，现代体育教育的本质是一种国家控制下具有世俗化特征的大众体育教育。1955年，教育部和卫生部发出《关于改进体育工作的联合指示》，强调要以“劳卫制”为中心改进体育和课外体育活动，将学生当成掌握“三基”的“工具人”和传承文化的“载体人”，由此体育也被赋予了“工具性”[7]。这样以来，人们对体育的认识也就只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上，认为体育也只是工具理性的产物，也只具有功利性色彩。大学竞技体育的工具理性在实践过程中只服务于人的功利追求、精于算计、讲究效率，只重视对人的技能、成绩和奖金等物化层面的提高，而忽视人类意识与心理，精神与灵魂的价值理性，背离了灵肉一致、身心两健的宗旨，那么它将会再造出头脑简单与四肢发达的“运动机器”，假设让他们重返罗马斗兽场，体育将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8]。工具理性日益凸显，而价值理性则日益被边缘化。
当前人类最高的功能形态是价值理性，即对自己活动目标作出整体性与终极性的意义价值评估。诸如“大学竞技体育使人获得身心的愉悦、使人成为强身健美的人、使人获得自身的价值实现，是人存在与生活方式的真实表达”等这些以人为本的体育形而上的价值内涵在现代已经被工具理性所吞没，大学生作为大学竞技体育实践改造的对象，其活动的效果只落实在单纯的锦标主义与功利主义上，使他们丧失了在体育活动中的主体性，成为物化的工具[9]。这便使大学竞技体育对人的培养的全面性逐渐蜕变为对人的技术、技能的训练，使大学体育不再关心于人本身，使大学竞技体育失去了和科学与人文教育相结合的关心人的身心与精神追求的高尚目标，为锦标主义和物化利益所驱动，致使一些大学生与教教沦落为争金夺银的运动机器[10]。这种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忽视、对人本质的片面认识和对人发展的片面关注，将是对人性的一种压抑和摧残。 3.4影响大学体育全面发展人才的培养
当前，“竞技化”已成为大学竞技体育的重心，无论是大学竞技体育课程目标还是价值取向都明显带有较强的技术性与工具性，功利性与物质性色彩。培养目标的体现上，以提高大学生的体能素质与竞技能力为主，将他们视为满足社会需求的“工具”与“机器”，严重忽略了人的人格、精神、身心群的发展，教育等同于制器，实施内容上也以大量竞技型的技术技能课为主，教学评价上仅以学生运动能力水平的高低为主，严重忽视大学生人文精神、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与弘扬，忽视大学生心理和社会适应性的健康发展[11]。这种缺乏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导致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终极目标的大学体育中人文精神的流逝；这样的大学体育就是无视“人”的教育活动，所培养出的必然不是健康全面发展、也将缺乏创造力的人才[12]。大学体育竞技化使大学人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从事体育竞技活动，丧失了对体育本身的热爱和兴趣，进而在对物质利益与荣誉的追逐中不仅损害了体育人文精神和竞赛宗旨的神圣性与纯洁性，使之成为商业运作与市场交换的工具，而且最终从事体育实践的对象也被沦为金钱与物质利益所奴役的片面发展的人。
4结语：回归“人文性”——走出“竞技化”困境
大学竞技体育的本质永远应该指向对人的终极关怀，对“真、善、美”终极价值的执著向往。在竞技体育实践中以运动和身体实践为基本手段，对大学生人格与体格进行科学的培育，在提高人的自然本能及社会适应潜能的过程中，提升境界、完善人格、磨练意志、强身健美，以实现全面发展的教育总目标，这一过程应是一个“人物双修”的过程，将为我们建立“人物并重，更重人”的大学竞技体育新观念。
但目前，受国际国内竞技体育物化的冲击与影响，使当前中国的大学竞技体育过多偏重于“竞技性”，而忽略“育人性”，导致大学竞技体育价值取向严重偏离了正确的轨迹，偏向社会本位的“工具论”思想，没有真正领会大学体育的精神层面——大学体育的人文精神核心思想。仅把大学体育本质看成是将大学竞技体育（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搞好，多举办几次体育竞赛，在大赛中多拿几块奖牌是多数大学体育教师以及大部分大学主体的共识[13]。这种认识势必会导致人们对大学体育在形式上和物质层面上的重视，而忽略大学体育的灵魂——人文精神的建设，使人文精神沦丧在大学竞技体育“竞技化”中。
总之，大学体育的“竞技性”并不是大学体育本质的全部，大学体育过度注重高水平竞技能力的培养、追求肌肉强化，将忽视人体精神与外形的和谐，必将大学体育的人文精神引向歧途。为了获得大赛奖牌，不惜违背大學生的身心发展规律，进行高强度、超负荷的训练，最终，他们也将成为获得奖牌的“工具”，这便使得大学体育陷入一场深刻的“人文危机”之中。只有回归“人性”，这无疑能弥补大学体育在其发展中出现的“人文危机”。也正是这种“人文性”，才能起到缓解大学体育“人文危机”的作用。这种“人文性”对“竞技化”的互补对大学体育人文精神的建设与大学体育价值的实现有着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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