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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以成王命诰康叔”
《尚书·酒诰》是西周中央政府发布的第一份有关净化社会风俗的政府文告。它的起草人是周公旦。距今已三千余年了。
周公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他先是协助文王、武王,消灭了殷纣王,统一天下,建立了周王朝。武王死后,周公旦有条件、更有能力继承王位,君临天下,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辅佐武王的王儿姬诵继位,是为成王。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达七年之久。
在这七年间,殷遗民不断闹事,反抗周王朝的统治。
当时,殷遗民集中在卫地(今河南中部)。为了稳定周王朝的新生政权,首先要稳定卫地。于是,周公旦把贤而有能的弟弟康步封派往卫地。在康叔封到卫地之前,“周公以成王命诰康叔”。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尚书》这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政府文件汇编中所见到的《酒诰》。
《尚书·酒诰》的中心内容是指示康叔封到卫地之后,于千头万绪之中,优先抓戒酒。因为,自殷末以来,纣王酗酒成性,大大毒化了社会风俗。殷民也酗酒成风,一当酗酒,就要闹事,使社会混乱起来。
抓戒酒工作,实际就是抓社会风俗的净化。
一个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于千头万绪的工作中,优先抓社会风俗的净化,不仅适用于西周之初。后世不断证明,它具有治国平天下的普遍意义,直至今天仍闪耀其灿烂的光辉。
“刑错四十馀年不用”
《尚书·酒诰》这份西周初年的政府文件,带来的直接成果,就是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治世”——“成康之治”。“成康之治”是指周成王在位三十七年以及周康王在位二十六年,共六十三年的“治世”。
这一“治世”,被后世高度评价:《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把亲兄弟分封各地为侯),以蕃屏周。”《史记·周本纪》:“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汉书·董仲舒传》:“武王行大谊(义),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保障)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馀年。”
在远古时代,尤其是在周政权以武力消灭殷政权的大动荡、大变革之后,成康之际,竟有四十多年监狱空虚,不动刑罚,使后世人不能不叹服!
历史学家们在探寻“成康之治”形成的原因时,认为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周初的政治家们牢固地树立了“殷监”的思想。《尚书·召诰》是成王的叔叔召公奭教诲成王的诰词。召公奭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这句话,由召公奭之口说出,而实际上它是周初领导的集体认识。
在中国,自夏王朝建立国家政权始,到殷纣王灭亡,经过了一千余年的历史时光。在这千余年间,人们的思想认识进步很慢,且十分僵化,“君权天授”居于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最高当政者用这一僵化的思想愚昧百姓,也愚昧着自己。
夏桀王荒淫无度,脱离百姓,天下切齿。他却毫无危机感,竟将自己比喻成天上的红太阳。说什么太阳不会灭亡,他也不会灭亡。结果却被商汤王灭了。
商汤灭夏桀,本来是得民心者对失民心者的胜利。但商汤的子孙们,在僵化的思维方式驱使下,仍旧用了“天命”来解释祖先之得天下。六百年后,传至纣王,他相信自己得天命,无所忌惮,弃贤臣、亲小人,以酒池肉林为乐,结果也走向灭亡。
痛苦的教训,终于会让人聪明起来。周初的当政者们,从祖宗的口耳相传中,了解到夏桀之所以亡;从亲眼所见中,认识到商纣之所以败。于是醒悟到一个至真至确之理:失民心者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倡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
这一认识标志着周初的当政者,从“天命”桎梏下解放了。周初的当政者,并未完全否定“天命”,但是,他们把“天命”国民心的向背和当政者的“修德”结合了起来。
这样的认识,在那个时代是振聋发聩的!“成康之治”正是在这样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指导下形成的。
“殷民化纣嗜酒”
有一种说法:“殷人嗜酒。”依此说法,殷商政权存在六百余年,是一直嗜酒的。这显然不切实际。汉孔安国为《尚书·酒诰》解题时,说:“康叔监殷民,殷民化纣嗜酒,故以戒酒诰。”这说明只是由于纣王的提倡,殷民才嗜酒,并非殷民一贯嗜酒成性。
关于酒,据《世本》载,夏禹之臣仪狄发明了造酒术。又云:杜康造酒。无论是仪狄,还是杜康,都是夏朝初期的人。说明酒产生于商纣王之前一千余年。
酒诞生之初,只作祭享之用,或者说,酒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只是祭享用品,而非作饮料用。人们在祭享鬼神时,为了与鬼神沟通,只依例稍饮。更由于饮酒过量可致醉,醉后不可自控,会闹乱子,所以人们饮酒都是有节制的。
《尚书·酒诰》说:“自成汤威至于帝乙……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帝乙是纣王的父亲。这说明殷王朝六百余年以来,都不曾聚众酗酒(“崇饮”)。这段记载还说明“崇饮”是同“自暇自逸”(不勤政,追求享乐)相连的。
殷纣王“自暇自逸”起来,才嗜酒成性。醉酒之后,为所欲为,无所不用其极。
上行下化,殷民才渐渐嗜酒。醉酒之后,会耍酒疯,干出缺乏理性的事,所以殷末社会风气大坏。周文王、周武王也正是看到了这一形势,才联合各地长期受殷王朝压迫的政治势力,一举攻克殷都朝歌。殷纣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举火自焚。
朝歌及其周围,被称为卫地。卫地集中居住着殷民。殷王朝被灭了,殷遗民的风习却并未马上改变,经常酗酒闹事,新生的周政权受到严重威胁。周公旦派康叔封去管辖卫地,并要求康叔封于千头万绪的工作中优先抓净化风俗的戒酒工作,是自然而然的,并非是周公旦有什么天纵之圣。
“有正有事,无彝酒”
首重社会风俗的净化,狠抓戒酒不放,早在周文王在世时,就已清楚地认识到了。《尚书·酒诰》说:“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
“小子”指文王的子孙。“正”,作风正派(包括不酗酒)。“事”,工作要有成就。“彝酒”,酗酒。文王把工作作风正派、工作成就大,同酗酒对立起来考虑,显然是在吸取纣王嗜酒成性、殷民风俗败坏的教训。而“越庶国”,则指周所统治的区域。在周所统治的区域,“饮惟祀”,即只限在祭祀时以“德”稍饮。这里的“德”就是“节制”。
文王又教导说:“惟土物爱,厥心臧。”就是说:酒,是土地生产出的粮食所酿造的,不酗酒,也是对粮食的珍惜。珍惜粮食的人厥心臧,发扬了善心。也是“德”的表现。
由此看来,周公旦代表成王诰教康叔封,是继承乃父周文王的“德治”理论。周公旦更创造性地发展了文王的“德治”的理论。这便是对周人和殷遗民的政策同中有异。具体说来,对周人严,对殷遗民宽。
为什么区别对待?
只因为周人是统治者。周公旦指出,周人如果酗酒“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康叔封到卫地所带领的周人,都是居于领导者的地位,如果这些人和殷民一同酗酒,那就不但不可能扭转当地酗酒的不良风气,还可能推波助澜。所以,要处以极刑。
对殷遗民,周公旦指示“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工”即殷遗民。这些人早已酗酒成性,一时难以改造,所以取渐进的宽大政策,虽然仍恶习不改,“姑惟教之”。即暂时不要他们立即戒酒,慢慢教化之。
周公旦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既表现了原则性,又表现了灵活性,使我们看到了一位大政治家的气度。
“作稽中德”
在《尚书·酒诰》这篇不到七百字的政府文告中,出现“德”字八次。再次表现了周王朝大政方针是以“德”为中心。要戒酒,并通过戒酒,全面净化社会风气,周公旦强调“德”的提倡和推广。
让我们看看《尚书·酒诰》所出现的“德”的具体含义。
“大乱丧德”(天下大乱,百姓失掉操守):这里的“德”是操守、规范的意思。
“德将无罪”(有节制地饮酒,不要酗酒犯错误):这里的“德”是不饮酒的意思。
“越小大德”(大人,孩子都要恭听祖训,做好人):这里的“德”是做好人,承祖训的意思。
“作稽中德”(考察优良品质):这里的“德”是包括所有的优秀品质的意思。
“天若无德”(上天要依靠自然规律规范民众的言行):这里的“德”是百姓守规矩的意思。
“助成王德显”(帮助国君倡明正道):这里的“德”,是国君统治昌旺的意思。
“经德秉哲”(实行正道,保持睿智):这里的“德”是正道的意思。
“德馨香”(修养品德,把祭祀搞得隆重庄严):这里的“德”是诚心祭悼先人的意思。
这八个“德”字,在各自的语言环境中,具有不同的含义。但是,都从一个“正”字引发出来,即办正事、做正人。由此可见,以周公旦为代表的政治集体,在全社会、全方位所倡导的“德”,对殷纣王的污泥浊水,进行了彻底的清洗。
怎样“修德”呢?特别是居于领导地位的人。《尚书·酒诰》有明确的新解,即“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监,即鉴、镜。意思是:一个官员,不要局限于以水来观察自己的外形,更应听取民众的反映来了解自己。在铜镜都没有的周初社会,人们观察自己的外形,只能靠水面显出的影像。但水面的影像却不能反映思想,不见品德。只有倾听民众的反映,才能真正知道,自己是否走正道、做正事了。这样,在《尚书·酒诰》中,就把“敬德”与“保民”结合了起来。
要净化社会风气,首先要严格要求居于领导地位的周人。这是《尚书·酒诰》的最大亮点。
《尚书·酒诰》是西周中央政府发布的第一份有关净化社会风俗的政府文告。它的起草人是周公旦。距今已三千余年了。
周公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他先是协助文王、武王,消灭了殷纣王,统一天下,建立了周王朝。武王死后,周公旦有条件、更有能力继承王位,君临天下,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辅佐武王的王儿姬诵继位,是为成王。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达七年之久。
在这七年间,殷遗民不断闹事,反抗周王朝的统治。
当时,殷遗民集中在卫地(今河南中部)。为了稳定周王朝的新生政权,首先要稳定卫地。于是,周公旦把贤而有能的弟弟康步封派往卫地。在康叔封到卫地之前,“周公以成王命诰康叔”。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尚书》这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政府文件汇编中所见到的《酒诰》。
《尚书·酒诰》的中心内容是指示康叔封到卫地之后,于千头万绪之中,优先抓戒酒。因为,自殷末以来,纣王酗酒成性,大大毒化了社会风俗。殷民也酗酒成风,一当酗酒,就要闹事,使社会混乱起来。
抓戒酒工作,实际就是抓社会风俗的净化。
一个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于千头万绪的工作中,优先抓社会风俗的净化,不仅适用于西周之初。后世不断证明,它具有治国平天下的普遍意义,直至今天仍闪耀其灿烂的光辉。
“刑错四十馀年不用”
《尚书·酒诰》这份西周初年的政府文件,带来的直接成果,就是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治世”——“成康之治”。“成康之治”是指周成王在位三十七年以及周康王在位二十六年,共六十三年的“治世”。
这一“治世”,被后世高度评价:《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把亲兄弟分封各地为侯),以蕃屏周。”《史记·周本纪》:“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汉书·董仲舒传》:“武王行大谊(义),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保障)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馀年。”
在远古时代,尤其是在周政权以武力消灭殷政权的大动荡、大变革之后,成康之际,竟有四十多年监狱空虚,不动刑罚,使后世人不能不叹服!
历史学家们在探寻“成康之治”形成的原因时,认为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周初的政治家们牢固地树立了“殷监”的思想。《尚书·召诰》是成王的叔叔召公奭教诲成王的诰词。召公奭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这句话,由召公奭之口说出,而实际上它是周初领导的集体认识。
在中国,自夏王朝建立国家政权始,到殷纣王灭亡,经过了一千余年的历史时光。在这千余年间,人们的思想认识进步很慢,且十分僵化,“君权天授”居于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最高当政者用这一僵化的思想愚昧百姓,也愚昧着自己。
夏桀王荒淫无度,脱离百姓,天下切齿。他却毫无危机感,竟将自己比喻成天上的红太阳。说什么太阳不会灭亡,他也不会灭亡。结果却被商汤王灭了。
商汤灭夏桀,本来是得民心者对失民心者的胜利。但商汤的子孙们,在僵化的思维方式驱使下,仍旧用了“天命”来解释祖先之得天下。六百年后,传至纣王,他相信自己得天命,无所忌惮,弃贤臣、亲小人,以酒池肉林为乐,结果也走向灭亡。
痛苦的教训,终于会让人聪明起来。周初的当政者们,从祖宗的口耳相传中,了解到夏桀之所以亡;从亲眼所见中,认识到商纣之所以败。于是醒悟到一个至真至确之理:失民心者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倡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
这一认识标志着周初的当政者,从“天命”桎梏下解放了。周初的当政者,并未完全否定“天命”,但是,他们把“天命”国民心的向背和当政者的“修德”结合了起来。
这样的认识,在那个时代是振聋发聩的!“成康之治”正是在这样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指导下形成的。
“殷民化纣嗜酒”
有一种说法:“殷人嗜酒。”依此说法,殷商政权存在六百余年,是一直嗜酒的。这显然不切实际。汉孔安国为《尚书·酒诰》解题时,说:“康叔监殷民,殷民化纣嗜酒,故以戒酒诰。”这说明只是由于纣王的提倡,殷民才嗜酒,并非殷民一贯嗜酒成性。
关于酒,据《世本》载,夏禹之臣仪狄发明了造酒术。又云:杜康造酒。无论是仪狄,还是杜康,都是夏朝初期的人。说明酒产生于商纣王之前一千余年。
酒诞生之初,只作祭享之用,或者说,酒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只是祭享用品,而非作饮料用。人们在祭享鬼神时,为了与鬼神沟通,只依例稍饮。更由于饮酒过量可致醉,醉后不可自控,会闹乱子,所以人们饮酒都是有节制的。
《尚书·酒诰》说:“自成汤威至于帝乙……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帝乙是纣王的父亲。这说明殷王朝六百余年以来,都不曾聚众酗酒(“崇饮”)。这段记载还说明“崇饮”是同“自暇自逸”(不勤政,追求享乐)相连的。
殷纣王“自暇自逸”起来,才嗜酒成性。醉酒之后,为所欲为,无所不用其极。
上行下化,殷民才渐渐嗜酒。醉酒之后,会耍酒疯,干出缺乏理性的事,所以殷末社会风气大坏。周文王、周武王也正是看到了这一形势,才联合各地长期受殷王朝压迫的政治势力,一举攻克殷都朝歌。殷纣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举火自焚。
朝歌及其周围,被称为卫地。卫地集中居住着殷民。殷王朝被灭了,殷遗民的风习却并未马上改变,经常酗酒闹事,新生的周政权受到严重威胁。周公旦派康叔封去管辖卫地,并要求康叔封于千头万绪的工作中优先抓净化风俗的戒酒工作,是自然而然的,并非是周公旦有什么天纵之圣。
“有正有事,无彝酒”
首重社会风俗的净化,狠抓戒酒不放,早在周文王在世时,就已清楚地认识到了。《尚书·酒诰》说:“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
“小子”指文王的子孙。“正”,作风正派(包括不酗酒)。“事”,工作要有成就。“彝酒”,酗酒。文王把工作作风正派、工作成就大,同酗酒对立起来考虑,显然是在吸取纣王嗜酒成性、殷民风俗败坏的教训。而“越庶国”,则指周所统治的区域。在周所统治的区域,“饮惟祀”,即只限在祭祀时以“德”稍饮。这里的“德”就是“节制”。
文王又教导说:“惟土物爱,厥心臧。”就是说:酒,是土地生产出的粮食所酿造的,不酗酒,也是对粮食的珍惜。珍惜粮食的人厥心臧,发扬了善心。也是“德”的表现。
由此看来,周公旦代表成王诰教康叔封,是继承乃父周文王的“德治”理论。周公旦更创造性地发展了文王的“德治”的理论。这便是对周人和殷遗民的政策同中有异。具体说来,对周人严,对殷遗民宽。
为什么区别对待?
只因为周人是统治者。周公旦指出,周人如果酗酒“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康叔封到卫地所带领的周人,都是居于领导者的地位,如果这些人和殷民一同酗酒,那就不但不可能扭转当地酗酒的不良风气,还可能推波助澜。所以,要处以极刑。
对殷遗民,周公旦指示“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工”即殷遗民。这些人早已酗酒成性,一时难以改造,所以取渐进的宽大政策,虽然仍恶习不改,“姑惟教之”。即暂时不要他们立即戒酒,慢慢教化之。
周公旦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既表现了原则性,又表现了灵活性,使我们看到了一位大政治家的气度。
“作稽中德”
在《尚书·酒诰》这篇不到七百字的政府文告中,出现“德”字八次。再次表现了周王朝大政方针是以“德”为中心。要戒酒,并通过戒酒,全面净化社会风气,周公旦强调“德”的提倡和推广。
让我们看看《尚书·酒诰》所出现的“德”的具体含义。
“大乱丧德”(天下大乱,百姓失掉操守):这里的“德”是操守、规范的意思。
“德将无罪”(有节制地饮酒,不要酗酒犯错误):这里的“德”是不饮酒的意思。
“越小大德”(大人,孩子都要恭听祖训,做好人):这里的“德”是做好人,承祖训的意思。
“作稽中德”(考察优良品质):这里的“德”是包括所有的优秀品质的意思。
“天若无德”(上天要依靠自然规律规范民众的言行):这里的“德”是百姓守规矩的意思。
“助成王德显”(帮助国君倡明正道):这里的“德”,是国君统治昌旺的意思。
“经德秉哲”(实行正道,保持睿智):这里的“德”是正道的意思。
“德馨香”(修养品德,把祭祀搞得隆重庄严):这里的“德”是诚心祭悼先人的意思。
这八个“德”字,在各自的语言环境中,具有不同的含义。但是,都从一个“正”字引发出来,即办正事、做正人。由此可见,以周公旦为代表的政治集体,在全社会、全方位所倡导的“德”,对殷纣王的污泥浊水,进行了彻底的清洗。
怎样“修德”呢?特别是居于领导地位的人。《尚书·酒诰》有明确的新解,即“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监,即鉴、镜。意思是:一个官员,不要局限于以水来观察自己的外形,更应听取民众的反映来了解自己。在铜镜都没有的周初社会,人们观察自己的外形,只能靠水面显出的影像。但水面的影像却不能反映思想,不见品德。只有倾听民众的反映,才能真正知道,自己是否走正道、做正事了。这样,在《尚书·酒诰》中,就把“敬德”与“保民”结合了起来。
要净化社会风气,首先要严格要求居于领导地位的周人。这是《尚书·酒诰》的最大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