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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桢(1903～1984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少年时代曾就学于国内的两所名校——天津南开中学(1914～1917年)和北京清华学校(1917～1921年),青年时期赴美国留学,1926年以“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eories”(《中国古代政治理论》)一文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长期在国民政府内任职,在蒋介石的格外垂青下,曾历任汉口市长(1932~1938年)、重庆市长(1939～1942年)、外交部政务次长(1942～1945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45～1946年)、上海市长(1946～1949年)和“台湾省主席”(1949～1953年)等要职。在国民党高级官员中,吴国桢一向以作风开明、为人洋派而自诩,而且在其妻黄卓群的影响下还成为基督教徒。然而,这只是他的公开形象,很少人知道他私下里实际上“颇好命相之学”,换言之,这位曾经的留美学生对传统的算命术非常痴迷。对此,吴氏的一些同学、朋友、同僚、下属在晚年的回忆中曾多有提及。
蔡孟坚是吴国桢20世纪30年代汉口时期的同僚,曾任湖北省会警察局局长、武汉行营处长等职。根据蔡氏所写的《我所知道的吴国桢》一文,他最初因与吴国桢兄长吴国柄交好,故而结识其弟。1930年前后,蔡在武汉从事“反共”的特工工作,有一次险遭暗杀,自己虽侥幸逃脱,身边的秘书却中了流弹。许多友人因此劝他去算算命,以卜凶吉。吴国柄也对蔡孟坚说:“我弟弟国桢最信算命,他认识许多算命名手,让他给你推荐一位高人指点迷津吧。” 将信将疑的蔡孟坚稍后真的在吴国桢的引领下,去拜访了一位算命家,后者竟也算到蔡近期有“凶难之灾”。蔡虽然对算命结果并不为意,但从此以后与吴也成了时相往来的朋友。
1932年初,吴国桢奉召到南京首次晋见蒋介石,等候期间下榻在中央饭店。与此同时,蔡孟坚亦来南京办差,恰巧也住在同一家饭店。一日,吴来蔡的房间闲谈,据蔡后来回忆,当时吴曾大谈命理如何有灵,说他本人每遇升迁机会,必先算命问卜,而且自己也学会了算命。次日,吴邀蔡一同到户部巷找那位南京有名的算命家瞎子童敬之一问吉凶,两人遂在中央饭店左前方附近一条小巷的斗室里找到这位童铁嘴。吴国桢报了一下自己的生辰八字,这位瞎眼、高个子、操江北口音的“名家”掐指算后斩钉截铁地说:“这位先生在两周内会得到一个有名无实的职务,但一两个月后就可以获得一个独当一面的机会。”吴听后深表满意。也许童铁嘴真有先见之明,在晋见蒋介石之后,吴国桢即被任命为蒋的侍从秘书,不久以后,财政部长宋子文又因赏识吴的理财能力,命他担任江西榷运局局长。
在赣服务期间,吴氏一家曾一度住在庐山的牯岭。一日闲来无事,吴国桢到街上漫步,偶然在某小书店购得《卜巫正宗》一书。然后拿回家仔细研习、背诵强记,并且自己出题,自己卜卦。为了验证是否准确,他便试着预测后几天的天气,据说屡试不爽。
吴国桢是从何时开始对算命术感兴趣的?他自己的回忆录对此并无谈及。不过从萧公权所撰的《问学谏往录》来看,吴至少在留美期间就有此癖好。萧公权是吴国桢的清华同学,20世纪20年代初也曾赴美国留学。1926年他在康乃尔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从芝加哥坐火车去美国西海岸,准备搭轮船回国。萧上车不久,突然发现吴国桢也在车上。后者亦得了博士,准备离美回国,与萧竟不期乘上了同一班列车。后来据萧回忆:“我们的座位不在同一节车上。当火车开行了一二小时之后,我离开座位去散步,走进另外一节车里,远远看见许多美国妇女围着一个东方人在谈话。走近一看,才知道吴兄正在用外国纸牌为她们卜问未来的吉凶休咎。他口若悬河,说来头头是道。她们争先恐后,恳求这位‘先知’指示前途。”
抗战期间也有一则有关吴国桢迷信的有趣故事,出自潘公展所撰的《我所见的吴国桢》。当时吴任重庆市长,由于日寇飞机时常前来轰炸,常令这位陪都的父母官日夜劳顿、提心吊胆。有一天晚上,吴心绪不宁,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对夫人黄卓群说,你且报出一个字来让我测一测。他的太太仰望着帐子,就说了一个“帐”字。吴遂大呼:“不好,恐怕要送命!”他对太太说:“帐”字拆开,似是“市长”两个字,而“市”字不是已没有了头,只剩“巾”字吗?吴夫人立刻阻止他:“不要胡说八道,你的测字技术并不高明,我不相信。”尽管这么说,吴夫人还是不放心,第二天一大早便派人把命相家李家伟(字芋龛)请来。李某深通命理,并精于测字,素为吴氏夫妇所器重。李家伟听后笑着说:“市长的测法虽近情,但还有出入。在我看来,市长不会丧命,头也不会没有,不过乌纱帽恐怕要没有了。‘帐’字左旁的‘巾’,不是市长去了头,而只是市长落了帽,并且右旁的‘长’字依然存在,所以市长的位置当仍可保全,大概会像张治中那样因长沙大火落一个‘革职留任’的处分吧。”吴氏夫妇听了,才为之稍慰。据说不久以后果然验证,日军重庆空袭时发生了大隧道惨案,数百市民因救援不力而窒息其中,吴国桢竟因连带责任而被“革职留任”。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吴国桢不仅自己“深谙子平之术”,而且身边还汇集了一些同好,“他无论当什么职务身边总会有一位会算命的秘书”,前述李家伟就是其中之一。李是李鸿章的曾孙,作为世家子弟,诗词歌赋无一不能,对于算命之学则下过很深的工夫。20世纪30年代在汉口时,吴就与李结识,深感其算命道行远高于自己,故与之结为异姓兄弟。李曾为吴测八字,结论是“命无煞运大”。李对吴作了这样的解读:“如果专就命运算,你是很好的,但是比你命运好的人还有很多。可是就人的性格来讲,我没看见比你更好的了。现在的人都是用煞,煞就是机心,彼此互用机心相斗,煞愈大运愈好。你的命,无煞而有相当的运,在官场中没有机心而能当权,这在现代是少之又少。可惜你命不逢时,盛世时你可以为能臣,但现在正处乱世,你做多少事业则非命理所知……”后来,吴国桢长期将李家伟养在家里,对外的名义是“顾问”。
吴国桢的叔岳丈黄金畴(曾任上海市银行总经理)对于“文王之道”亦颇有钻研,许多朋友在公余之暇常常请他指点迷津。吴极为器重的老部下田永谦也常与人畅谈命理,且精微玄博。田与吴是同乡,早在汉口时便订有深交。吴做上海市长时,田是他手下的财政局长兼市银行董事。据田在财政局的属员钱剑夫回忆:“田永谦欢喜命相,曾对我说,吴将来不但要做行政院长,可能还要做总统,以吴所受的‘浩荡皇恩’,做蒋的接班人要在陈诚之上,也是可信的。”1949年春夏上海易手前夕,吴国桢称病请辞市长之职,据说其左右的几位“谋臣”包括田永谦在内,早就算出驿马已动,非走不可,而且不久之后,定会东山再起。后来,吴国桢改任“台湾省主席”,田永谦依然追随左右,任省府秘书处主任。有一天,田永谦替自己算了一卦,卦象显示某年某月自己会失去现有官职,而那时吴国桢仍在掌权之中。田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自己会在吴官星未动之前,就先丢了乌纱帽呢?难道老长官吴国桢会把他撤职吗?难道自己会犯上官非因之下台吗?忐忑不安之下,他不得不在以后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处处小心,唯恐应验。然而不久之后,报上突然传出了田永谦的死讯:说他当天在省府办公时毫无异状,夜间返家也和平时一样。他有两位太太,那晚正是如夫人当夕,田深夜起床小便,一不小心偶然失足,竟中风猝毙,一命呜呼!这真是一件离奇、怪诞而不可思议之事,——田永谦真的丢官了,而且不仅丢了乌纱帽,还丢了性命。
田死了,吴国桢的命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53年4月吴辞去“台湾省主席”一职,旋即请假赴美。1954年2月,吴国桢藉美国新闻媒介强烈抨击蒋氏父子独裁专制,与台湾当局彻底决裂。以后他定居美国,在某大学教授中国历史,直到1984年去世。对于吴国桢的后半生,不知道吴氏本人还有他的同好们是否有过“先见之明”?
民国时期的一些达官政要,尽管他们满口民主、科学,但脑袋中仍不免深印着旧思想。尤其是在那个动荡的大时代,一般人凛于过去,展望未来,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渺茫之感。
蔡孟坚是吴国桢20世纪30年代汉口时期的同僚,曾任湖北省会警察局局长、武汉行营处长等职。根据蔡氏所写的《我所知道的吴国桢》一文,他最初因与吴国桢兄长吴国柄交好,故而结识其弟。1930年前后,蔡在武汉从事“反共”的特工工作,有一次险遭暗杀,自己虽侥幸逃脱,身边的秘书却中了流弹。许多友人因此劝他去算算命,以卜凶吉。吴国柄也对蔡孟坚说:“我弟弟国桢最信算命,他认识许多算命名手,让他给你推荐一位高人指点迷津吧。” 将信将疑的蔡孟坚稍后真的在吴国桢的引领下,去拜访了一位算命家,后者竟也算到蔡近期有“凶难之灾”。蔡虽然对算命结果并不为意,但从此以后与吴也成了时相往来的朋友。
1932年初,吴国桢奉召到南京首次晋见蒋介石,等候期间下榻在中央饭店。与此同时,蔡孟坚亦来南京办差,恰巧也住在同一家饭店。一日,吴来蔡的房间闲谈,据蔡后来回忆,当时吴曾大谈命理如何有灵,说他本人每遇升迁机会,必先算命问卜,而且自己也学会了算命。次日,吴邀蔡一同到户部巷找那位南京有名的算命家瞎子童敬之一问吉凶,两人遂在中央饭店左前方附近一条小巷的斗室里找到这位童铁嘴。吴国桢报了一下自己的生辰八字,这位瞎眼、高个子、操江北口音的“名家”掐指算后斩钉截铁地说:“这位先生在两周内会得到一个有名无实的职务,但一两个月后就可以获得一个独当一面的机会。”吴听后深表满意。也许童铁嘴真有先见之明,在晋见蒋介石之后,吴国桢即被任命为蒋的侍从秘书,不久以后,财政部长宋子文又因赏识吴的理财能力,命他担任江西榷运局局长。
在赣服务期间,吴氏一家曾一度住在庐山的牯岭。一日闲来无事,吴国桢到街上漫步,偶然在某小书店购得《卜巫正宗》一书。然后拿回家仔细研习、背诵强记,并且自己出题,自己卜卦。为了验证是否准确,他便试着预测后几天的天气,据说屡试不爽。
吴国桢是从何时开始对算命术感兴趣的?他自己的回忆录对此并无谈及。不过从萧公权所撰的《问学谏往录》来看,吴至少在留美期间就有此癖好。萧公权是吴国桢的清华同学,20世纪20年代初也曾赴美国留学。1926年他在康乃尔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从芝加哥坐火车去美国西海岸,准备搭轮船回国。萧上车不久,突然发现吴国桢也在车上。后者亦得了博士,准备离美回国,与萧竟不期乘上了同一班列车。后来据萧回忆:“我们的座位不在同一节车上。当火车开行了一二小时之后,我离开座位去散步,走进另外一节车里,远远看见许多美国妇女围着一个东方人在谈话。走近一看,才知道吴兄正在用外国纸牌为她们卜问未来的吉凶休咎。他口若悬河,说来头头是道。她们争先恐后,恳求这位‘先知’指示前途。”
抗战期间也有一则有关吴国桢迷信的有趣故事,出自潘公展所撰的《我所见的吴国桢》。当时吴任重庆市长,由于日寇飞机时常前来轰炸,常令这位陪都的父母官日夜劳顿、提心吊胆。有一天晚上,吴心绪不宁,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对夫人黄卓群说,你且报出一个字来让我测一测。他的太太仰望着帐子,就说了一个“帐”字。吴遂大呼:“不好,恐怕要送命!”他对太太说:“帐”字拆开,似是“市长”两个字,而“市”字不是已没有了头,只剩“巾”字吗?吴夫人立刻阻止他:“不要胡说八道,你的测字技术并不高明,我不相信。”尽管这么说,吴夫人还是不放心,第二天一大早便派人把命相家李家伟(字芋龛)请来。李某深通命理,并精于测字,素为吴氏夫妇所器重。李家伟听后笑着说:“市长的测法虽近情,但还有出入。在我看来,市长不会丧命,头也不会没有,不过乌纱帽恐怕要没有了。‘帐’字左旁的‘巾’,不是市长去了头,而只是市长落了帽,并且右旁的‘长’字依然存在,所以市长的位置当仍可保全,大概会像张治中那样因长沙大火落一个‘革职留任’的处分吧。”吴氏夫妇听了,才为之稍慰。据说不久以后果然验证,日军重庆空袭时发生了大隧道惨案,数百市民因救援不力而窒息其中,吴国桢竟因连带责任而被“革职留任”。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吴国桢不仅自己“深谙子平之术”,而且身边还汇集了一些同好,“他无论当什么职务身边总会有一位会算命的秘书”,前述李家伟就是其中之一。李是李鸿章的曾孙,作为世家子弟,诗词歌赋无一不能,对于算命之学则下过很深的工夫。20世纪30年代在汉口时,吴就与李结识,深感其算命道行远高于自己,故与之结为异姓兄弟。李曾为吴测八字,结论是“命无煞运大”。李对吴作了这样的解读:“如果专就命运算,你是很好的,但是比你命运好的人还有很多。可是就人的性格来讲,我没看见比你更好的了。现在的人都是用煞,煞就是机心,彼此互用机心相斗,煞愈大运愈好。你的命,无煞而有相当的运,在官场中没有机心而能当权,这在现代是少之又少。可惜你命不逢时,盛世时你可以为能臣,但现在正处乱世,你做多少事业则非命理所知……”后来,吴国桢长期将李家伟养在家里,对外的名义是“顾问”。
吴国桢的叔岳丈黄金畴(曾任上海市银行总经理)对于“文王之道”亦颇有钻研,许多朋友在公余之暇常常请他指点迷津。吴极为器重的老部下田永谦也常与人畅谈命理,且精微玄博。田与吴是同乡,早在汉口时便订有深交。吴做上海市长时,田是他手下的财政局长兼市银行董事。据田在财政局的属员钱剑夫回忆:“田永谦欢喜命相,曾对我说,吴将来不但要做行政院长,可能还要做总统,以吴所受的‘浩荡皇恩’,做蒋的接班人要在陈诚之上,也是可信的。”1949年春夏上海易手前夕,吴国桢称病请辞市长之职,据说其左右的几位“谋臣”包括田永谦在内,早就算出驿马已动,非走不可,而且不久之后,定会东山再起。后来,吴国桢改任“台湾省主席”,田永谦依然追随左右,任省府秘书处主任。有一天,田永谦替自己算了一卦,卦象显示某年某月自己会失去现有官职,而那时吴国桢仍在掌权之中。田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自己会在吴官星未动之前,就先丢了乌纱帽呢?难道老长官吴国桢会把他撤职吗?难道自己会犯上官非因之下台吗?忐忑不安之下,他不得不在以后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处处小心,唯恐应验。然而不久之后,报上突然传出了田永谦的死讯:说他当天在省府办公时毫无异状,夜间返家也和平时一样。他有两位太太,那晚正是如夫人当夕,田深夜起床小便,一不小心偶然失足,竟中风猝毙,一命呜呼!这真是一件离奇、怪诞而不可思议之事,——田永谦真的丢官了,而且不仅丢了乌纱帽,还丢了性命。
田死了,吴国桢的命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53年4月吴辞去“台湾省主席”一职,旋即请假赴美。1954年2月,吴国桢藉美国新闻媒介强烈抨击蒋氏父子独裁专制,与台湾当局彻底决裂。以后他定居美国,在某大学教授中国历史,直到1984年去世。对于吴国桢的后半生,不知道吴氏本人还有他的同好们是否有过“先见之明”?
民国时期的一些达官政要,尽管他们满口民主、科学,但脑袋中仍不免深印着旧思想。尤其是在那个动荡的大时代,一般人凛于过去,展望未来,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渺茫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