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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6月3日下午，圆明园附近的小院里传出悠扬而深沉的歌声。小院中聚满了人，核桃树叶子在微风与阳光中沙沙作响。
歌者戴着墨镜，长发及肩。在倾听现场听众提问时，他不是将目光投向你，而是把耳朵转过来找你。他是一个盲人。
他叫周云蓬。新民谣的代表人物之一。文章开头的歌就是他不久前推出的专辑《中国孩子》里的主打曲目。
旅行
“看不见了，就等于关掉了一条路，音乐就是我自己修的通向世界的路，”周云蓬说，“别人沿这条路给我送水送吃的来，我给他们送别的东西出去。”
1970年，周云蓬出生于辽宁。在一篇文章中，他这样回忆自己的童年：“9岁时，彻底失明。留在视觉中的最后印象是动物园里的大象用鼻子吹口琴。这大概是后来我弹琴写歌的最初动因。”
17岁，周云蓬瞒着父母一个人跑到了北京。“印象中那是个特别热的夏天，走两步就得买个冰棍儿。”这是他第一次独自出门旅行。这段经历给了他充足的信心，他发现“什么路都能走得到，不行就向人打听。”
1995年，周云蓬大学毕业，分配到一家色拉油厂工作，忍受了几个月他称之为“苟活”的日子后，辞掉工作，又一次来到北京，卖唱为生。
他住在圆明园——当时那里是流浪北京的文艺青年聚集的地方，只要天气不差，他一大早就出来在北大门外卖唱，常常一唱就是一天，“那时候卖唱比较新鲜，好的时候一天能有100多块钱。”
晚上回家，走在荒芜的圆明园里，稍有风吹草动心里就发毛，“因为看不见，所有的感觉都放大了。”
1995年年底，周云蓬去青岛大学演出，随后又去了上海、杭州。从此，他基本每隔一年都要远行一次，湖南、云南、西藏、宁夏、甘肃……每到一处，他都在当地住上一段时间，找个酒吧或茶馆演出维持生存，慢慢了解那里的生活。
“每次旅行对我而言就像是洗了次温泉浴，全身都通透舒服，心胸也变得开阔。”周云蓬笑着说，每次离开久了再回来，就觉得北京很多地方都还是不错的，很多人也是很可爱的。而且，旅行让他不会执着于什么人或什么地方，“不会觉得离开谁就活不下去了。”
2000年底，周云蓬只身踏上前往西藏的道路。在登上唐古拉山的那一刻，他留下豪言：“我是世界壮丽的伤口，伤口是我身上奔腾的河流。”
半路上他出现高原反应，在那曲下了车。在那曲的那几天他认识了藏族姑娘卓玛，卓玛给周云蓬找了家酒吧，他成了那里惟一的汉族歌手。“我在上面唱，底下一呼百应，他们最爱听林志炫的《单身情歌》和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
归途中，周云蓬把卓玛的电话号码弄丢了，和她失去了联系。卓玛永远留在了他写的《今夜》的诗句中：“我想起卓玛，那曲的草原宾馆，有牛粪的香气……”
在拉萨，他发现不少藏人消费特厉害，“要啤酒都是一箱一箱的，有的还特洋气，爱听英文歌，他们还知道《加州旅馆》呢。”
“西藏让人上瘾，去了还想去。”他今年还打算再去一次西藏，走川藏线进去。“旅行像吃饭、买房一样重要。而且很实在，能化成一种物质存在你身体里。”他说。
“人应该多一些情趣，有情趣你在北京街头也能发现各种有趣的事情，没情趣就是把你放在珠峰，你也会觉得这有啥啊，不就是一片白吗？那就没劲了。”
大多数情况下，他都能坦然面对黑暗中的生活，但总有些时刻令他不能释怀。比如旅途中看不到风景的时候。其它东西可以靠想象，但“你又不能摸出雪山有多高。”
家生活
周云蓬的家最近刚从香山搬到了宋庄。
他们的家有两间大屋子带一个宽敞的农家院，院子里种着香椿树、玉米和黄瓜，还拴着一条小白狗——是他们在路上捡来的。
他家的电脑没有显示器。键盘、音箱摆在书桌上，主机藏在下面。他在电脑上装了一个语音软件，可以把页面上的字读出来。他下载了不少电子书，有空就让软件读。
除了“听书”，“听电影”也曾是周云蓬最大的乐趣之一。在第一张专辑里，他有一首自传性质的歌曲《盲人影院》：“有一个孩子，九岁时失明/常年生活在盲人影院/从早到晚听着那些电影……”
周云蓬以前爱“看”央视六套的“佳片有约”，大多是译制片。他很喜欢伯格曼的《秋天奏鸣曲》和越南影片《恋恋三季》。他得意地说：“能靠听把电影听明白，需要多少想象力啊。”
不过现在他却几乎不听电影了，“没什么国语的电影，都是外语片。就连国语的也听不了，好不容易有个《疯狂的石头》，还是四川话，听不懂。而且现在的电影台词越来越少，像王家卫那种，半天说不了一句话。电影都拍成这样的，我就完了。”
新民谣
以前周云蓬他们只在酒吧演出，现在他们已经陆续在各地的大学、体育馆进行专场演出和举办民谣节之类的活动，今年他们还登上了北京迷笛音乐节的舞台。5月，周云蓬和小河、赵牧阳、吴虹飞等人刚刚在北大搞了一次新民谣的演出。“说不定不久以后就能上春晚了。”他开玩笑地说。
在演出时有一个听众问他：“你现在是不是从地下走到地上来了？”
“地表吧，说地上好像还没有，说地下也不那么合适。”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就是一支萝卜长出土来的过程。我就算不搞音乐，也不能老在地下待着啊，得出来看看。其实每个地层都有自己的圈子和生物链，用放大镜看一下都挺生动的。”
他在一首诗里这样写道：“我到处走，写诗唱歌，并非是想证明什么，只是喜欢这种生活，喜欢像水一样奔流激荡。我和命运是朋友……”
（袁 鹏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6月3日下午，圆明园附近的小院里传出悠扬而深沉的歌声。小院中聚满了人，核桃树叶子在微风与阳光中沙沙作响。
歌者戴着墨镜，长发及肩。在倾听现场听众提问时，他不是将目光投向你，而是把耳朵转过来找你。他是一个盲人。
他叫周云蓬。新民谣的代表人物之一。文章开头的歌就是他不久前推出的专辑《中国孩子》里的主打曲目。
旅行
“看不见了，就等于关掉了一条路，音乐就是我自己修的通向世界的路，”周云蓬说，“别人沿这条路给我送水送吃的来，我给他们送别的东西出去。”
1970年，周云蓬出生于辽宁。在一篇文章中，他这样回忆自己的童年：“9岁时，彻底失明。留在视觉中的最后印象是动物园里的大象用鼻子吹口琴。这大概是后来我弹琴写歌的最初动因。”
17岁，周云蓬瞒着父母一个人跑到了北京。“印象中那是个特别热的夏天，走两步就得买个冰棍儿。”这是他第一次独自出门旅行。这段经历给了他充足的信心，他发现“什么路都能走得到，不行就向人打听。”
1995年，周云蓬大学毕业，分配到一家色拉油厂工作，忍受了几个月他称之为“苟活”的日子后，辞掉工作，又一次来到北京，卖唱为生。
他住在圆明园——当时那里是流浪北京的文艺青年聚集的地方，只要天气不差，他一大早就出来在北大门外卖唱，常常一唱就是一天，“那时候卖唱比较新鲜，好的时候一天能有100多块钱。”
晚上回家，走在荒芜的圆明园里，稍有风吹草动心里就发毛，“因为看不见，所有的感觉都放大了。”
1995年年底，周云蓬去青岛大学演出，随后又去了上海、杭州。从此，他基本每隔一年都要远行一次，湖南、云南、西藏、宁夏、甘肃……每到一处，他都在当地住上一段时间，找个酒吧或茶馆演出维持生存，慢慢了解那里的生活。
“每次旅行对我而言就像是洗了次温泉浴，全身都通透舒服，心胸也变得开阔。”周云蓬笑着说，每次离开久了再回来，就觉得北京很多地方都还是不错的，很多人也是很可爱的。而且，旅行让他不会执着于什么人或什么地方，“不会觉得离开谁就活不下去了。”
2000年底，周云蓬只身踏上前往西藏的道路。在登上唐古拉山的那一刻，他留下豪言：“我是世界壮丽的伤口，伤口是我身上奔腾的河流。”
半路上他出现高原反应，在那曲下了车。在那曲的那几天他认识了藏族姑娘卓玛，卓玛给周云蓬找了家酒吧，他成了那里惟一的汉族歌手。“我在上面唱，底下一呼百应，他们最爱听林志炫的《单身情歌》和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
归途中，周云蓬把卓玛的电话号码弄丢了，和她失去了联系。卓玛永远留在了他写的《今夜》的诗句中：“我想起卓玛，那曲的草原宾馆，有牛粪的香气……”
在拉萨，他发现不少藏人消费特厉害，“要啤酒都是一箱一箱的，有的还特洋气，爱听英文歌，他们还知道《加州旅馆》呢。”
“西藏让人上瘾，去了还想去。”他今年还打算再去一次西藏，走川藏线进去。“旅行像吃饭、买房一样重要。而且很实在，能化成一种物质存在你身体里。”他说。
“人应该多一些情趣，有情趣你在北京街头也能发现各种有趣的事情，没情趣就是把你放在珠峰，你也会觉得这有啥啊，不就是一片白吗？那就没劲了。”
大多数情况下，他都能坦然面对黑暗中的生活，但总有些时刻令他不能释怀。比如旅途中看不到风景的时候。其它东西可以靠想象，但“你又不能摸出雪山有多高。”
家生活
周云蓬的家最近刚从香山搬到了宋庄。
他们的家有两间大屋子带一个宽敞的农家院，院子里种着香椿树、玉米和黄瓜，还拴着一条小白狗——是他们在路上捡来的。
他家的电脑没有显示器。键盘、音箱摆在书桌上，主机藏在下面。他在电脑上装了一个语音软件，可以把页面上的字读出来。他下载了不少电子书，有空就让软件读。
除了“听书”，“听电影”也曾是周云蓬最大的乐趣之一。在第一张专辑里，他有一首自传性质的歌曲《盲人影院》：“有一个孩子，九岁时失明/常年生活在盲人影院/从早到晚听着那些电影……”
周云蓬以前爱“看”央视六套的“佳片有约”，大多是译制片。他很喜欢伯格曼的《秋天奏鸣曲》和越南影片《恋恋三季》。他得意地说：“能靠听把电影听明白，需要多少想象力啊。”
不过现在他却几乎不听电影了，“没什么国语的电影，都是外语片。就连国语的也听不了，好不容易有个《疯狂的石头》，还是四川话，听不懂。而且现在的电影台词越来越少，像王家卫那种，半天说不了一句话。电影都拍成这样的，我就完了。”
新民谣
以前周云蓬他们只在酒吧演出，现在他们已经陆续在各地的大学、体育馆进行专场演出和举办民谣节之类的活动，今年他们还登上了北京迷笛音乐节的舞台。5月，周云蓬和小河、赵牧阳、吴虹飞等人刚刚在北大搞了一次新民谣的演出。“说不定不久以后就能上春晚了。”他开玩笑地说。
在演出时有一个听众问他：“你现在是不是从地下走到地上来了？”
“地表吧，说地上好像还没有，说地下也不那么合适。”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就是一支萝卜长出土来的过程。我就算不搞音乐，也不能老在地下待着啊，得出来看看。其实每个地层都有自己的圈子和生物链，用放大镜看一下都挺生动的。”
他在一首诗里这样写道：“我到处走，写诗唱歌，并非是想证明什么，只是喜欢这种生活，喜欢像水一样奔流激荡。我和命运是朋友……”
（袁 鹏摘自《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