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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及其之前的各种讲稿和谈话中（简单来说，就是“现象学的十年”时期）所构建的基础存在论具有极其丰实而复杂的思想资源，而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尤其是《尼各马可伦理学》）是其中格外突出的灵感源泉。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鉴于“友爱”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来看）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那么以这种伦理学或实践哲学为特殊源泉的基础存在论如何处理友爱问题？当然，这种提问方式可能会遭到一些诘难：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解读属于存在论的改造和挪用，而友爱问题属于伦理一政治领域，后者乃是存在者层次上的，那么其对友爱伦理的探究是否是一种“层次错移”？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占用属于创造性的诠释，不是对文本的全面系统解释，是否需要对其中的每一论题作出回应？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