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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面深入地理解编辑活动的科学内涵，须认清其精神生产本质，但编辑活动在马克思“全面生产”知识谱系中的确切定位却是一个理论难题。文章通过对精神生产主要类型和层次的逐层厘清指出，编辑活动突出地表现为一种广义的艺术生产活动。这种理解在不失精神生产一般原则的前提下，合理地兼容了编辑活动的科学理性特点，不仅显示了学理上的必然，也体现了结合当代社会语境的必需，达到了理论和事实的统一、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关键词】马克思 编辑活动 全面生产 艺术生产
【作者信息】李金正，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陈晓阳，重庆大学出版社副总编，编审，美学博士，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
在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理论背景下，编辑活动一般被理解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因相对于物质生产的重复性、机械性及其产品的物质实用性等特点来说，编辑活动显然具有创造性、个体性特点，且其成果也是主要体现为观念价值的精神文化产品，这当然更契合于精神生产的本质规定。但根据马克思的生产理论，精神生产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编辑活动究竟是什么性质和类型的精神生产？它与这些精神生产形式的内在统一性表现在哪里？学术界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却是比较模糊而笼统的。且随着信息时代和消费社会的来临，编辑活动的对象、环境及工作方式等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意义上对其精神生产特性的认识是否还具有合理性？这些都是需要重新审视和慎重对待的问题。
一、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及编辑活动理论定位的难题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到了精神生产问题，后来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论著中逐步将其发展为一套系统的理论。根据唯物史观，精神生产首先是一种受制于物质生产的人类生产方式。马克思指出：“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1]在此意义上，“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2]当然，精神生产也有其特殊的“文明要素的生产规律”，[3]因此这种“改造”或决定并不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而要经过诸如传统、社会结构等中介环节从总体上来最终决定。且精神生产也通过提供智力支持、价值观念、制度设计等反过来制约物质生产的结构和类型。从历史上来说，精神生产只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两种不同形式的分工的出现才真正独立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说：“分工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才开始真正成为分工。”[4]这种“真正的分工”在历史上一旦牢固确立，精神生产的特性便愈益凸显。这些特性包括观念性、无形性、自主性、自由性、创造性等等，这与物质生产的技术性、重复性、机械性等特点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外，精神生产的主体系统即知识分子显然有别于作为物质生产主体的工人和农民，且其劳动成果即精神产品也与物质劳动所造就的物质实用产品有着根本差异。
从以上论述尤其是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特征描述上来看，在学理上区分开两者似乎并不困难，因此按照这种区分来界定编辑活动主要是一种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活动，不会有太大争议。问题是宏观上的这两种区分，并不是马克思关于生产理论的全部。马克思的全部论著已表明，他关于生产的理论是一种“全面生产”的系统理论。所谓“全面生产”广义上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口生产（“种的繁衍”）3个组成部分。根据前述，既然编辑活动从根本上说不是物质生产（显然也不是人口生产），那么它便只能是精神生产，因此只有在精神生产的内在结构和类型上，才能寻找到其准确的理论定位。从基础编辑学视角看，也只有寻找到这样的理论定位，才能真正把握住编辑活动的科学内涵。
关于精神生产，马克思曾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5]马克思在这里对精神生产的描述显然被分成了两部分，因此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来说，精神生产“可分为自发意义上的精神生产即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生产和自觉意义上的精神生产即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社会意识形式的生产两个层次”。“自发”和“自觉”意味着生产实践是否被纳入人们有意识的理性的实践规划中来，且两者的重要性也有所不同：“随着社会的发展，自觉意义上的精神生产作为社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而成为精神生产的核心。”[6]但这种自觉的精神生产也不是铁板一块，又可细分为两个部分，即“理论的和艺术的两种方式。理论的方式主要是科学研究，即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来反映物质世界的基本规律……艺术的方式主要是艺术创作，即通过创作艺术形象的办法来反映客观世界，以达到个别和一般的统一”。[7]这种区分实际上正适于马克思关于作为精神生产特殊类型的“艺术生产”的提出。马克思“明确把‘艺术’当做一个‘精神生产部门’，把‘各种科学和艺术的生产’列入非物质生产即‘精神生产领域’”。[8]可见，自觉的精神生产可区分为理论/科学/理性的生产和艺术/创作/形象的生产两种类型，这当然也是一种相对宏观意义上的区分，其分别对应于人的理性和感性或心智与情感两种不同的精神活动方式。在实际的研究中后者又被进一步区分：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以往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也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9]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将艺术和“生产规律”联系起来，这里的艺术生产一方面受到“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另一方面当然也是“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10]因此是体现艺术创作规律二重性的狭义的艺术生产；后来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进一步指出：“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前者指“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通过这种交换，劳动的生产条件和一般价值即货币或商品，才转化为资本”。[11]马克思举例说：“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5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12]这是因为后者隶属于一定的资本关系，能够产生剩余价值。此种意义上的艺术生产显然富有工厂化操作的意味，本质上是一种“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就偏离了艺术创作的自律性，因此属于广义的艺术生产。 二、编辑活动是一种广义的艺术生产活动
要准确把握编辑活动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方式的科学内涵，首先需对其作准确的理论定位。这就需对编辑活动从精神生产的主要表现类型和层次上作逐次的厘清和确证。
首先，编辑活动不是一种自发的精神生产活动，而是一种自觉的理性的生产活动。其次，编辑活动就其最根本的特点来说，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或理论的生产活动。主要表现在：第一，主体不同。科学和理论活动的主体是科学家和理论家，且主要是个体的思维创造活动，而编辑活动则是以各类编辑为主体的分工不同、协同作业的群体活动。第二，方法目的不同。前者通过理性思辨和科学实证来寻求事物的规律和本质，后者则根据一定的技术、语言和艺术标准，并结合市场需求对文本进行操作加工，以便满足读者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第三，过程不同。前者需要大量的资料文献和缜密的理论思考，后者则要遵循一定的行业规范，借此将编辑文本纳入特定的指标规范体系。第四，结果不同。前者的产品为专著、论文、专利等等科学成果，后者则对这些成果进行规范整理，以形成各种形态的编辑产品即出版物。此外，在材料、对象等方面二者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总之，编辑活动虽具有严密的过程体系，但主要不是严格的科学生产，不是寻求真理的活动，虽然它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对通过符号凝定下来的科学真理进行文本加工，以便形成宜于人们接受的载体形式。
那么，编辑活动是否艺术生产活动呢？首先，编辑活动显然不是狭义的艺术生产活动。其区别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艺术生产是情感的符号化和形式化过程，而编辑活动则对这种符号形式进行理性的再加工；其二，艺术产品的符号体系是无待于外、自我指涉的独立系统，它没有明确的外在对应性，更没有直接的商业目的，而编辑产品作为符号系统需考虑外在对应关系，尤其是特定的读者需求，往往要求有明确的市场定位。
这样一来，编辑活动便只能是广义的艺术生产活动了。这一点依然可按照科学生产与编辑活动之间差异的4个主要方面来进行比较。
首先，主体方面。广义的艺术生产比如作为其典型代表的电影艺术的制作团队包括导演、编剧、演员、视觉总监、摄影师、特技师、后期制作等等，电影生产的过程就是这些创作成员集体协作的过程，这与编辑活动的分工协作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二者甚至可做类比：编辑系统中的主编就是文本的导演，策划编辑是编剧，文字编辑是演员，文本设计是特技师和视觉总监等等。可见，在主体系统方面，编辑活动显然更接近于电影艺术的制作团队，二者与科学活动的科学家和理论家具有显著差异。
其次，方法目的方面。依然以电影艺术为例，电影的主要制作方法是蒙太奇，即镜头分割和组接技术，文本编辑也如此。如封面设计的构图和色彩、文案制作的表达重心、内容编排的“议程设置”等等，从里到外无不遵照了结构要素的最优化拼接和布局原则，这一点在图文并茂的网络编辑过程中更为明显。且目的也与电影制作一样，都是对一定的内容通过技术和艺术加工来满足特定市场的接受需求，以求得市场价值的最大化。这显然迥异于科学生产的理性思维和理论创新活动。
再次，过程方面。无论是电影制作过程还是编辑流程都要经过选题策划、市场调查、加工制作、后期剪辑、市场投放等几个环节，只是在性质、规模和侧重点等方面各有不同罢了。
最后，结果方面。最终敲定的电影制成品和编辑出版物都被纳入一定的指标规范体系才可投放到市场，接受文化大众的鉴赏和品评。这与科学活动的非直接功利性和小圈子交流特点明显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从以上几方面的类比不难看出，编辑活动在电影制作的整个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几乎贯穿了从策划到编剧再到后期制作的全过程。这其实不足为奇。因为首先影视编辑不仅有其名而且在影视行业的实际业务职能中也确有其实；其次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编辑产品本质上都是文化产品，它们是广义的“艺术”，其成品也都是文化出版物。可见，所有的文化产品都须经由编辑环节才能真正来到读者大众的接受视野。这就进一步说明，编辑环节是艺术生产过程的必经环节，编辑活动是一种广义的艺术生产活动。
当然，强调编辑活动是一种广义的艺术生产，主要是凸显了其创新性、个体性、观念性、艺术性以及编辑过程的工艺性等特点和产品的美学价值，这显然并没有脱离其作为精神生产的基本前提，甚至也并没有否认其科学理性特点，相反，这种理解恰恰意味着：编辑活动始终是一个理性过程，其规范体系也是严密的科学的系统。认为编辑活动具有广义的艺术和审美特性其科学严密的特性便不得不被排斥，这是一个思维上的误区。两者事实上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美学对此作了最好的解释。
马克思曾指出，以往的哲学都在解释世界，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这个标志性的口号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任务，并由此赋予其以实践的品格。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也是实践美学。根据实践美学，所谓“美”就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真和善的统一”“必然和自由的统一”，这也就是通过科学研究掌握必然规律并将这种必然性自由运用的统一。换言之，只有将必然规律发挥到自由运用的境界，才是真正的美的境界。正是在此意义上，实践美学家李泽厚才盛赞孔子所谓的“随心所欲不逾矩”，认为它体现了理性规范和运用实践的最佳结合的典范。[13]精神生产作为一种实践形式当然也是如此。事实上，精神生产实践中的科学性恰表现为艺术的形式：艺术的主要形式规律，比如黄金分割点、蛇形曲线等等本身就是严密的科学。因此，强调艺术性恰恰是包含科学性，而不是对它的舍弃。这也就是说，强调艺术生产本身就已包含了科学生产的基本方面，认为编辑活动主要是一种广义的艺术生产，并没有否定它本身所包含的科学理性的性质和特点。
更重要的是，将编辑活动理解为一种广义的艺术生产不仅是理论上的必然，而且也是事实上的必须：在审美和艺术极度泛化和生活化的当前语境下，如果不充分考虑编辑活动的美学特点，必然不能打造出真正为读者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编辑产品。 首先，从客体—接受对象的角度来看，轰轰烈烈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已渗透到生活世界的细枝末节，正如英国学者阿伯克隆比所说：“如今艺术与日常生活加以区分的概念正在消解……人们也在将自己的生活转变为某种审美规划，旨在从他们的服饰、外观、家居物品中营造出某种一致的风格。日常生活审美化也许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亦即人们把自己以及他们周遭环境看做是艺术的对象。”[14]人们既然已把“自己以及他们周遭环境”看做审美对象，那么作为文化产品的出版物，如果不具有独创性、缺乏艺术气质，当然不会被读者大众真正接受。
其次，从主体—接受方式的角度来看，这种审美化已延伸到了读者的整个阅读过程，阅读的审美化已成为当代读者最典型的接受方式。尤其在当前的消费社会语境下，由于出版行业的产能过剩，整个市场不断呈现出波德里亚所说的“物的惊人的过剩堆积”，[15]读者的选择空间日趋自由和多元，这就使得他们的接受品位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细致，对出版物外观价值的要求也更高、更挑剔。面对这样的读者趣味，出版物的审美化势在必然。反过来说，出版物的审美化也可成为读者消费和购买的重要前导：“就绝大部分情形来说，编辑成品对读者的吸引力首先来自于其美学外观，比如装帧、设计、形态、开本、色彩等等，也就是说，非功利性的审美活动（随便逛逛或浏览）是转化为功利性的购买实践（关注或付费购买）的重要契机。”[16]当代读者的这种审美化的阅读和购买方式也决定了编辑过程须充分考虑艺术加工的重要性。
以上这两点从客体—对象和读者—接受方式的角度正说明，将编辑活动理解为广义的艺术生产，对于眼下的整个编辑出版行业来说，已是大势所趋。事实上，既考虑理论上的必然，也兼顾当代社会语境的必须，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真正达到了理论和事实的统一、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三、编辑活动作为广义的艺术生产的主要表现
上文指出，编辑活动是一种广义的艺术生产活动，主要基于其几个基本层面所作的理论上的逻辑论证，为进一步确证编辑活动的艺术和审美特点，还需着眼于整个编辑过程来做进一步的事实论证。一般来说，编辑过程可划分为策划编辑、文字编辑、设计编辑3个环节。只有这3个环节都被艺术和审美的元素深深介入和制约，才能说明编辑活动事实上是一种广义的艺术生产活动。
先看策划编辑环节。相对于其他环节来说，策划编辑是最具独创性特点的编辑环节。这种独创性正是艺术生产活动最重要的特征。这一点在与物质生产的对比中可以明显看出。“物质生产不具有创造性， 因为它是一种重复性的劳动，而重复性的劳动所包含的信息量很小。”[17]物质生产的对象是实体性的，且其生产方式也主要是物理的加工，因此它不包含也不需要巨量信息，其最终产品也没有显著个性风格的可无限重复的物质产品。但作为精神生产方式的艺术生产则不同：一方面艺术生产面对的是一个精神对象，或必须从精神上去面对的对象；另一方面，还要对该对象进行观念性的提炼、改造和加工，这两个方面显然都需要大量的信息。而相对于实体来说，信息最大特点就是不确定性、流动性和易变性，这就需要主体投入创造性的思维去把握这些信息，其成果因此也是风格各异的创造物。这一点完全适用于策划编辑活动。且策划编辑最重要的特点超前性——不仅策划选题要超于其他编者同行之前，这项工作本身也在具体的创作文本之先——更意味着须面对并提炼大量不确定性信息，策划编辑因此完全可以将编者自身的经验知识和审美趣味融入整个编辑过程中来，使该过程更多地注入其个体性风格特征，并最终形成充满个性气质的创造物。这种创造过程正是广义的艺术创造活动的重要表现。
再看文字编辑。文字编辑指的是编者对文本语言秩序的整理、润饰、编排、审定等工作，这是一番披沙拣金、剖璞显玉的工夫。这番工夫并不仅仅是学力问题，也是“对编辑鉴审、鉴识、鉴赏的综合检验。学力不到难以识别孰为沙孰为金。同时……如无艺术功力，则纵然学力足以分辨科学上的金与沙，却未必可以分辨艺术上的金与沙”。[18足见在文字编辑工作中艺术鉴赏能力的重要性，这也体现了编辑过程艺术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文字编辑活动由于要充分考虑价值交换因素，其活动本身也被注入了大量的艺术和美学的因素。如一本书由于封面文案一个关键字的出错而毁于一旦；相反，一个关键字的妙用，则可为整本书添色增光，打开销路。虽然文字加工未必如古诗人“吟安一个字，捻段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那般的“推敲”“苦吟”工夫，却也不得不向其着意“点铁成金”“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抱以赞许和追慕。事实上，在消费主义的穷追猛打之下，文字编辑有时难免要标新立异、语出雷人，这也就是所谓“标题党”横空出世的原因之所在。文字编辑活动中的润饰丹彩、辩理辞章工作也无不见证着丰富的美学内涵。所有这些都可用郑板桥的那句名诗“删繁就简三秋树，立异标新二月花”。文字编辑就是将芜杂繁乱的作者原稿改造成或简淡或新异的“三秋树”“二月花”的艺术生产过程。
最后，设计编辑。这一环节与审美和艺术最为相关。虽然设计编辑和文字编辑一样并不是原创性活动，相对而言，已较多地脱开了具体的内容细节，只需将文本看做感性整体来直观地把握就可以创构出一处文化“景观”（德波），或一套文本的“嫁衣”。因此，编辑设计虽不至于天马行空、无复依傍，却也为编辑个性风格的展示洞开了敞亮的空间。风格成熟的设计编辑往往见书如面，这正是其个性特点的文本再现。
从另一角度看，设计编辑又可分为版式设计和封面设计两种。前者，是通过对幅面、版芯、字体、字号、边距、页眉、页脚、页码以及插图、表格等的调理和整合来组构一种平面艺术图案；后者，“现代封面设计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审美天地，它既注重实用、经济、美观的装帧原则，又充分考虑书籍科学性、审美性、竞争性；既有精神内涵，又具有审美功能的相对独立性”。[19]无论是哪种设计，都是艺术生产和创造的过程。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读者对出版物内容和价值的关注，主要是通过浏览查询的方式来完成的，在此，出版物的整体设计往往事关重大，需巧妙细心安排，甚至要大量借用上述所谓的“蒙太奇”手法，以达到最优化的视觉效果。当代出版行业对出版物形式规则的这种完美化追求，已近乎一种结构严密的空间陈列艺术。一本小小的出版物其实与专卖店甚至超级市场里的庞大的“视觉陈列”并无二致：在结构、布局、编目、色泽、形状、尺寸、类属等方面，无不是遵循了理性秩序与视觉效果相统一的原则。甚至可以说，一本书就是一个微型的超级市场，须通过一系列的秩序化和艺术化的安排，将产品内在价值充分外化，完美地呈现出来，才能达到吸引读者关注的目的。这当然也是一种精巧细致的艺术生产活动。 四、强调编辑活动作为广义的艺术生产的重要意义
首先，有益于推动基础编辑学的研究进展。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理论背景下，基础编辑学理论研究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从学理上厘清编辑活动的精神生产本质的问题。长期以来，编辑学界对编辑活动的理解一直停留在宽泛而笼统的精神生产层面上，而没有对精神生产的内部结构和层次作进一步的深究。本文在马克思全面生产的理论谱系中将编辑活动定位为一种能够包含科学和理性精神的广义的艺术生产活动，实质上是将其纳入更广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来，学理上突出强调了编辑活动的艺术性、文化性、科学性、商业性等多重特点，这些特征的界定对于基础编辑学的研究有一定的拓展和推动作用。
其次，体现了编辑出版行业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出版行业的社会环境、产业结构、生产能力、技术条件以及读者的阅读趣味等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随着新媒体技术对美学和艺术元素的大规模借用和向生活世界的无微不至的渗透、扩张，读者的阅读趣味、习惯、风格等等也都因之与传统模式形成了显著差异。这样的语境下，编辑出版行业需要与时俱进，推动整体的结构转型和优化升级。正因于此，在不失一般性原则的前提下，重新思考和定位编辑活动的精神生产特质，也正是从学理上回应了时代的新要求，这将有裨益于整个行业的良性持续发展。反过来说，强调编辑活动的广义的艺术生产特质，也是对编辑出版行业的一种规范和要求，这不仅意味着要求整个行业技术的改进，价值观念的提升，也意味着从业者职业素养的新突破和新变化。
最后，强调了编辑出版的人文精神和责任担当意识。从人文精神的角度来说，科学技术由于研究主体的自我无涉性和价值中立的本质，无法为人们提供确切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因此在精神生产的结构层次中，只有强调编辑活动的精神性、审美性和文化性的品格，并将科技理性统一于这种品格之中，才能为其寻找到准确合理的理论定位。出版行业显然不只是价值无涉的技术操作系统，同时还担负着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引领和提升大众品位的重任，只有从学理上强调编辑活动的美学和价值内涵，提高其文化品位，才能在实践上落实为对行业的要求、对从业者的要求和对出版物的要求。这样的定位不仅体现了上述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更体现了新的历史语境下行业规范和价值担当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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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杨秦予. 编辑在图书物化生产中的审美创造[J]. 郑州大学学报，2009（6）：178.
【关键词】马克思 编辑活动 全面生产 艺术生产
【作者信息】李金正，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陈晓阳，重庆大学出版社副总编，编审，美学博士，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
在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理论背景下，编辑活动一般被理解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因相对于物质生产的重复性、机械性及其产品的物质实用性等特点来说，编辑活动显然具有创造性、个体性特点，且其成果也是主要体现为观念价值的精神文化产品，这当然更契合于精神生产的本质规定。但根据马克思的生产理论，精神生产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编辑活动究竟是什么性质和类型的精神生产？它与这些精神生产形式的内在统一性表现在哪里？学术界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却是比较模糊而笼统的。且随着信息时代和消费社会的来临，编辑活动的对象、环境及工作方式等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意义上对其精神生产特性的认识是否还具有合理性？这些都是需要重新审视和慎重对待的问题。
一、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及编辑活动理论定位的难题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到了精神生产问题，后来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论著中逐步将其发展为一套系统的理论。根据唯物史观，精神生产首先是一种受制于物质生产的人类生产方式。马克思指出：“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1]在此意义上，“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2]当然，精神生产也有其特殊的“文明要素的生产规律”，[3]因此这种“改造”或决定并不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而要经过诸如传统、社会结构等中介环节从总体上来最终决定。且精神生产也通过提供智力支持、价值观念、制度设计等反过来制约物质生产的结构和类型。从历史上来说，精神生产只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两种不同形式的分工的出现才真正独立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说：“分工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才开始真正成为分工。”[4]这种“真正的分工”在历史上一旦牢固确立，精神生产的特性便愈益凸显。这些特性包括观念性、无形性、自主性、自由性、创造性等等，这与物质生产的技术性、重复性、机械性等特点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外，精神生产的主体系统即知识分子显然有别于作为物质生产主体的工人和农民，且其劳动成果即精神产品也与物质劳动所造就的物质实用产品有着根本差异。
从以上论述尤其是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特征描述上来看，在学理上区分开两者似乎并不困难，因此按照这种区分来界定编辑活动主要是一种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活动，不会有太大争议。问题是宏观上的这两种区分，并不是马克思关于生产理论的全部。马克思的全部论著已表明，他关于生产的理论是一种“全面生产”的系统理论。所谓“全面生产”广义上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口生产（“种的繁衍”）3个组成部分。根据前述，既然编辑活动从根本上说不是物质生产（显然也不是人口生产），那么它便只能是精神生产，因此只有在精神生产的内在结构和类型上，才能寻找到其准确的理论定位。从基础编辑学视角看，也只有寻找到这样的理论定位，才能真正把握住编辑活动的科学内涵。
关于精神生产，马克思曾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5]马克思在这里对精神生产的描述显然被分成了两部分，因此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来说，精神生产“可分为自发意义上的精神生产即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生产和自觉意义上的精神生产即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社会意识形式的生产两个层次”。“自发”和“自觉”意味着生产实践是否被纳入人们有意识的理性的实践规划中来，且两者的重要性也有所不同：“随着社会的发展，自觉意义上的精神生产作为社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而成为精神生产的核心。”[6]但这种自觉的精神生产也不是铁板一块，又可细分为两个部分，即“理论的和艺术的两种方式。理论的方式主要是科学研究，即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来反映物质世界的基本规律……艺术的方式主要是艺术创作，即通过创作艺术形象的办法来反映客观世界，以达到个别和一般的统一”。[7]这种区分实际上正适于马克思关于作为精神生产特殊类型的“艺术生产”的提出。马克思“明确把‘艺术’当做一个‘精神生产部门’，把‘各种科学和艺术的生产’列入非物质生产即‘精神生产领域’”。[8]可见，自觉的精神生产可区分为理论/科学/理性的生产和艺术/创作/形象的生产两种类型，这当然也是一种相对宏观意义上的区分，其分别对应于人的理性和感性或心智与情感两种不同的精神活动方式。在实际的研究中后者又被进一步区分：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以往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也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9]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将艺术和“生产规律”联系起来，这里的艺术生产一方面受到“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另一方面当然也是“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10]因此是体现艺术创作规律二重性的狭义的艺术生产；后来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进一步指出：“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前者指“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通过这种交换，劳动的生产条件和一般价值即货币或商品，才转化为资本”。[11]马克思举例说：“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5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12]这是因为后者隶属于一定的资本关系，能够产生剩余价值。此种意义上的艺术生产显然富有工厂化操作的意味，本质上是一种“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就偏离了艺术创作的自律性，因此属于广义的艺术生产。 二、编辑活动是一种广义的艺术生产活动
要准确把握编辑活动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方式的科学内涵，首先需对其作准确的理论定位。这就需对编辑活动从精神生产的主要表现类型和层次上作逐次的厘清和确证。
首先，编辑活动不是一种自发的精神生产活动，而是一种自觉的理性的生产活动。其次，编辑活动就其最根本的特点来说，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或理论的生产活动。主要表现在：第一，主体不同。科学和理论活动的主体是科学家和理论家，且主要是个体的思维创造活动，而编辑活动则是以各类编辑为主体的分工不同、协同作业的群体活动。第二，方法目的不同。前者通过理性思辨和科学实证来寻求事物的规律和本质，后者则根据一定的技术、语言和艺术标准，并结合市场需求对文本进行操作加工，以便满足读者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第三，过程不同。前者需要大量的资料文献和缜密的理论思考，后者则要遵循一定的行业规范，借此将编辑文本纳入特定的指标规范体系。第四，结果不同。前者的产品为专著、论文、专利等等科学成果，后者则对这些成果进行规范整理，以形成各种形态的编辑产品即出版物。此外，在材料、对象等方面二者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总之，编辑活动虽具有严密的过程体系，但主要不是严格的科学生产，不是寻求真理的活动，虽然它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对通过符号凝定下来的科学真理进行文本加工，以便形成宜于人们接受的载体形式。
那么，编辑活动是否艺术生产活动呢？首先，编辑活动显然不是狭义的艺术生产活动。其区别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艺术生产是情感的符号化和形式化过程，而编辑活动则对这种符号形式进行理性的再加工；其二，艺术产品的符号体系是无待于外、自我指涉的独立系统，它没有明确的外在对应性，更没有直接的商业目的，而编辑产品作为符号系统需考虑外在对应关系，尤其是特定的读者需求，往往要求有明确的市场定位。
这样一来，编辑活动便只能是广义的艺术生产活动了。这一点依然可按照科学生产与编辑活动之间差异的4个主要方面来进行比较。
首先，主体方面。广义的艺术生产比如作为其典型代表的电影艺术的制作团队包括导演、编剧、演员、视觉总监、摄影师、特技师、后期制作等等，电影生产的过程就是这些创作成员集体协作的过程，这与编辑活动的分工协作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二者甚至可做类比：编辑系统中的主编就是文本的导演，策划编辑是编剧，文字编辑是演员，文本设计是特技师和视觉总监等等。可见，在主体系统方面，编辑活动显然更接近于电影艺术的制作团队，二者与科学活动的科学家和理论家具有显著差异。
其次，方法目的方面。依然以电影艺术为例，电影的主要制作方法是蒙太奇，即镜头分割和组接技术，文本编辑也如此。如封面设计的构图和色彩、文案制作的表达重心、内容编排的“议程设置”等等，从里到外无不遵照了结构要素的最优化拼接和布局原则，这一点在图文并茂的网络编辑过程中更为明显。且目的也与电影制作一样，都是对一定的内容通过技术和艺术加工来满足特定市场的接受需求，以求得市场价值的最大化。这显然迥异于科学生产的理性思维和理论创新活动。
再次，过程方面。无论是电影制作过程还是编辑流程都要经过选题策划、市场调查、加工制作、后期剪辑、市场投放等几个环节，只是在性质、规模和侧重点等方面各有不同罢了。
最后，结果方面。最终敲定的电影制成品和编辑出版物都被纳入一定的指标规范体系才可投放到市场，接受文化大众的鉴赏和品评。这与科学活动的非直接功利性和小圈子交流特点明显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从以上几方面的类比不难看出，编辑活动在电影制作的整个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几乎贯穿了从策划到编剧再到后期制作的全过程。这其实不足为奇。因为首先影视编辑不仅有其名而且在影视行业的实际业务职能中也确有其实；其次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编辑产品本质上都是文化产品，它们是广义的“艺术”，其成品也都是文化出版物。可见，所有的文化产品都须经由编辑环节才能真正来到读者大众的接受视野。这就进一步说明，编辑环节是艺术生产过程的必经环节，编辑活动是一种广义的艺术生产活动。
当然，强调编辑活动是一种广义的艺术生产，主要是凸显了其创新性、个体性、观念性、艺术性以及编辑过程的工艺性等特点和产品的美学价值，这显然并没有脱离其作为精神生产的基本前提，甚至也并没有否认其科学理性特点，相反，这种理解恰恰意味着：编辑活动始终是一个理性过程，其规范体系也是严密的科学的系统。认为编辑活动具有广义的艺术和审美特性其科学严密的特性便不得不被排斥，这是一个思维上的误区。两者事实上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美学对此作了最好的解释。
马克思曾指出，以往的哲学都在解释世界，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这个标志性的口号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任务，并由此赋予其以实践的品格。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也是实践美学。根据实践美学，所谓“美”就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真和善的统一”“必然和自由的统一”，这也就是通过科学研究掌握必然规律并将这种必然性自由运用的统一。换言之，只有将必然规律发挥到自由运用的境界，才是真正的美的境界。正是在此意义上，实践美学家李泽厚才盛赞孔子所谓的“随心所欲不逾矩”，认为它体现了理性规范和运用实践的最佳结合的典范。[13]精神生产作为一种实践形式当然也是如此。事实上，精神生产实践中的科学性恰表现为艺术的形式：艺术的主要形式规律，比如黄金分割点、蛇形曲线等等本身就是严密的科学。因此，强调艺术性恰恰是包含科学性，而不是对它的舍弃。这也就是说，强调艺术生产本身就已包含了科学生产的基本方面，认为编辑活动主要是一种广义的艺术生产，并没有否定它本身所包含的科学理性的性质和特点。
更重要的是，将编辑活动理解为一种广义的艺术生产不仅是理论上的必然，而且也是事实上的必须：在审美和艺术极度泛化和生活化的当前语境下，如果不充分考虑编辑活动的美学特点，必然不能打造出真正为读者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编辑产品。 首先，从客体—接受对象的角度来看，轰轰烈烈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已渗透到生活世界的细枝末节，正如英国学者阿伯克隆比所说：“如今艺术与日常生活加以区分的概念正在消解……人们也在将自己的生活转变为某种审美规划，旨在从他们的服饰、外观、家居物品中营造出某种一致的风格。日常生活审美化也许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亦即人们把自己以及他们周遭环境看做是艺术的对象。”[14]人们既然已把“自己以及他们周遭环境”看做审美对象，那么作为文化产品的出版物，如果不具有独创性、缺乏艺术气质，当然不会被读者大众真正接受。
其次，从主体—接受方式的角度来看，这种审美化已延伸到了读者的整个阅读过程，阅读的审美化已成为当代读者最典型的接受方式。尤其在当前的消费社会语境下，由于出版行业的产能过剩，整个市场不断呈现出波德里亚所说的“物的惊人的过剩堆积”，[15]读者的选择空间日趋自由和多元，这就使得他们的接受品位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细致，对出版物外观价值的要求也更高、更挑剔。面对这样的读者趣味，出版物的审美化势在必然。反过来说，出版物的审美化也可成为读者消费和购买的重要前导：“就绝大部分情形来说，编辑成品对读者的吸引力首先来自于其美学外观，比如装帧、设计、形态、开本、色彩等等，也就是说，非功利性的审美活动（随便逛逛或浏览）是转化为功利性的购买实践（关注或付费购买）的重要契机。”[16]当代读者的这种审美化的阅读和购买方式也决定了编辑过程须充分考虑艺术加工的重要性。
以上这两点从客体—对象和读者—接受方式的角度正说明，将编辑活动理解为广义的艺术生产，对于眼下的整个编辑出版行业来说，已是大势所趋。事实上，既考虑理论上的必然，也兼顾当代社会语境的必须，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真正达到了理论和事实的统一、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三、编辑活动作为广义的艺术生产的主要表现
上文指出，编辑活动是一种广义的艺术生产活动，主要基于其几个基本层面所作的理论上的逻辑论证，为进一步确证编辑活动的艺术和审美特点，还需着眼于整个编辑过程来做进一步的事实论证。一般来说，编辑过程可划分为策划编辑、文字编辑、设计编辑3个环节。只有这3个环节都被艺术和审美的元素深深介入和制约，才能说明编辑活动事实上是一种广义的艺术生产活动。
先看策划编辑环节。相对于其他环节来说，策划编辑是最具独创性特点的编辑环节。这种独创性正是艺术生产活动最重要的特征。这一点在与物质生产的对比中可以明显看出。“物质生产不具有创造性， 因为它是一种重复性的劳动，而重复性的劳动所包含的信息量很小。”[17]物质生产的对象是实体性的，且其生产方式也主要是物理的加工，因此它不包含也不需要巨量信息，其最终产品也没有显著个性风格的可无限重复的物质产品。但作为精神生产方式的艺术生产则不同：一方面艺术生产面对的是一个精神对象，或必须从精神上去面对的对象；另一方面，还要对该对象进行观念性的提炼、改造和加工，这两个方面显然都需要大量的信息。而相对于实体来说，信息最大特点就是不确定性、流动性和易变性，这就需要主体投入创造性的思维去把握这些信息，其成果因此也是风格各异的创造物。这一点完全适用于策划编辑活动。且策划编辑最重要的特点超前性——不仅策划选题要超于其他编者同行之前，这项工作本身也在具体的创作文本之先——更意味着须面对并提炼大量不确定性信息，策划编辑因此完全可以将编者自身的经验知识和审美趣味融入整个编辑过程中来，使该过程更多地注入其个体性风格特征，并最终形成充满个性气质的创造物。这种创造过程正是广义的艺术创造活动的重要表现。
再看文字编辑。文字编辑指的是编者对文本语言秩序的整理、润饰、编排、审定等工作，这是一番披沙拣金、剖璞显玉的工夫。这番工夫并不仅仅是学力问题，也是“对编辑鉴审、鉴识、鉴赏的综合检验。学力不到难以识别孰为沙孰为金。同时……如无艺术功力，则纵然学力足以分辨科学上的金与沙，却未必可以分辨艺术上的金与沙”。[18足见在文字编辑工作中艺术鉴赏能力的重要性，这也体现了编辑过程艺术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文字编辑活动由于要充分考虑价值交换因素，其活动本身也被注入了大量的艺术和美学的因素。如一本书由于封面文案一个关键字的出错而毁于一旦；相反，一个关键字的妙用，则可为整本书添色增光，打开销路。虽然文字加工未必如古诗人“吟安一个字，捻段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那般的“推敲”“苦吟”工夫，却也不得不向其着意“点铁成金”“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抱以赞许和追慕。事实上，在消费主义的穷追猛打之下，文字编辑有时难免要标新立异、语出雷人，这也就是所谓“标题党”横空出世的原因之所在。文字编辑活动中的润饰丹彩、辩理辞章工作也无不见证着丰富的美学内涵。所有这些都可用郑板桥的那句名诗“删繁就简三秋树，立异标新二月花”。文字编辑就是将芜杂繁乱的作者原稿改造成或简淡或新异的“三秋树”“二月花”的艺术生产过程。
最后，设计编辑。这一环节与审美和艺术最为相关。虽然设计编辑和文字编辑一样并不是原创性活动，相对而言，已较多地脱开了具体的内容细节，只需将文本看做感性整体来直观地把握就可以创构出一处文化“景观”（德波），或一套文本的“嫁衣”。因此，编辑设计虽不至于天马行空、无复依傍，却也为编辑个性风格的展示洞开了敞亮的空间。风格成熟的设计编辑往往见书如面，这正是其个性特点的文本再现。
从另一角度看，设计编辑又可分为版式设计和封面设计两种。前者，是通过对幅面、版芯、字体、字号、边距、页眉、页脚、页码以及插图、表格等的调理和整合来组构一种平面艺术图案；后者，“现代封面设计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审美天地，它既注重实用、经济、美观的装帧原则，又充分考虑书籍科学性、审美性、竞争性；既有精神内涵，又具有审美功能的相对独立性”。[19]无论是哪种设计，都是艺术生产和创造的过程。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读者对出版物内容和价值的关注，主要是通过浏览查询的方式来完成的，在此，出版物的整体设计往往事关重大，需巧妙细心安排，甚至要大量借用上述所谓的“蒙太奇”手法，以达到最优化的视觉效果。当代出版行业对出版物形式规则的这种完美化追求，已近乎一种结构严密的空间陈列艺术。一本小小的出版物其实与专卖店甚至超级市场里的庞大的“视觉陈列”并无二致：在结构、布局、编目、色泽、形状、尺寸、类属等方面，无不是遵循了理性秩序与视觉效果相统一的原则。甚至可以说，一本书就是一个微型的超级市场，须通过一系列的秩序化和艺术化的安排，将产品内在价值充分外化，完美地呈现出来，才能达到吸引读者关注的目的。这当然也是一种精巧细致的艺术生产活动。 四、强调编辑活动作为广义的艺术生产的重要意义
首先，有益于推动基础编辑学的研究进展。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理论背景下，基础编辑学理论研究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从学理上厘清编辑活动的精神生产本质的问题。长期以来，编辑学界对编辑活动的理解一直停留在宽泛而笼统的精神生产层面上，而没有对精神生产的内部结构和层次作进一步的深究。本文在马克思全面生产的理论谱系中将编辑活动定位为一种能够包含科学和理性精神的广义的艺术生产活动，实质上是将其纳入更广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来，学理上突出强调了编辑活动的艺术性、文化性、科学性、商业性等多重特点，这些特征的界定对于基础编辑学的研究有一定的拓展和推动作用。
其次，体现了编辑出版行业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出版行业的社会环境、产业结构、生产能力、技术条件以及读者的阅读趣味等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随着新媒体技术对美学和艺术元素的大规模借用和向生活世界的无微不至的渗透、扩张，读者的阅读趣味、习惯、风格等等也都因之与传统模式形成了显著差异。这样的语境下，编辑出版行业需要与时俱进，推动整体的结构转型和优化升级。正因于此，在不失一般性原则的前提下，重新思考和定位编辑活动的精神生产特质，也正是从学理上回应了时代的新要求，这将有裨益于整个行业的良性持续发展。反过来说，强调编辑活动的广义的艺术生产特质，也是对编辑出版行业的一种规范和要求，这不仅意味着要求整个行业技术的改进，价值观念的提升，也意味着从业者职业素养的新突破和新变化。
最后，强调了编辑出版的人文精神和责任担当意识。从人文精神的角度来说，科学技术由于研究主体的自我无涉性和价值中立的本质，无法为人们提供确切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因此在精神生产的结构层次中，只有强调编辑活动的精神性、审美性和文化性的品格，并将科技理性统一于这种品格之中，才能为其寻找到准确合理的理论定位。出版行业显然不只是价值无涉的技术操作系统，同时还担负着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引领和提升大众品位的重任，只有从学理上强调编辑活动的美学和价值内涵，提高其文化品位，才能在实践上落实为对行业的要求、对从业者的要求和对出版物的要求。这样的定位不仅体现了上述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更体现了新的历史语境下行业规范和价值担当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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