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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的所有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物资的丰富程度，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中国经济的崛起导致中国现实的贸易能力、生产能力对美国产生了威胁，进而引发了中美贸易摩擦，甚至是中美贸易战。本文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以历史为背景入手，探讨中美贸易战的内在原因、根本原因，并且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 唯物史观 中美贸易 问题探究
一、中美贸易战的历史背景和内在原因
（一）、中国经济科技的崛起
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认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生产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过来作用生产力。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使我们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生产力的发展是无法跨越的。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存在着先天的不足，邓小平把这个根资本主义相比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虽然我们已经建立起了先进的生产关系，但生产力发展比较落后这个特定的阶段并不能随着生产关系的建立而自动跨越。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相适应的时候，就需要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这种调整正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改革。社会改革的首要作用就是巩固和完善现有的社会制度以使其持续存在。改革实践的发展，同时会推动人们思想的变化，破旧立新就成为习惯，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也是社会改革的必然结果。而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就是在坚持生产力水平为根本点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关系的调整，具体地说就是实现各方面体制的变革，使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相适应，进而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就像邓小平所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1980年后，邓小平同志启动了改革开放战略，中国重新融入到世界生产分工和制造业体系中。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心是对以美国、欧洲、日本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开放，核心是引进其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和体制模式来发展中国经济。中国对内改革即市场化改革，本质上是借鉴、引进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因为自身认清历史形势，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和时机，敢于变革，推动国家向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而有美国学者白邦瑞大放厥词，在其出版的著作《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中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正按照100年秘密的“马拉松”计划稳步推进，意在2049年取代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此书一出，在西方世界乃至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按照白邦瑞的“标新立异”说法，中国正通过“韬光养晦”策略，欲取得西方技术发展强大的中国经济，最终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根本还是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认清了当时的历史形势，敢于创新，敢于改革，敢于开放，而并非是什么所谓的“韬光养晦”政策。
（二）、美国的政治制度
从美国的政治制度来看。长久以来，美国一直奉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因此，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而又克服不了的矛盾。为什么说这个矛盾是不可解决的呢？因为生产资料使用的社会化，要求生产资料为整个社会所有;生产过程的社会化，要求生产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统一计划和管理;产品的社会化，要求生产成果归全社会分配和劳动者所有。能做到以上这些，才能真正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实现社会化大生产。然而事实却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是归资本家所有的，商品生产的起始、过程和结果都是由资本家控制的。这就与上面所说的生产资料使用的社会化等相违背，这种矛盾贯穿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它是资本主义一切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只要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这种矛盾就难以消灭。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而今天，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改革改变了其必将被消灭的命运，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收入分配上进行调整，努力建立福利型国家。即通过税收、公债和货币政策等调节国民收入，缩小不同阶级、阶层的收入差距，以此缓解社会矛盾，实现“持续”发展。唯物史觀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演变，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市场调节机制的确立和充分发挥作用及其市场机制缺陷逐渐暴露的阶段;第二阶段是政府调节机制的确立和发挥作用及政府干预经济政策的弊端逐渐暴露的阶段;第三阶段是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共同发挥作用的调整阶段。但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相结合上，并没有完全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也没有形成一个一般的、稳定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既能克服市场机制缺陷，又能克服政府干预弊端，同时能够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调节作用，实现市场与政府调节机制有机融合和互补的经济运行体制。
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导致其强调追求资本、追逐高利润的本质使得无法兼顾国内的公平，因而导致美国国内不同阶层之间经济上的不平等。同时，以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利益团体将美国国内的经济失衡归咎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实行，认为全球化大大损失了美国部分阶层应得的高额利益，而并非是自身社会制度的矛盾，这一行为将美国国内长期存在的贸易保护主义推向了另一高峰。其次，从美国的经济结构来看。美国高强度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只保护着美国经济上层人民的利益，而全球化的推动在客观上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从而导致美国经济阶层利益的不平衡加剧。从经济上层来说，他们希望加大贸易保护的力度，强烈反对全球化，因为他们认为那会使他们已得的财富减少，使应得的利益消失。而美国经济下层阶级则在特朗普团体的竞选承诺下，将怒火集中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全球化，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发起“贸易战”。但这实则是一场有预谋、有野心的“骗局”，中美贸易摩擦在这种情况下被放大。最后，从美国的经贸政策来看。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将“促进与贸易伙伴对等性”作为首要的经贸政策之一，其认为美国与华经贸不平等均来自美国对华的巨额贸易逆差。然而这既是表象，也是借口，实际上美国国内储蓄-投资处于长期失衡状态，近十几年来，美国国内储蓄率大幅下降，导致储-投比严重失衡，出现巨额投资缺口，由此带来严重的美国财政赤字，美国政府只能利用大量外资来填补赤字，由此才产生大量的逆差。因此中美贸易摩擦的内在原因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这“天生”的矛盾所致。 二、中美贸易战的根本原因
无论是特朗普政府所宣扬的中美贸易巨额顺差的“不平等”、“不公平”这一表象，还是从美国内部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经贸政策引发的内在原因，归根结底，中美贸易摩擦能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来自全球化推动全球贸易格局的长期失衡，以及经济深刻变革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深刻矛盾。
新兴国家和经济体已经逐渐站稳脚跟，开始有了话语权，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在某一层面上都能获得贸易往来的利益，长远来看，全球化对每个国家经济福利增长和对全世界经济利益分配是有益而无害的。但从短期来看，新兴国家和经济体的崛起就势必导致全球贸易格局重新洗牌，利益重新分配，对于一直以来宣称“老大哥”的美国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为了重新掌握世界经济贸易格局的发展走向和绝对话语权，美国发动“贸易战”在情理之中，但结果无论是对于新兴国家和经济体而言，或是对于美国本身而言，都是有害而无利的。
美国通过对科学技术与市场需求深度结合，以及在成熟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推动下在科学技术领域一直保持领先地位，也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技术比较优势的产品结构。“市场交换技术”为主要内容的中美贸易从恢复中美双方贸易以来经历了“美国主导型—互补型—抵制型—竞争型”形式，各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贸易摩擦内容。形成中美贸易摩擦的其他因素比如政治、经济、文化、逆差计算误差、军事和地缘经济等在本质上是由科学技术因素为主导的次级因素，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根本因素是来源于科学技术领域。
三、推动科技创新是应对中美贸易战的关键
实现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是生产力发展和主导生产要素转变的结果。我国今天的市场经济的选择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实现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结合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市场经济体制在公有制下的运转不可避免地显现出其固有的弊端，比如市场调节的滞后性、自发性和盲目性。在经济的发展中，市场经济的这些缺点毫无疑问为我们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过度投资、对资源的破坏性开发、环境污染、一定程度的生产过剩等。因此，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是当前和今后发展经济的重要目的和使命。信息化主要生产要素的萌生和发展，使“信息技术成为率先渗透到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先导技术，将促进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推动生产力发展和主要生产要素向信息化的转变，必须建立与科技生产力相对应的生产关系。
加快科技创新，争取新技术领域的话语权。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推动中国新旧动能的转换，不断提高国家经济和科技硬实力，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我国在全球值链上的利润分配处于劣势，所以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产品生产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迈进，拥有更多的核心技术、关键材料和零件的上游企业。因此我们必须实现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现代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政策上，以长远利益考虑为科学技术和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更宽松的环境。
鼓励自主创新，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在中美贸易争端中，知识产权保护是最主要的工具，如果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立法和执行方面不如发达国家或者技术产品出口国健全，那么这些国家就不愿向发展中国家出售先进技术，也会影响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新。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制度出台较晚，在立法细则和法律执行力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需要在长期实践中不断修正并完善。我们要做的是在中美贸易谈判中争取主动权，做到有理可寻有据可查，积极参与多边公约，使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上升到国际水准，在中美双边谈判中不至于处于被动。
在科学技术研发方面，培育和发挥科技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科学技术的社会化是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的最终目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市场在促进竞争和生产力提高的同时也阻碍生产力发展，然而有效的调控可以使市场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上起到积极作用。积极使用高新技术装备用于生产，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和科学技术的社会化应用，以此推动我国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经济体制的不断进步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10頁。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0页。
作者简介：李璐瑶（1997—），女，汉，江西上饶，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键词】 唯物史观 中美贸易 问题探究
一、中美贸易战的历史背景和内在原因
（一）、中国经济科技的崛起
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认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生产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过来作用生产力。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使我们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生产力的发展是无法跨越的。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存在着先天的不足，邓小平把这个根资本主义相比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虽然我们已经建立起了先进的生产关系，但生产力发展比较落后这个特定的阶段并不能随着生产关系的建立而自动跨越。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相适应的时候，就需要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这种调整正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改革。社会改革的首要作用就是巩固和完善现有的社会制度以使其持续存在。改革实践的发展，同时会推动人们思想的变化，破旧立新就成为习惯，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也是社会改革的必然结果。而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就是在坚持生产力水平为根本点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关系的调整，具体地说就是实现各方面体制的变革，使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相适应，进而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就像邓小平所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1980年后，邓小平同志启动了改革开放战略，中国重新融入到世界生产分工和制造业体系中。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心是对以美国、欧洲、日本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开放，核心是引进其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和体制模式来发展中国经济。中国对内改革即市场化改革，本质上是借鉴、引进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因为自身认清历史形势，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和时机，敢于变革，推动国家向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而有美国学者白邦瑞大放厥词，在其出版的著作《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中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正按照100年秘密的“马拉松”计划稳步推进，意在2049年取代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此书一出，在西方世界乃至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按照白邦瑞的“标新立异”说法，中国正通过“韬光养晦”策略，欲取得西方技术发展强大的中国经济，最终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根本还是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认清了当时的历史形势，敢于创新，敢于改革，敢于开放，而并非是什么所谓的“韬光养晦”政策。
（二）、美国的政治制度
从美国的政治制度来看。长久以来，美国一直奉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因此，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而又克服不了的矛盾。为什么说这个矛盾是不可解决的呢？因为生产资料使用的社会化，要求生产资料为整个社会所有;生产过程的社会化，要求生产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统一计划和管理;产品的社会化，要求生产成果归全社会分配和劳动者所有。能做到以上这些，才能真正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实现社会化大生产。然而事实却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是归资本家所有的，商品生产的起始、过程和结果都是由资本家控制的。这就与上面所说的生产资料使用的社会化等相违背，这种矛盾贯穿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它是资本主义一切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只要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这种矛盾就难以消灭。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而今天，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改革改变了其必将被消灭的命运，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收入分配上进行调整，努力建立福利型国家。即通过税收、公债和货币政策等调节国民收入，缩小不同阶级、阶层的收入差距，以此缓解社会矛盾，实现“持续”发展。唯物史觀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演变，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市场调节机制的确立和充分发挥作用及其市场机制缺陷逐渐暴露的阶段;第二阶段是政府调节机制的确立和发挥作用及政府干预经济政策的弊端逐渐暴露的阶段;第三阶段是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共同发挥作用的调整阶段。但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相结合上，并没有完全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也没有形成一个一般的、稳定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既能克服市场机制缺陷，又能克服政府干预弊端，同时能够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调节作用，实现市场与政府调节机制有机融合和互补的经济运行体制。
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导致其强调追求资本、追逐高利润的本质使得无法兼顾国内的公平，因而导致美国国内不同阶层之间经济上的不平等。同时，以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利益团体将美国国内的经济失衡归咎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实行，认为全球化大大损失了美国部分阶层应得的高额利益，而并非是自身社会制度的矛盾，这一行为将美国国内长期存在的贸易保护主义推向了另一高峰。其次，从美国的经济结构来看。美国高强度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只保护着美国经济上层人民的利益，而全球化的推动在客观上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从而导致美国经济阶层利益的不平衡加剧。从经济上层来说，他们希望加大贸易保护的力度，强烈反对全球化，因为他们认为那会使他们已得的财富减少，使应得的利益消失。而美国经济下层阶级则在特朗普团体的竞选承诺下，将怒火集中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全球化，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发起“贸易战”。但这实则是一场有预谋、有野心的“骗局”，中美贸易摩擦在这种情况下被放大。最后，从美国的经贸政策来看。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将“促进与贸易伙伴对等性”作为首要的经贸政策之一，其认为美国与华经贸不平等均来自美国对华的巨额贸易逆差。然而这既是表象，也是借口，实际上美国国内储蓄-投资处于长期失衡状态，近十几年来，美国国内储蓄率大幅下降，导致储-投比严重失衡，出现巨额投资缺口，由此带来严重的美国财政赤字，美国政府只能利用大量外资来填补赤字，由此才产生大量的逆差。因此中美贸易摩擦的内在原因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这“天生”的矛盾所致。 二、中美贸易战的根本原因
无论是特朗普政府所宣扬的中美贸易巨额顺差的“不平等”、“不公平”这一表象，还是从美国内部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经贸政策引发的内在原因，归根结底，中美贸易摩擦能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来自全球化推动全球贸易格局的长期失衡，以及经济深刻变革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深刻矛盾。
新兴国家和经济体已经逐渐站稳脚跟，开始有了话语权，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在某一层面上都能获得贸易往来的利益，长远来看，全球化对每个国家经济福利增长和对全世界经济利益分配是有益而无害的。但从短期来看，新兴国家和经济体的崛起就势必导致全球贸易格局重新洗牌，利益重新分配，对于一直以来宣称“老大哥”的美国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为了重新掌握世界经济贸易格局的发展走向和绝对话语权，美国发动“贸易战”在情理之中，但结果无论是对于新兴国家和经济体而言，或是对于美国本身而言，都是有害而无利的。
美国通过对科学技术与市场需求深度结合，以及在成熟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推动下在科学技术领域一直保持领先地位，也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技术比较优势的产品结构。“市场交换技术”为主要内容的中美贸易从恢复中美双方贸易以来经历了“美国主导型—互补型—抵制型—竞争型”形式，各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贸易摩擦内容。形成中美贸易摩擦的其他因素比如政治、经济、文化、逆差计算误差、军事和地缘经济等在本质上是由科学技术因素为主导的次级因素，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根本因素是来源于科学技术领域。
三、推动科技创新是应对中美贸易战的关键
实现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是生产力发展和主导生产要素转变的结果。我国今天的市场经济的选择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实现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结合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市场经济体制在公有制下的运转不可避免地显现出其固有的弊端，比如市场调节的滞后性、自发性和盲目性。在经济的发展中，市场经济的这些缺点毫无疑问为我们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过度投资、对资源的破坏性开发、环境污染、一定程度的生产过剩等。因此，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是当前和今后发展经济的重要目的和使命。信息化主要生产要素的萌生和发展，使“信息技术成为率先渗透到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先导技术，将促进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推动生产力发展和主要生产要素向信息化的转变，必须建立与科技生产力相对应的生产关系。
加快科技创新，争取新技术领域的话语权。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推动中国新旧动能的转换，不断提高国家经济和科技硬实力，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我国在全球值链上的利润分配处于劣势，所以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产品生产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迈进，拥有更多的核心技术、关键材料和零件的上游企业。因此我们必须实现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现代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政策上，以长远利益考虑为科学技术和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更宽松的环境。
鼓励自主创新，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在中美贸易争端中，知识产权保护是最主要的工具，如果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立法和执行方面不如发达国家或者技术产品出口国健全，那么这些国家就不愿向发展中国家出售先进技术，也会影响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新。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制度出台较晚，在立法细则和法律执行力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需要在长期实践中不断修正并完善。我们要做的是在中美贸易谈判中争取主动权，做到有理可寻有据可查，积极参与多边公约，使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上升到国际水准，在中美双边谈判中不至于处于被动。
在科学技术研发方面，培育和发挥科技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科学技术的社会化是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的最终目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市场在促进竞争和生产力提高的同时也阻碍生产力发展，然而有效的调控可以使市场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上起到积极作用。积极使用高新技术装备用于生产，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和科学技术的社会化应用，以此推动我国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经济体制的不断进步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10頁。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0页。
作者简介：李璐瑶（1997—），女，汉，江西上饶，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