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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曾经说过：“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洛阳，有着十三朝古都的荣光，也有深陷“毁灭一重建一毁灭”的怪圈中蹒跚挣扎的彷徨，对此，司马光想必心有戚戚。
东汉末年，董卓对洛阳的蹂躏还历历在目，曹魏首都洛阳很快便以其独特的“中国速度”拔地而起，矗立在四海之中。公元265年，晋武帝司马炎登基于此，洛阳作为新晋的都城继续延续着奢华，夜凉如水，豪门深宅中，觥筹乱鸣，丝竹共舞，金谷园里的珊瑚树被戏谑般砸得粉碎，刺史宅邸里用丝绸织就的屏风，绵延十里萦绕飞拂，掠过暹罗进贡的熏香，挂住西域搜罗的异树，晦暗的香火在素锦上灼出小洞，透过它，看到的是洛阳的夜，庭燎星闪光动，星河耿耿未央。
狂欢中，总有那么一两个不合时宜的人——有“先识远量”的敦煌人索靖，指着皇宫门口的铜驼说： “会见汝在荆棘中耳！”。永嘉年间，谶语应验，刘曜、刘渊率领的南匈奴铁骑入寇洛阳，晋朝皇室狼狈南渡建业，每当佳节，东晋公卿士大夫齐聚新亭，感慨陌生的风景，怀念易手的山河，北望故园，只见荆棘丛生，梁柱坍圮，草木春深，烟愁雨啸，千村万落狐兔奔突，50年前缓歌曼舞的踪迹被轻轻抹去，众人相顾，惟有泪千行。
东晋终其一代，也未能完成北伐大业，划江而治后，南朝君臣更是安于画船雕栏、碧波连天的江南佳丽地，就在庾信慨叹“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的柔美哀婉之时，北魏已重修了“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的崭新洛阳城，杨街之的《洛阳伽蓝记》里描述城中的景致：“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耶？”多达千座的佛寺，令烟雨朦胧中的南朝四百八十寺相形见绌。其中“金盘炫目，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的永宁寺塔，高40余丈，是中国古代最高的木建构；洛阳全城的规模，更是达到了南北5.8公里，东西10公里，比后来的北京城（南北7.4公里，东西6.6公里）有过之无不及。
然而，溢满全城的宗教热情还是得不到西天诸佛的庇佑垂怜，东、西魏的战争，将洛阳再一次从天堂化为地狱——“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就像“永嘉之乱”早已预示于命运的前定，北魏洛阳城的噩梦，也绝不是它劫难的终结，李格非在《序洛阳名园记》里慨叹：“洛阳处天下之中，天下当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在兵燹中翻来覆去挣扎的洛阳，已经被颠倒重建了不知多少次。
如今的洛阳，再也不复往日“天下之中”的荣光，保驾庄、白马寺村、太学村、义井铺……小村落的名字，还流露着一丝前尘气息，却再无残砖断瓦供人吊古伤今，重视视觉精确性的西方风潮席卷而来，再看崇尚简约含蓄的中国传统史笔勾勒的图景，就会发现，旧时的写意笔墨竟是如此单薄，大片空白留待填补，如今的人们，已全然不能想象前人生活的情状，无论是它的波澜壮阔，还是飘零苍凉。
远不止是洛阳，神州大地上，暴烈的毁坏比比皆是，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群情激奋中，冲天的业焰如同號角，鸣响了与前朝的势不两立，历代王朝的壮丽宫殿就在这熟悉的节奏中灰飞烟灭，珠楼翠阁的毁弃之外，更令人惊心动魄的，是对原有风景重新涂写描摹的那一刻，群氓指点着锦绣灰与公卿骨，香草木料被哄抢一空，金石玉玩被搜刮殆尽，细密夯土被辟为谷场耕地，曲水流觞被圈成苇池鱼塘。极端的例子来源于圆明园——居然有人想到，将园中散落的汉白玉栏杆残片细细砸碎，混在优质大米里卖高价。
一部中国建筑史，正是一部拆迁史，钱穆主张对本国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以含情之眼来观照旧时山河胜迹，以脉脉虔心来体悟先人的上下求索，这份感情的寄托，就在那些鸟去鸟来、人歌人哭的史书遗迹中，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往往很难找到这样一些启人幽情的真迹。
文明的传承，仰赖于集体的自觉，遗留下来的那些瑰宝，是艺术与历史的纪念碑，更是能工巧匠穷尽毕生精力的心血结晶，政治的名义、发展的旗号、科学的外衣掩盖了形形色色的欲望与目的，行摧残破坏之实，以崇高的名义拆卸，并不能真正杜绝富丽堂皇背后的骄奢淫逸，相反，还为日后重建埋下了伏笔，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后人又如何能够跳出这无端的循环往复？种种运动似曾相识，无休止的拆拆建建中，我们一遍遍兜圈子，每一次都绕回原点，在消耗中一点点割掉残存的记忆。
仿古，或许能模仿出恢弘的气势，那秦砖汉瓦所独有的朴拙苍凉却断难再现，风化脱落的罅隙间，劫后余生的饱满意义，更远非粉饰一新的假古董所能表达。保留历史的遗存，是记录历史洪流中呈现的人性本身，而企图割裂与以往联系的谵妄行为，是对历史因果的极端失忆，对恶意重复的极端忽视，终会沉沦在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中。
东汉末年，董卓对洛阳的蹂躏还历历在目，曹魏首都洛阳很快便以其独特的“中国速度”拔地而起，矗立在四海之中。公元265年，晋武帝司马炎登基于此，洛阳作为新晋的都城继续延续着奢华，夜凉如水，豪门深宅中，觥筹乱鸣，丝竹共舞，金谷园里的珊瑚树被戏谑般砸得粉碎，刺史宅邸里用丝绸织就的屏风，绵延十里萦绕飞拂，掠过暹罗进贡的熏香，挂住西域搜罗的异树，晦暗的香火在素锦上灼出小洞，透过它，看到的是洛阳的夜，庭燎星闪光动，星河耿耿未央。
狂欢中，总有那么一两个不合时宜的人——有“先识远量”的敦煌人索靖，指着皇宫门口的铜驼说： “会见汝在荆棘中耳！”。永嘉年间，谶语应验，刘曜、刘渊率领的南匈奴铁骑入寇洛阳，晋朝皇室狼狈南渡建业，每当佳节，东晋公卿士大夫齐聚新亭，感慨陌生的风景，怀念易手的山河，北望故园，只见荆棘丛生，梁柱坍圮，草木春深，烟愁雨啸，千村万落狐兔奔突，50年前缓歌曼舞的踪迹被轻轻抹去，众人相顾，惟有泪千行。
东晋终其一代，也未能完成北伐大业，划江而治后，南朝君臣更是安于画船雕栏、碧波连天的江南佳丽地，就在庾信慨叹“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的柔美哀婉之时，北魏已重修了“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的崭新洛阳城，杨街之的《洛阳伽蓝记》里描述城中的景致：“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耶？”多达千座的佛寺，令烟雨朦胧中的南朝四百八十寺相形见绌。其中“金盘炫目，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的永宁寺塔，高40余丈，是中国古代最高的木建构；洛阳全城的规模，更是达到了南北5.8公里，东西10公里，比后来的北京城（南北7.4公里，东西6.6公里）有过之无不及。
然而，溢满全城的宗教热情还是得不到西天诸佛的庇佑垂怜，东、西魏的战争，将洛阳再一次从天堂化为地狱——“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就像“永嘉之乱”早已预示于命运的前定，北魏洛阳城的噩梦，也绝不是它劫难的终结，李格非在《序洛阳名园记》里慨叹：“洛阳处天下之中，天下当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在兵燹中翻来覆去挣扎的洛阳，已经被颠倒重建了不知多少次。
如今的洛阳，再也不复往日“天下之中”的荣光，保驾庄、白马寺村、太学村、义井铺……小村落的名字，还流露着一丝前尘气息，却再无残砖断瓦供人吊古伤今，重视视觉精确性的西方风潮席卷而来，再看崇尚简约含蓄的中国传统史笔勾勒的图景，就会发现，旧时的写意笔墨竟是如此单薄，大片空白留待填补，如今的人们，已全然不能想象前人生活的情状，无论是它的波澜壮阔，还是飘零苍凉。
远不止是洛阳，神州大地上，暴烈的毁坏比比皆是，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群情激奋中，冲天的业焰如同號角，鸣响了与前朝的势不两立，历代王朝的壮丽宫殿就在这熟悉的节奏中灰飞烟灭，珠楼翠阁的毁弃之外，更令人惊心动魄的，是对原有风景重新涂写描摹的那一刻，群氓指点着锦绣灰与公卿骨，香草木料被哄抢一空，金石玉玩被搜刮殆尽，细密夯土被辟为谷场耕地，曲水流觞被圈成苇池鱼塘。极端的例子来源于圆明园——居然有人想到，将园中散落的汉白玉栏杆残片细细砸碎，混在优质大米里卖高价。
一部中国建筑史，正是一部拆迁史，钱穆主张对本国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以含情之眼来观照旧时山河胜迹，以脉脉虔心来体悟先人的上下求索，这份感情的寄托，就在那些鸟去鸟来、人歌人哭的史书遗迹中，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往往很难找到这样一些启人幽情的真迹。
文明的传承，仰赖于集体的自觉，遗留下来的那些瑰宝，是艺术与历史的纪念碑，更是能工巧匠穷尽毕生精力的心血结晶，政治的名义、发展的旗号、科学的外衣掩盖了形形色色的欲望与目的，行摧残破坏之实，以崇高的名义拆卸，并不能真正杜绝富丽堂皇背后的骄奢淫逸，相反，还为日后重建埋下了伏笔，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后人又如何能够跳出这无端的循环往复？种种运动似曾相识，无休止的拆拆建建中，我们一遍遍兜圈子，每一次都绕回原点，在消耗中一点点割掉残存的记忆。
仿古，或许能模仿出恢弘的气势，那秦砖汉瓦所独有的朴拙苍凉却断难再现，风化脱落的罅隙间，劫后余生的饱满意义，更远非粉饰一新的假古董所能表达。保留历史的遗存，是记录历史洪流中呈现的人性本身，而企图割裂与以往联系的谵妄行为，是对历史因果的极端失忆，对恶意重复的极端忽视，终会沉沦在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