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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党之争是文人们最热衷的事情，由最初的“改革之争”，演变成了“君子小人之争”。文人们分成两派，相互攻讦，内斗不止。文人们都自命清高，自我标榜是“道德君子”，各成一派，各有说辞。从政治观点的不同演变到是非立场的原则问题，今天我掌权了，就要置你于死地，明天你上台了，也要把我往死里整。
改革迫在眉睫
1067年，是一个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年份。这一年正月，三十六岁的宋英宗病逝，法定的接班人皇太子赵顼承嗣大统当了皇帝，是为宋神宗。神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这时，北宋王朝已过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却很年轻。庆历八年（1048）出生的赵顼，此刻正好二十岁。年轻人血气方刚，总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也不例外。于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宁变法”。
变法是宋神宗“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头一把。因为它是从赵顼登基的第二年即熙宁元年（1068）开始的，因此叫“熙宁变法”。后面的两把火，则是元丰年间的“改制”（改革官制和兵制）和“用兵”（进攻西夏）。看来，赵顼确实是一个很想有所作为的年轻人，只不过他的作为似乎效果都不怎么好。变法是一再受阻，节节败退，对西夏用兵更是次次惨败。
不过话又说回来，宋神宗的变法，倒也不是自寻烦恼，为政绩而政绩。变法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有远见卓识的。我们知道，一个成熟的王朝，如果顺顺当当地延续了上百年，那就一定会出问题。因为历代王朝实行的政治制度，即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成员普遍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普遍贫穷落后，这才不但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实体或权力象征。一旦富裕起来，强盛起来，或贫富拉开差距，王朝发展成超级大帝国，麻烦也就接踵而至。《宋史·食货志》说：“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
与此相反，行政的效率则越来越低，国家的活力也越来越少。因为承平日久，忧患全无。朝野上下，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熙宁年间的情况便正是如此。五个宰相副宰相，除王安石生气勃勃外，曾公亮老气横秋，富弼称病求退，唐介不久辞世，赵抃叫苦连天，时人讽刺说这五个人刚好是生老病死苦。这种暮气沉沉的状况，并非大宋特有，其实也是所有“百年老店”的通病。因此，每到王朝的鼎盛时期，动乱的烽烟便已悄然升起，帝国的丧钟也已悄然响起，只是大家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看见听见的，是形势大好，是歌舞升平。但等到“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时，就后悔莫及了。大唐便是这样。宋神宗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
事实上，当时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据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引卢策所言，宋仁宗皇佑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千九百万，支出一千三百万，占收入的三分之一。宋英宗治平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四千四百万，支出八百八十万，占收入的五分之一。而到了神宗的熙宁年间，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但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万，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如此说来，赵顼的国库，岂不等于是空的？
支出增长的原因很多。按照《宋史·食货志》的说法，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辽夏威胁，长期作战，岁费弥加；二是募兵益广，宗室蕃衍，吏员岁增；其三就是制度问题了。实际上，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本身就有问题。从皇佑到熙宁，不过二十年光景，财政收入就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以上。在当时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哪有这样的速度？显而易见是加重人民负担所致。支出的增长速度就更成问题，竟达百分之三十八以上！如此入不敷出，王朝哪里还能支持得住？
何况神宗还是个志向非凡的人。他自幼便痛心于对辽国和西夏的屈辱退让，焦心于国家的财政紧促和朝廷的萎靡不振，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让自己的王朝振作强大起来。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问题是，到哪里去找既敢于改革又善于理财的人呢？他想到了王安石。
时势造英雄
王安石也是一个志向非凡的人，他天资聪慧，博学多才，读书过目不忘，作文动笔如飞。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和满腹经纶，他在二十二岁那年，即庆历二年（1042）考中进士第四名，从此踏上仕途。与众不同的是，少年得志的他，既没有得意忘形，也没有飞黄腾达，他一次次谢绝了朝廷的任命，继续在地方官任上韬光养晦，并种他的试验田。
在宋神宗承继大统之前，王安石确实更愿意做地方官。他考中进士以后，曾分配到淮南当判官。照规矩，任期期满后，可以通过提交论文的方式，在京师谋一个体面的官职。王安石却不这样做，又调任鄞县当县长，实实在在地为民办事。更重要的是，他还“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这其实就是他后来变法的预演了。这样一来，当改革变法时机成熟时，王安石就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准备。
正因为如此，当王安石与宋神宗君臣相遇时，他就能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谈了。熙宁元年四月，神宗问王安石，要治国，何为先？王答：择术为先。神宗又问，你看唐太宗怎么样？王安石回答说，要做就做尧、舜，做什么唐太宗呢？这当然很对神宗的胃口。不过这时神宗还很犹豫。他还要继续考察，看看这个口出狂言的人究竟是不是自己寻觅已久的人选。直到王安石已任参知政事的熙宁二年，在君臣双方一次金殿对策后，宋神宗才下定决心，锐意革新，厉行变法，并由王安石来主持这项工作。
神宗的决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道理之一，就是王安石志虽大而才不疏。在这次金殿对策时，神宗曾问王安石，说大家都说你只懂理论，不懂实践，是不是这样？王安石回答说，理论原本就是指导实践的，只因为后世所谓理论家都是庸人，这才弄得大家都以为理论不能用于实践了。这很在理，也是实情，但神宗仍不放心，又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至此，君臣二人的思想完全取得了一致。宋神宗圣意已定：改革变法，非君莫属。王安石也当仁不让：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王安石没有说假话。只要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就不难看出他的新法不但有道理，而且也是可行的。王安石的新法可分为四类：一是救济农村的，如青苗法、水利法；二是治理财政的，如方田法、均税法；三是二者兼顾的，如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四是整饬军备的，如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这些新法，如果不走样地得到实行，神宗皇帝朝思暮想的富国强兵、重振朝纲，就不再是梦想。 就说免役法。免役法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差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这是税收以外的征收，本意可能是为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虑到民众出不起那么多钱粮，便以其劳力代之。但这样一来，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就不但要出钱（赋税），还要出力（徭役），实在是不堪重负。事实上，宋代的力役，种类不胜枚举，百姓自然也就不胜其烦。但这还不是最麻烦的。麻烦在于：有钱有势的缙绅人家服轻役或不服役，沉重的负担全部落在孤苦无告的贫民身上。于是，为了规避重役，一般民众“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
王安石的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即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服役。这样做有三个好处：第一，农民出钱不出力，不耽误生产；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钱，比较公道；第三，忙不过来的人腾出了时间，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则多了一条生路，两全其美。所以，后来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就连所谓“旧党”中人也不以为然。苏轼就说，免役、差役，各有利弊。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范纯仁也说，差役一事，应当缓行。可见此法是得人心的。
免役法是当时所能想出的最好办法。当然，治本之法是彻底免除力役。但这并不可能做到，而能够想到以雇役代派役，以免役钱代服劳役，我们已经不得不惊叹王安石观念的超前了。因为这种办法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就是“货币化服役”，类似于今天的“货币化分房”，只不过两者的目的不同而已，但思路却有着惊人的一致。
看来，王安石的变法方案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它相当科学，而且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最高当局的决心也很大，并为此专门设立了类似于“国家体改委”的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未几，均输、青苗、水利、免役、市易、方田、均税、保甲、保马诸法相继出台，一场关乎国运兴衰、民心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在全国铺开。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没有想到，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败涂地。
针锋相对
反对变法的头号人物是司马光。司马光也不是等闲人物，他的文章道德，都足以和王安石相抗衡。王安石生活简朴，司马光不喜奢靡；王安石才高八斗，司马光学富五车；王安石忠心耿耿，司马光忧国忧民；王安石勇于任事，司马光敢于直言；王安石上过万言书，司马光也上过“三扎子”。所以，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他们两个相对抗，那可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那么，原本同为改革派且都想刷新政治的新旧两党，他们分歧究竟在哪里呢？在动机与效果。王安石是一个动机至上主义者。在他看来，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并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因此，面对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诘难，王安石咬紧牙关不松口。王安石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有此信念，他理直气壮，他信心百倍，他无所畏惧。
的确，王安石的变法具有独断专行不计后果的特征。熙宁四年（1071），开封知府韩维报告说，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宋神宗问王安石，王安石不屑一顾地回答说，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这话连神宗听了都觉得过分，但王安石显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因此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实行青苗法所需的经费，也不成问题，因为各地都有常平仓和广惠仓。我们知道，农业帝国以农为本，以粮为纲，而农业生产靠天吃饭，每年的收成并不一样。丰年谷贱伤农，灾年谷贵伤民，这就要靠政府来平抑物价。也就是说，丰年谷贱，政府必须拿一笔钱出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于官方粮库，等到灾年谷贵时，再平价卖给百姓。这样就能防止富户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做到“物价常平，公私两利”。这个办法，就叫常平法；专门用来储存平抑物价之粮食的仓库，就叫常平仓。
至于广惠仓，则是用于防灾救济的国家储备粮库，始建于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当时，由于地主死亡无人继承等原因，各地都有一些无主的土地。这些土地，历来由官府自行出售。枢密使韩琦却建议将这些土地由官府雇人耕种，所得田租专款专用，专门用来救济境内老弱病残和救灾。这就是广惠仓。在现代，是属于民政部门主管的事情。
王安石的办法，是变“常平法”为“青苗法”，即将常平仓和广惠仓卖出陈米的钱用来做青黄不接时的“抵押贷款”。青黄不接时，粮价飞涨，卖出仓内陈谷，可以平抑物价，此其一；卖粮所得之资可以用于贷款，此其二；平价粮食和抵押贷款都能救济农民，此其三；国家凭此贷款可以获得利息，此其四。当然，奸商富豪受到抑制，农民负担得以减轻，也是好处之一。总之，青苗贷款利息较低，农民负担得起；所卖原本库中陈粮，国家负担不重。何况官府借出余粮，可解农民燃眉之急；秋后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国库之资。这难道不是公私两利？
然而实际操作下来的结果却极其可怕。
首先利息并不低。王安石定的标准，是年息二分，即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二千。这其实已经很高了，而各地还要加码。地方上的具体做法是：春季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结果，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四千。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
利息高不说，手续还麻烦。过去，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官府贷款，先要申请，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道道手续，都要求人、托请，给胥吏衙役交“好处费”。农民身上有多少毛，经得起他们这样拔？更可怕的是，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这样一来，地方官就只好硬性摊派了。于是，不但贫下中农，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也得“奉旨贷款”，你不贷款，就是犯法！
结果，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地方官增加了收入，他们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败之实了。改革帮了腐败的忙，这恐怕是王安石始料未及的吧？所以，不要以为贪官污吏害怕改革。他们不害怕改革，也不害怕不改革，只害怕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事情都不做。如果无为而治，他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捞钱了。相反，只要朝廷有动作，他们就有办法。反正只要上面一声令下，他们就趁机雁过拔毛！何况，这次改革的直接目的原本就是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这样一种改革，说得好听叫理财，说得不好听就只能叫聚敛。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上是一个常数。财富不藏于国，即藏于民。国库里的钱多了，老百姓手里的钱就少了。变法以后，神宗新建的32座内殿库房堆满绢缎，只好再造库房。但这些财富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吗？显然不是。正如司马光所言，“不取诸民，将焉取之”？
也许，这便正是所谓保守派主张渐进式改革甚至暂不改革的原因之一。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在变法之初，司马光就对神宗皇帝明确指出：“国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显然，这都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更不是技术问题。因此改革必定是一个系统工程，当然只能从长计议，像王安石那样蛮干，岂有不失败的道理？
改革迫在眉睫
1067年，是一个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年份。这一年正月，三十六岁的宋英宗病逝，法定的接班人皇太子赵顼承嗣大统当了皇帝，是为宋神宗。神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这时，北宋王朝已过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却很年轻。庆历八年（1048）出生的赵顼，此刻正好二十岁。年轻人血气方刚，总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也不例外。于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宁变法”。
变法是宋神宗“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头一把。因为它是从赵顼登基的第二年即熙宁元年（1068）开始的，因此叫“熙宁变法”。后面的两把火，则是元丰年间的“改制”（改革官制和兵制）和“用兵”（进攻西夏）。看来，赵顼确实是一个很想有所作为的年轻人，只不过他的作为似乎效果都不怎么好。变法是一再受阻，节节败退，对西夏用兵更是次次惨败。
不过话又说回来，宋神宗的变法，倒也不是自寻烦恼，为政绩而政绩。变法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有远见卓识的。我们知道，一个成熟的王朝，如果顺顺当当地延续了上百年，那就一定会出问题。因为历代王朝实行的政治制度，即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成员普遍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普遍贫穷落后，这才不但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实体或权力象征。一旦富裕起来，强盛起来，或贫富拉开差距，王朝发展成超级大帝国，麻烦也就接踵而至。《宋史·食货志》说：“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
与此相反，行政的效率则越来越低，国家的活力也越来越少。因为承平日久，忧患全无。朝野上下，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熙宁年间的情况便正是如此。五个宰相副宰相，除王安石生气勃勃外，曾公亮老气横秋，富弼称病求退，唐介不久辞世，赵抃叫苦连天，时人讽刺说这五个人刚好是生老病死苦。这种暮气沉沉的状况，并非大宋特有，其实也是所有“百年老店”的通病。因此，每到王朝的鼎盛时期，动乱的烽烟便已悄然升起，帝国的丧钟也已悄然响起，只是大家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看见听见的，是形势大好，是歌舞升平。但等到“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时，就后悔莫及了。大唐便是这样。宋神宗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
事实上，当时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据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引卢策所言，宋仁宗皇佑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千九百万，支出一千三百万，占收入的三分之一。宋英宗治平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四千四百万，支出八百八十万，占收入的五分之一。而到了神宗的熙宁年间，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但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万，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如此说来，赵顼的国库，岂不等于是空的？
支出增长的原因很多。按照《宋史·食货志》的说法，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辽夏威胁，长期作战，岁费弥加；二是募兵益广，宗室蕃衍，吏员岁增；其三就是制度问题了。实际上，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本身就有问题。从皇佑到熙宁，不过二十年光景，财政收入就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以上。在当时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哪有这样的速度？显而易见是加重人民负担所致。支出的增长速度就更成问题，竟达百分之三十八以上！如此入不敷出，王朝哪里还能支持得住？
何况神宗还是个志向非凡的人。他自幼便痛心于对辽国和西夏的屈辱退让，焦心于国家的财政紧促和朝廷的萎靡不振，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让自己的王朝振作强大起来。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问题是，到哪里去找既敢于改革又善于理财的人呢？他想到了王安石。
时势造英雄
王安石也是一个志向非凡的人，他天资聪慧，博学多才，读书过目不忘，作文动笔如飞。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和满腹经纶，他在二十二岁那年，即庆历二年（1042）考中进士第四名，从此踏上仕途。与众不同的是，少年得志的他，既没有得意忘形，也没有飞黄腾达，他一次次谢绝了朝廷的任命，继续在地方官任上韬光养晦，并种他的试验田。
在宋神宗承继大统之前，王安石确实更愿意做地方官。他考中进士以后，曾分配到淮南当判官。照规矩，任期期满后，可以通过提交论文的方式，在京师谋一个体面的官职。王安石却不这样做，又调任鄞县当县长，实实在在地为民办事。更重要的是，他还“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这其实就是他后来变法的预演了。这样一来，当改革变法时机成熟时，王安石就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准备。
正因为如此，当王安石与宋神宗君臣相遇时，他就能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谈了。熙宁元年四月，神宗问王安石，要治国，何为先？王答：择术为先。神宗又问，你看唐太宗怎么样？王安石回答说，要做就做尧、舜，做什么唐太宗呢？这当然很对神宗的胃口。不过这时神宗还很犹豫。他还要继续考察，看看这个口出狂言的人究竟是不是自己寻觅已久的人选。直到王安石已任参知政事的熙宁二年，在君臣双方一次金殿对策后，宋神宗才下定决心，锐意革新，厉行变法，并由王安石来主持这项工作。
神宗的决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道理之一，就是王安石志虽大而才不疏。在这次金殿对策时，神宗曾问王安石，说大家都说你只懂理论，不懂实践，是不是这样？王安石回答说，理论原本就是指导实践的，只因为后世所谓理论家都是庸人，这才弄得大家都以为理论不能用于实践了。这很在理，也是实情，但神宗仍不放心，又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至此，君臣二人的思想完全取得了一致。宋神宗圣意已定：改革变法，非君莫属。王安石也当仁不让：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王安石没有说假话。只要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就不难看出他的新法不但有道理，而且也是可行的。王安石的新法可分为四类：一是救济农村的，如青苗法、水利法；二是治理财政的，如方田法、均税法；三是二者兼顾的，如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四是整饬军备的，如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这些新法，如果不走样地得到实行，神宗皇帝朝思暮想的富国强兵、重振朝纲，就不再是梦想。 就说免役法。免役法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差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这是税收以外的征收，本意可能是为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虑到民众出不起那么多钱粮，便以其劳力代之。但这样一来，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就不但要出钱（赋税），还要出力（徭役），实在是不堪重负。事实上，宋代的力役，种类不胜枚举，百姓自然也就不胜其烦。但这还不是最麻烦的。麻烦在于：有钱有势的缙绅人家服轻役或不服役，沉重的负担全部落在孤苦无告的贫民身上。于是，为了规避重役，一般民众“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
王安石的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即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服役。这样做有三个好处：第一，农民出钱不出力，不耽误生产；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钱，比较公道；第三，忙不过来的人腾出了时间，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则多了一条生路，两全其美。所以，后来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就连所谓“旧党”中人也不以为然。苏轼就说，免役、差役，各有利弊。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范纯仁也说，差役一事，应当缓行。可见此法是得人心的。
免役法是当时所能想出的最好办法。当然，治本之法是彻底免除力役。但这并不可能做到，而能够想到以雇役代派役，以免役钱代服劳役，我们已经不得不惊叹王安石观念的超前了。因为这种办法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就是“货币化服役”，类似于今天的“货币化分房”，只不过两者的目的不同而已，但思路却有着惊人的一致。
看来，王安石的变法方案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它相当科学，而且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最高当局的决心也很大，并为此专门设立了类似于“国家体改委”的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未几，均输、青苗、水利、免役、市易、方田、均税、保甲、保马诸法相继出台，一场关乎国运兴衰、民心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在全国铺开。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没有想到，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败涂地。
针锋相对
反对变法的头号人物是司马光。司马光也不是等闲人物，他的文章道德，都足以和王安石相抗衡。王安石生活简朴，司马光不喜奢靡；王安石才高八斗，司马光学富五车；王安石忠心耿耿，司马光忧国忧民；王安石勇于任事，司马光敢于直言；王安石上过万言书，司马光也上过“三扎子”。所以，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他们两个相对抗，那可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那么，原本同为改革派且都想刷新政治的新旧两党，他们分歧究竟在哪里呢？在动机与效果。王安石是一个动机至上主义者。在他看来，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并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因此，面对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诘难，王安石咬紧牙关不松口。王安石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有此信念，他理直气壮，他信心百倍，他无所畏惧。
的确，王安石的变法具有独断专行不计后果的特征。熙宁四年（1071），开封知府韩维报告说，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宋神宗问王安石，王安石不屑一顾地回答说，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这话连神宗听了都觉得过分，但王安石显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因此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实行青苗法所需的经费，也不成问题，因为各地都有常平仓和广惠仓。我们知道，农业帝国以农为本，以粮为纲，而农业生产靠天吃饭，每年的收成并不一样。丰年谷贱伤农，灾年谷贵伤民，这就要靠政府来平抑物价。也就是说，丰年谷贱，政府必须拿一笔钱出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于官方粮库，等到灾年谷贵时，再平价卖给百姓。这样就能防止富户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做到“物价常平，公私两利”。这个办法，就叫常平法；专门用来储存平抑物价之粮食的仓库，就叫常平仓。
至于广惠仓，则是用于防灾救济的国家储备粮库，始建于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当时，由于地主死亡无人继承等原因，各地都有一些无主的土地。这些土地，历来由官府自行出售。枢密使韩琦却建议将这些土地由官府雇人耕种，所得田租专款专用，专门用来救济境内老弱病残和救灾。这就是广惠仓。在现代，是属于民政部门主管的事情。
王安石的办法，是变“常平法”为“青苗法”，即将常平仓和广惠仓卖出陈米的钱用来做青黄不接时的“抵押贷款”。青黄不接时，粮价飞涨，卖出仓内陈谷，可以平抑物价，此其一；卖粮所得之资可以用于贷款，此其二；平价粮食和抵押贷款都能救济农民，此其三；国家凭此贷款可以获得利息，此其四。当然，奸商富豪受到抑制，农民负担得以减轻，也是好处之一。总之，青苗贷款利息较低，农民负担得起；所卖原本库中陈粮，国家负担不重。何况官府借出余粮，可解农民燃眉之急；秋后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国库之资。这难道不是公私两利？
然而实际操作下来的结果却极其可怕。
首先利息并不低。王安石定的标准，是年息二分，即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二千。这其实已经很高了，而各地还要加码。地方上的具体做法是：春季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结果，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四千。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
利息高不说，手续还麻烦。过去，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官府贷款，先要申请，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道道手续，都要求人、托请，给胥吏衙役交“好处费”。农民身上有多少毛，经得起他们这样拔？更可怕的是，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这样一来，地方官就只好硬性摊派了。于是，不但贫下中农，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也得“奉旨贷款”，你不贷款，就是犯法！
结果，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地方官增加了收入，他们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败之实了。改革帮了腐败的忙，这恐怕是王安石始料未及的吧？所以，不要以为贪官污吏害怕改革。他们不害怕改革，也不害怕不改革，只害怕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事情都不做。如果无为而治，他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捞钱了。相反，只要朝廷有动作，他们就有办法。反正只要上面一声令下，他们就趁机雁过拔毛！何况，这次改革的直接目的原本就是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这样一种改革，说得好听叫理财，说得不好听就只能叫聚敛。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上是一个常数。财富不藏于国，即藏于民。国库里的钱多了，老百姓手里的钱就少了。变法以后，神宗新建的32座内殿库房堆满绢缎，只好再造库房。但这些财富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吗？显然不是。正如司马光所言，“不取诸民，将焉取之”？
也许，这便正是所谓保守派主张渐进式改革甚至暂不改革的原因之一。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在变法之初，司马光就对神宗皇帝明确指出：“国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显然，这都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更不是技术问题。因此改革必定是一个系统工程，当然只能从长计议，像王安石那样蛮干，岂有不失败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