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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高职院校的协同创新工作，探讨高职教育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由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主办的“协同创新与高职教育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12月7日至8日召开。来自英国、美国、新加坡和我国的20余位专家、学者及40余所高职院校的40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本文从三个方面对会议发言专家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综述。
关于高等教育定位
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周远清教授认为，办好一所大学要念好四本经：一是培养人是学校的根本任务。目前一些大学已经淡忘或者弱化了这个根本任务。二是提高质量是学校永恒的主题。他认为，学校的声誉不在于过多的宣传，而是培养出的学生在社会上的作用，为国家建设所起的作用。他呼吁：任何一所学校的干部、老师都要牢记提高质量是学校永恒的主题。三是本、专科是基础。本、专科阶段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时候，是专业入门的时候，也是学习方法、工作方法入门的时候。如果忽视了这个阶段的教育，就是误人子弟。四是知识、能力和素质是培养人的三要素。他认为，知识和能力需要内化为人的素质，素质可以使人的知识、能力更好地发挥作用。他建议，学校要通过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提高学校的文化素养，提高教师的文化品味，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卢晓中教授认为，高等学校要准确定位并各安其位。他指出，高等教育必然走向“社会中心”，但对具体高校来说，能否走向“社会中心”则在相当程度取决于主观努力和认识。另外，“社会中心”是一个“中心面”的概念，各高校在“中心面”上应准确定位并各安其位，由此实现高等教育的分层（类）发展。要确保各高校准确定位和各安其位，则要克服认识上和政策上的误区。他建议：认识上，要认识到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不只是精英大学才能成为“社会中心”；政策上，将政府单一的资源配置方式改变为“双导向配置”方式，即任务需求导向型和业绩激励导向型，由此使高校能各安其位，并在各自定位上追求卓越。
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教授认为，社会和学界需要重新认识职业教育，为职业教育正名。无论是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并不代表培养的人才有高低，而是因为社会分工不同所带来的培养目标不同。大学的层次是服务对象的层次，大学的办学水平体现在服务质量的高低上。黄达人提出，在培养的人才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高职院校同样可以争创一流。他认为，高职院校首先要找准定位，然后围绕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定位，抓住机遇，加强自身建设。在自身建设方面，他建议高职院校重视内涵建设、科研、“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和大学文化建设。
关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姜大源研究员认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应具有不可替代性，包括类型的不可替代、层次的不可替代和功能的不可替代。类型上，要正确区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是构建平行于普通教育的第二个以升学为导向的教育体系，而是要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体系。类型的不可替代性是职业教育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构建的是平行于普通教育的第二个以升学为导向的教育体系，那么职业教育就必然失去其存在的社会价值。层次上，要正确区分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中职阶段，学生进行的是经验学习，获得的是经验层面的技能；而高职阶段，学生进行的是策略学习，获得的是策略层面的技能。应对劳动市场对职业资格升级的要求，职业教育要提供与相应职业资格要求相适应的人才。因此，拉升职业教育的不是学历而是职业资格，构建职业教育体系的动因是“职业”。层次的不可替代性是职业教育赖以发展的空间，如果构建的是仅有学历层次而没有职业资格层次的第二个教育体系，职业教育就必然失去其职业拉升的动因。功能方面，要区分好技术教育与技能教育。技术包括实体性技术（如工具、设备等）和规范性技术（如文本、工艺等），两者都可以离开人而存在。在实体性技术和规范性技术当中隐藏了许多功能，它们处在被遮蔽的状态，这种被遮蔽的技术功能需要通过人来实现，是不能离开人而存在的。那些不能离开人而存在的技术就是技能。两者是随动、伴生和互动关系，而非层次关系。技能发展规律是构建职业教育体系应遵循的逻辑。功能的不可替代性是职业教育赖以支撑的哲学，如果构建的是工程技术教育而非职业技术教育的第二个教育体系，职业教育就必然失去其技能内核的真谛。姜大源认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能等同于现代职业学校体系，应建立等值而不同类的8级国家资格框架体系（包括学历资格框架和职业资格框架），以便把正规教育（学校教育）、非正规教育（职业培训）和非正式教育（自学、网络）统一起来，以此构建中国教育体系。
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山大学黄崴教授介绍了广东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4个背景、7项内容、5项核心任务、4个突破环节、5大成效和4项推进措施。4个背景：一是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要求职业教育转型升级；二是现代产业体系呼唤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相匹配；三是职业教育自身发展要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相适应；四是多层次人才需求需要打通技能人才成长通道。7项内容：一是推进职业教育战略性结构调整；二是健全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三是完善高等职业教育层次结构；四是推动各级职业教育有机衔接；五是推进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六是创新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七是促进职业培训快速规范发展。5项核心任务：标准体系建设工程、课程体系建设工程、强师工程、信息化工程和国际化工程。4个突破环节：一是加快办学体制改革；二是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三是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四是优化职业教育资源配置。5大成效：一是体系构建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二是服务产业转型升级成果显著；三是制度建设顺利推进；四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取得新突破；五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有新进展。4项推进措施：一是建立广东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工作机制；二是全面总结体系建设各项试点工作的经验和成效；三是完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规划的编制工作；四是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各项试点工作。 关于高职教育的发展策略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育学院的随·万臣（Sui Wan Chan）教授认为，职业院校应重视创新，学校行政人员的首要责任是支持教师创新和滋育学生才能，职业院校理应成为企业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学生、教师、行政主管、家长、企业和社区要形成支持链，共同推动职业院校改革创新，由此适应科技进步、企业创新、国际化、经济转型的要求。
中山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增俊教授认为，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各种教育问题也越来越多，如教育的普及化程度越来越高，但人才问题并没有随着教育的发展而得到有效改善，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教育正面临危机。因此，中国教育需要来一场新的革命。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教育只是完成了第一次革命，即由贵族教育转向普及教育，但如何推动教育从普及为重点的第一次教育革命转向服务社会、服务国家的第二次教育革命，并以此建立中国的一流教育，以及再转向创办世界一流的智慧型教育的第三次教育革命，则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国高职教育正是在危机中产生和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在高等教育不能满足生产需要的危机中诞生了高职教育，20世纪90年代末在高等教育扩招危机中高职教育获得了快速发展，2008年以后在金融危机中，高职教育开始进行体系建设。因此，高职教育要带头推进教育革命，服务社会，构建与我国产业体系相适应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高水平的技术人才、研发人才，发展高水平的技术型学术体系。
中山大学教育学院陈昌贵教授认为，国际化是建设高水平大学的重要策略，大学应克服价值取向功利化、发展重点形式化、行为主体边缘化、实施效果局限化等问题，从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投入，注重教学过程的国际化等方面推进国际化。来自英国德蒙福特大学的罗伯特（Robert Chien-Chung CHEN）教授根据中英两国学制特点提出，中国高职院校可以与英国的大学合作，通过 “2 2”、“2 2 1”的模式联合培养本科生、硕士生，探索建构中外合作高职人才培养体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的蔡锦平教授介绍了南洋理工学院的国际化发展经验。该校通过双语教育、多元文化社团活动、招收国际学生、开展国际教学合作、海外实习、国际竞赛、国际认可、国际合作、国际交流、国际化教学团队建设等方式推进国际化，将南洋理工学院打造成一所国际知名的理工学院。英国哈克尼社区学院国际合作部主任泰比·卡姆波（Tayebeh Kazempour）教授认为，英国的社区学院和中国的高职院校面临的企业需求环境是类似的，希望双方在教师培训、职业教育课程开发、职业资格标准开发等方面加强合作。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俞仲文教授认为，面对诸多挑战，高职院校应加快自身的转型升级，如服务面向、内涵、培养规格等都需要转型升级，以更高的眼界，更大的格局，更加开阔的思路打造高职教育的3.0版。他认为，第三次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发明了物联网、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技术，使得整个世界变得聪明起来。基于这种背景产生了产业“智变”。中国的产业将会发生巨大的转型：会更加智能化、自动化；会产生众多的智慧城、智慧社区、智慧工厂、智慧学校、智慧家庭；整个社会会更加网络化、无界化。产业的“智变”将对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教育方式、社会组织方式等产生革命性的冲击和影响。因此，高职院校对产业的“智变”要高度敏感，要适应产业“智变”的要求，认识产业“智变”的重要特征，并以此作为自身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什么是高职教育？一直是困扰高职教育发展的基本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高职教育产生开始，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研究和探索。如今，高职教育的“轮廓”越来越清晰，关于高职教育的共识越来越多。如高职教育“类型说”已被广泛认同，以就业为导向、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双师型”教师队伍已经成为高职教育的重要标签。然而，随着什么是高职的问题逐步清晰，高职何处去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本次研讨会正是以协同创新的理念思考高职教育何处去的问题。从专家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高职教育应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找准类型定位、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找准层次和功能定位，在自身定位上追求卓越。在追求卓越道路上，高职院校应以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加强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开展协同创新，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在适应产业转型升级中完成自身的转型升级。
作者：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教育学博士
关于高等教育定位
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周远清教授认为，办好一所大学要念好四本经：一是培养人是学校的根本任务。目前一些大学已经淡忘或者弱化了这个根本任务。二是提高质量是学校永恒的主题。他认为，学校的声誉不在于过多的宣传，而是培养出的学生在社会上的作用，为国家建设所起的作用。他呼吁：任何一所学校的干部、老师都要牢记提高质量是学校永恒的主题。三是本、专科是基础。本、专科阶段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时候，是专业入门的时候，也是学习方法、工作方法入门的时候。如果忽视了这个阶段的教育，就是误人子弟。四是知识、能力和素质是培养人的三要素。他认为，知识和能力需要内化为人的素质，素质可以使人的知识、能力更好地发挥作用。他建议，学校要通过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提高学校的文化素养，提高教师的文化品味，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卢晓中教授认为，高等学校要准确定位并各安其位。他指出，高等教育必然走向“社会中心”，但对具体高校来说，能否走向“社会中心”则在相当程度取决于主观努力和认识。另外，“社会中心”是一个“中心面”的概念，各高校在“中心面”上应准确定位并各安其位，由此实现高等教育的分层（类）发展。要确保各高校准确定位和各安其位，则要克服认识上和政策上的误区。他建议：认识上，要认识到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不只是精英大学才能成为“社会中心”；政策上，将政府单一的资源配置方式改变为“双导向配置”方式，即任务需求导向型和业绩激励导向型，由此使高校能各安其位，并在各自定位上追求卓越。
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教授认为，社会和学界需要重新认识职业教育，为职业教育正名。无论是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并不代表培养的人才有高低，而是因为社会分工不同所带来的培养目标不同。大学的层次是服务对象的层次，大学的办学水平体现在服务质量的高低上。黄达人提出，在培养的人才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高职院校同样可以争创一流。他认为，高职院校首先要找准定位，然后围绕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定位，抓住机遇，加强自身建设。在自身建设方面，他建议高职院校重视内涵建设、科研、“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和大学文化建设。
关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姜大源研究员认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应具有不可替代性，包括类型的不可替代、层次的不可替代和功能的不可替代。类型上，要正确区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是构建平行于普通教育的第二个以升学为导向的教育体系，而是要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体系。类型的不可替代性是职业教育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构建的是平行于普通教育的第二个以升学为导向的教育体系，那么职业教育就必然失去其存在的社会价值。层次上，要正确区分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中职阶段，学生进行的是经验学习，获得的是经验层面的技能；而高职阶段，学生进行的是策略学习，获得的是策略层面的技能。应对劳动市场对职业资格升级的要求，职业教育要提供与相应职业资格要求相适应的人才。因此，拉升职业教育的不是学历而是职业资格，构建职业教育体系的动因是“职业”。层次的不可替代性是职业教育赖以发展的空间，如果构建的是仅有学历层次而没有职业资格层次的第二个教育体系，职业教育就必然失去其职业拉升的动因。功能方面，要区分好技术教育与技能教育。技术包括实体性技术（如工具、设备等）和规范性技术（如文本、工艺等），两者都可以离开人而存在。在实体性技术和规范性技术当中隐藏了许多功能，它们处在被遮蔽的状态，这种被遮蔽的技术功能需要通过人来实现，是不能离开人而存在的。那些不能离开人而存在的技术就是技能。两者是随动、伴生和互动关系，而非层次关系。技能发展规律是构建职业教育体系应遵循的逻辑。功能的不可替代性是职业教育赖以支撑的哲学，如果构建的是工程技术教育而非职业技术教育的第二个教育体系，职业教育就必然失去其技能内核的真谛。姜大源认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能等同于现代职业学校体系，应建立等值而不同类的8级国家资格框架体系（包括学历资格框架和职业资格框架），以便把正规教育（学校教育）、非正规教育（职业培训）和非正式教育（自学、网络）统一起来，以此构建中国教育体系。
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山大学黄崴教授介绍了广东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4个背景、7项内容、5项核心任务、4个突破环节、5大成效和4项推进措施。4个背景：一是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要求职业教育转型升级；二是现代产业体系呼唤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相匹配；三是职业教育自身发展要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相适应；四是多层次人才需求需要打通技能人才成长通道。7项内容：一是推进职业教育战略性结构调整；二是健全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三是完善高等职业教育层次结构；四是推动各级职业教育有机衔接；五是推进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六是创新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七是促进职业培训快速规范发展。5项核心任务：标准体系建设工程、课程体系建设工程、强师工程、信息化工程和国际化工程。4个突破环节：一是加快办学体制改革；二是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三是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四是优化职业教育资源配置。5大成效：一是体系构建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二是服务产业转型升级成果显著；三是制度建设顺利推进；四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取得新突破；五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有新进展。4项推进措施：一是建立广东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工作机制；二是全面总结体系建设各项试点工作的经验和成效；三是完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规划的编制工作；四是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各项试点工作。 关于高职教育的发展策略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育学院的随·万臣（Sui Wan Chan）教授认为，职业院校应重视创新，学校行政人员的首要责任是支持教师创新和滋育学生才能，职业院校理应成为企业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学生、教师、行政主管、家长、企业和社区要形成支持链，共同推动职业院校改革创新，由此适应科技进步、企业创新、国际化、经济转型的要求。
中山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增俊教授认为，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各种教育问题也越来越多，如教育的普及化程度越来越高，但人才问题并没有随着教育的发展而得到有效改善，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教育正面临危机。因此，中国教育需要来一场新的革命。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教育只是完成了第一次革命，即由贵族教育转向普及教育，但如何推动教育从普及为重点的第一次教育革命转向服务社会、服务国家的第二次教育革命，并以此建立中国的一流教育，以及再转向创办世界一流的智慧型教育的第三次教育革命，则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国高职教育正是在危机中产生和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在高等教育不能满足生产需要的危机中诞生了高职教育，20世纪90年代末在高等教育扩招危机中高职教育获得了快速发展，2008年以后在金融危机中，高职教育开始进行体系建设。因此，高职教育要带头推进教育革命，服务社会，构建与我国产业体系相适应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高水平的技术人才、研发人才，发展高水平的技术型学术体系。
中山大学教育学院陈昌贵教授认为，国际化是建设高水平大学的重要策略，大学应克服价值取向功利化、发展重点形式化、行为主体边缘化、实施效果局限化等问题，从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投入，注重教学过程的国际化等方面推进国际化。来自英国德蒙福特大学的罗伯特（Robert Chien-Chung CHEN）教授根据中英两国学制特点提出，中国高职院校可以与英国的大学合作，通过 “2 2”、“2 2 1”的模式联合培养本科生、硕士生，探索建构中外合作高职人才培养体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的蔡锦平教授介绍了南洋理工学院的国际化发展经验。该校通过双语教育、多元文化社团活动、招收国际学生、开展国际教学合作、海外实习、国际竞赛、国际认可、国际合作、国际交流、国际化教学团队建设等方式推进国际化，将南洋理工学院打造成一所国际知名的理工学院。英国哈克尼社区学院国际合作部主任泰比·卡姆波（Tayebeh Kazempour）教授认为，英国的社区学院和中国的高职院校面临的企业需求环境是类似的，希望双方在教师培训、职业教育课程开发、职业资格标准开发等方面加强合作。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俞仲文教授认为，面对诸多挑战，高职院校应加快自身的转型升级，如服务面向、内涵、培养规格等都需要转型升级，以更高的眼界，更大的格局，更加开阔的思路打造高职教育的3.0版。他认为，第三次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发明了物联网、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技术，使得整个世界变得聪明起来。基于这种背景产生了产业“智变”。中国的产业将会发生巨大的转型：会更加智能化、自动化；会产生众多的智慧城、智慧社区、智慧工厂、智慧学校、智慧家庭；整个社会会更加网络化、无界化。产业的“智变”将对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教育方式、社会组织方式等产生革命性的冲击和影响。因此，高职院校对产业的“智变”要高度敏感，要适应产业“智变”的要求，认识产业“智变”的重要特征，并以此作为自身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什么是高职教育？一直是困扰高职教育发展的基本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高职教育产生开始，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研究和探索。如今，高职教育的“轮廓”越来越清晰，关于高职教育的共识越来越多。如高职教育“类型说”已被广泛认同，以就业为导向、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双师型”教师队伍已经成为高职教育的重要标签。然而，随着什么是高职的问题逐步清晰，高职何处去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本次研讨会正是以协同创新的理念思考高职教育何处去的问题。从专家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高职教育应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找准类型定位、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找准层次和功能定位，在自身定位上追求卓越。在追求卓越道路上，高职院校应以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加强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开展协同创新，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在适应产业转型升级中完成自身的转型升级。
作者：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教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