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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末，一个叫做黄哲斌的46岁男人发布了一篇博客文章《乘着喷气机，我离开〈中国时报〉》。他是在台湾《中国时报》工作了16年之久的主任记者，因为无法忍受台湾新闻界日益严重的“业配新闻”现象，愤而辞职。他甚至冷嘲热讽地在博客中说：“台湾报纸业配新闻领先国际潮流，自认观念落伍告老还乡。”
所谓业配新闻，就是在媒体中置入性营销的公关软文。按黄哲斌的说法就是，记者变成了广告业务员，公关公司与广告主变成了新闻撰稿人，而“业配新闻”正在变成论字计价的商品。
辞职之后，黄哲斌把自己的博客改名为“第一次买新闻就上手”，用嬉笑怒骂的语言揭露台湾岛内行政部门和企业购买媒体的事实。“左手伸进我们的口袋，拿钱贿赂媒体，然后将右手伸进我们的脑袋。”他认为在多种“业配新闻”中，公务部门用纳税人的钱来买版面为自己充当政绩是可耻的行为。“‘业配’是叶问的祖师爷，强国强种，一个打十个，谁都动不得”，黄哲斌以此来讽刺“业配新闻”在台湾政界的根深蒂固。
黄哲斌的博客在台湾岛内刮起了一股旋风，众多学者联名抗议台湾政党与公务部门的“置入性营销”，连小马哥也不得不表态媒体要严格区分什么是新闻，什么是营销。
“置入性营销”让马英九陷入被动
民进党几乎是不放过一切可以攻击对手的机会，“置入性营销”也不例外。当台湾全岛都在极力关注政党与政府的“置入营销丑闻”之时，民进党发言人蔡其昌跳出来指责马英九在这一问题上的前后不一，他说马英九上台前曾经承诺说政府不再做置入性营销，可是他当政两年以来，台湾政府的置入性营销有增无减，这一指责立刻让马英九陷入了被动。
针对绿营的指责，国民党籍“立委”邱毅坐不住了，他说绿营恰恰是“置入性营销”的始作俑者。邱毅说，亲绿媒体台湾民视及《自由时报》就是陈水扁当局一手扶持起来的，置入性营销的“政治化”色彩很浓。他表示，在2003年至2008年期间，陈水扁当局统包购置媒体置入营销费用中，仅民视就高达5.6571亿元新台币，对照采购最少的中天电视台的210万，二者竟相差270倍，“吓死人了”。在平面媒体部分，《自由时报》在这一时期获得了832万元的费用，比《联合晚报》的19万元多了45倍。邱毅甚至觉得，《自由时报》就是民进党养起来的。
邱毅随手拿了一份《自由时报》，一边以花博会为例批评马英九政府，可是报纸的另一边就是政府在报纸投放的有关花博会的“置入性营销”软文。邱毅激动地说，媒体要吃、要拿，还要骂，这是神经错乱吗？
因为蓝营自己也要登广告，所以马英九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很暧昧，他无法明确反对，只好说，政府的广告也要登在报纸上啊，也不可能登在别的地方，只要注明是广告就好了，我们的责任就算尽到了。尽管民进党和陈水扁才是政治“置入性营销”的始作俑者，可是如今这个事件爆发的最直接受害者却是马英九，因为陈水扁已入监牢。面对全岛都在高调反对的“置入营销”，马英九却无计可施，仅仅是“标明就好”的温和态度，让他又输掉了一局，除非他能够停止置入性营销。放火者已入牢狱，外面的人若不能灭火，就成了失败者。
生存危机使得民进党得以控制媒体
那么，民进党这个台湾“政治营销的好手”又是利用怎样的空隙开始大搞“置入性营销”的呢？
1990年代，台湾报纸杂志竞争剧烈，有线新闻台纷纷设立，原本独占的报业广告市场大幅衰退；1990年，台湾报纸的总广告量还有300多亿台币，2001年剩下206亿，2009年就已萎缩为100亿。同时，香港《苹果日报》又在台湾登陆进一步抢食岛内媒体市场，各家报业陷于经营困境，除了开拓大型展览等业外收入，报社内部也出现所谓“编业合作”的新名词，意即由编辑部与业务部合作开拓广告市场。彼时当政的民进党恰恰是看到了媒体的虚弱待哺，而伺机利用。
2003年，游锡堃担任阁揆时，“行政院”就提倡“统一发包11亿台币的置入营销预算”，后来由于整体打包的11亿数额巨大过于显眼，只好让各个部门分别去买。2005年，记者林照真两度以《谁在收买媒体》为题，在《天下》杂志深入报导台湾公务部门“置入营销”控制媒体内容。
黄哲斌在博客中将台湾政治的“置入性营销”与美国的“威廉斯事件”相提并论。阿姆斯特朗·威廉斯，本是CNN的名嘴和多家媒体的撰稿人，后被《今日美国报》发现，他收受了小布什政府24万美元，在自己的专栏里为小布什政府鼓吹一项教育法案。事情败露后，威廉斯在美国媒体界名誉扫地。但在台湾，“置入性营销”已经成为了很多媒体在网络冲击时代的“救命稻草”。
如果说马英九的营销还存在“政策指引”的性质的话，那么陈水扁时期的置入性营销就有些近乎于“政治洗脑”了，因为绿营的人甚至把置入性营销插进了电视戏剧节目之中，如麻辣鲜师（华视）、鸟来伯与十三姨（三立）、亲戚不计较（民视）等，神不知鬼不觉让观众在看电视的时候上了一堂政治课。
为什么马英九无法坚决反对“置入性营销”？根据台湾杂志的统计，截止去年11月，当局购买媒体的案例多达40余宗，涉及金额8600万元，如果算上花博会等统一集中购买的案例，总的金额会超过1亿元新台币。在2008年竞选时，媒体改革运动曾经要求马英九在当选之后签署一份“反政治性置入性营销”的承诺书，表示“不得进行含有政治目的的置入性营销；不得进行含有政治目的的政令倡导”，看来马英九的承诺是没有兑现了。
台湾“反置入性营销”的斗士
黄哲斌在博客中直言不讳地写出了“置入性营销”对台湾媒体的不良影响：“澳门赌场业者曾号召成立了一个‘记者炮兵团’，邀请社会记者去澳门旅游，包吃包喝包住包女人，只要回来之后写篇豪华赌场见闻即可，我还是咬着牙拒绝了，一位相熟的同业，三天两夜带了一打保险套。”
外界觉得黄哲斌这个向业配新闻大声宣战的人是“斗士”，然而，接近他的人更多地觉得他看起来像一个艺术家。黑框眼镜、短山羊胡，即便接触很少的同事也觉得他“很有个性”。大学期间，他曾经加入台湾著名的兰陵坊剧团，在金世杰导演的话剧《明晚，我们空中再见》中，饰演一个性格孤僻的中年人。
在生活里，和他相熟的朋友会感叹他的“有趣”和“真性情”。一位朋友还记得，在一次KTV的聚会中，两位朋友在酒后发生争执。为了化解尴尬，这位年过四十的中年男人决定给大家表演“后空翻”。结果，因为地板上的积水，他当场滑倒，摔得头破血流，被送到医院缝了好几针。
“啥米？你不知道新闻可以买的么？一篇几万、几十万，都是买来骗你的，什么SNG联机、新闻跑马灯、部长专访，都有一张价目表，就像是你到饭店点菜一样。”黄哲斌就是用这种轻松的语言在写着台湾的“政治置入营销之害”。“我反对的是朝野各党买新闻，对象兼及刚当选的‘五都’市长，有蓝有绿，他们要买广告，要赞助，我都没问题，但是做‘隐藏式文宣’，这是西方国家严禁的”，黄哲斌希望台湾不要在这方面引领国际潮流。
所谓业配新闻，就是在媒体中置入性营销的公关软文。按黄哲斌的说法就是，记者变成了广告业务员，公关公司与广告主变成了新闻撰稿人，而“业配新闻”正在变成论字计价的商品。
辞职之后，黄哲斌把自己的博客改名为“第一次买新闻就上手”，用嬉笑怒骂的语言揭露台湾岛内行政部门和企业购买媒体的事实。“左手伸进我们的口袋，拿钱贿赂媒体，然后将右手伸进我们的脑袋。”他认为在多种“业配新闻”中，公务部门用纳税人的钱来买版面为自己充当政绩是可耻的行为。“‘业配’是叶问的祖师爷，强国强种，一个打十个，谁都动不得”，黄哲斌以此来讽刺“业配新闻”在台湾政界的根深蒂固。
黄哲斌的博客在台湾岛内刮起了一股旋风，众多学者联名抗议台湾政党与公务部门的“置入性营销”，连小马哥也不得不表态媒体要严格区分什么是新闻，什么是营销。
“置入性营销”让马英九陷入被动
民进党几乎是不放过一切可以攻击对手的机会，“置入性营销”也不例外。当台湾全岛都在极力关注政党与政府的“置入营销丑闻”之时，民进党发言人蔡其昌跳出来指责马英九在这一问题上的前后不一，他说马英九上台前曾经承诺说政府不再做置入性营销，可是他当政两年以来，台湾政府的置入性营销有增无减，这一指责立刻让马英九陷入了被动。
针对绿营的指责，国民党籍“立委”邱毅坐不住了，他说绿营恰恰是“置入性营销”的始作俑者。邱毅说，亲绿媒体台湾民视及《自由时报》就是陈水扁当局一手扶持起来的，置入性营销的“政治化”色彩很浓。他表示，在2003年至2008年期间，陈水扁当局统包购置媒体置入营销费用中，仅民视就高达5.6571亿元新台币，对照采购最少的中天电视台的210万，二者竟相差270倍，“吓死人了”。在平面媒体部分，《自由时报》在这一时期获得了832万元的费用，比《联合晚报》的19万元多了45倍。邱毅甚至觉得，《自由时报》就是民进党养起来的。
邱毅随手拿了一份《自由时报》，一边以花博会为例批评马英九政府，可是报纸的另一边就是政府在报纸投放的有关花博会的“置入性营销”软文。邱毅激动地说，媒体要吃、要拿，还要骂，这是神经错乱吗？
因为蓝营自己也要登广告，所以马英九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很暧昧，他无法明确反对，只好说，政府的广告也要登在报纸上啊，也不可能登在别的地方，只要注明是广告就好了，我们的责任就算尽到了。尽管民进党和陈水扁才是政治“置入性营销”的始作俑者，可是如今这个事件爆发的最直接受害者却是马英九，因为陈水扁已入监牢。面对全岛都在高调反对的“置入营销”，马英九却无计可施，仅仅是“标明就好”的温和态度，让他又输掉了一局，除非他能够停止置入性营销。放火者已入牢狱，外面的人若不能灭火，就成了失败者。
生存危机使得民进党得以控制媒体
那么，民进党这个台湾“政治营销的好手”又是利用怎样的空隙开始大搞“置入性营销”的呢？
1990年代，台湾报纸杂志竞争剧烈，有线新闻台纷纷设立，原本独占的报业广告市场大幅衰退；1990年，台湾报纸的总广告量还有300多亿台币，2001年剩下206亿，2009年就已萎缩为100亿。同时，香港《苹果日报》又在台湾登陆进一步抢食岛内媒体市场，各家报业陷于经营困境，除了开拓大型展览等业外收入，报社内部也出现所谓“编业合作”的新名词，意即由编辑部与业务部合作开拓广告市场。彼时当政的民进党恰恰是看到了媒体的虚弱待哺，而伺机利用。
2003年，游锡堃担任阁揆时，“行政院”就提倡“统一发包11亿台币的置入营销预算”，后来由于整体打包的11亿数额巨大过于显眼，只好让各个部门分别去买。2005年，记者林照真两度以《谁在收买媒体》为题，在《天下》杂志深入报导台湾公务部门“置入营销”控制媒体内容。
黄哲斌在博客中将台湾政治的“置入性营销”与美国的“威廉斯事件”相提并论。阿姆斯特朗·威廉斯，本是CNN的名嘴和多家媒体的撰稿人，后被《今日美国报》发现，他收受了小布什政府24万美元，在自己的专栏里为小布什政府鼓吹一项教育法案。事情败露后，威廉斯在美国媒体界名誉扫地。但在台湾，“置入性营销”已经成为了很多媒体在网络冲击时代的“救命稻草”。
如果说马英九的营销还存在“政策指引”的性质的话，那么陈水扁时期的置入性营销就有些近乎于“政治洗脑”了，因为绿营的人甚至把置入性营销插进了电视戏剧节目之中，如麻辣鲜师（华视）、鸟来伯与十三姨（三立）、亲戚不计较（民视）等，神不知鬼不觉让观众在看电视的时候上了一堂政治课。
为什么马英九无法坚决反对“置入性营销”？根据台湾杂志的统计，截止去年11月，当局购买媒体的案例多达40余宗，涉及金额8600万元，如果算上花博会等统一集中购买的案例，总的金额会超过1亿元新台币。在2008年竞选时，媒体改革运动曾经要求马英九在当选之后签署一份“反政治性置入性营销”的承诺书，表示“不得进行含有政治目的的置入性营销；不得进行含有政治目的的政令倡导”，看来马英九的承诺是没有兑现了。
台湾“反置入性营销”的斗士
黄哲斌在博客中直言不讳地写出了“置入性营销”对台湾媒体的不良影响：“澳门赌场业者曾号召成立了一个‘记者炮兵团’，邀请社会记者去澳门旅游，包吃包喝包住包女人，只要回来之后写篇豪华赌场见闻即可，我还是咬着牙拒绝了，一位相熟的同业，三天两夜带了一打保险套。”
外界觉得黄哲斌这个向业配新闻大声宣战的人是“斗士”，然而，接近他的人更多地觉得他看起来像一个艺术家。黑框眼镜、短山羊胡，即便接触很少的同事也觉得他“很有个性”。大学期间，他曾经加入台湾著名的兰陵坊剧团，在金世杰导演的话剧《明晚，我们空中再见》中，饰演一个性格孤僻的中年人。
在生活里，和他相熟的朋友会感叹他的“有趣”和“真性情”。一位朋友还记得，在一次KTV的聚会中，两位朋友在酒后发生争执。为了化解尴尬，这位年过四十的中年男人决定给大家表演“后空翻”。结果，因为地板上的积水，他当场滑倒，摔得头破血流，被送到医院缝了好几针。
“啥米？你不知道新闻可以买的么？一篇几万、几十万，都是买来骗你的，什么SNG联机、新闻跑马灯、部长专访，都有一张价目表，就像是你到饭店点菜一样。”黄哲斌就是用这种轻松的语言在写着台湾的“政治置入营销之害”。“我反对的是朝野各党买新闻，对象兼及刚当选的‘五都’市长，有蓝有绿，他们要买广告，要赞助，我都没问题，但是做‘隐藏式文宣’，这是西方国家严禁的”，黄哲斌希望台湾不要在这方面引领国际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