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文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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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第五代电影作品中的意识形态的分析离不开其与时代的关联。文革、文化和市场作为时代的一种表征对第五代导演创作上的影响是甚为显著的。
  [关键词]第五代导演 意识形态 创作
  任何时代下的电影都离开不了意识形态的介入,当陈凯歌处女《黄土地》和张艺谋处女作《红高梁》以及其它第五代电影的大量影像开始在世界获得殊荣时,表明第五代电影“开始自觉不自觉地以其意识形态蕴意与西方的阅读期待相适应”的开始。然而。当第五代导演把目光聚焦于可以投射的远古和近古历史的书写时,人们往往容易看到的只是电影影像画面对历史的凝视,而容易忽视或不易发现潜隐在民俗,战争和文化景观背后的意识形态意图。这尤其体现在当市场经济为主导,历史成为世俗的、商业的、大众的投射,使电影中的意识形态意图处于更为隐蔽或不公开状态。这两种情形表明意识形态性是第五代又一个显著的“代群”符码。所以对于介入于第五代电影中的意识形态的考察是必要的,至于考察方法,借用福柯的话说,主要还是对“电影拍摄的年代”的意识形态的考察。所以考察“第五代电影”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性,就离不开对第五代导演们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分析。如果这样的分析合理的话,那对第五代电影意识形态分析就需要把分析的触角一直指向到“文革”时期。影响和决定一个人人生和事业等意识形态要素既是固置的也是变动的:既是集体无意识也是个体无意识呈现同时更是复杂多元。影响第五代导演们复杂多元的意识形态要素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
  
  一、青少年时期的“文革”意识(理想壁垒)
  
  对于在创痛后成长起来的第五代来说,十年“文革”的历史体验记忆所带给他们的主要是一种希望与失望交织的创伤记忆和体验。这种记忆和体验既对他们的命运,也对他们的电影创作形成直接的影响。由此对“文革”最有说话权的确实是第五代导演们。第五代导演们在人生最为关键和重要的启蒙时期和成长时期大半部分是在“文革”中度过的,所以这就促成他们对这段历史一种最为复杂的情感。这种情感决不是简单的否定就完事,因为“对于这场运动,说痛苦,说悲壮,说忧伤,说升华,都有之。没有定论。因为牵扯的人数过多,空间过于广阔,产生了无数或悲或喜的故事,是免不了的。有多少个故事就有多少种看法。一般的看法是:这些年轻人多少受过教育,他们的知识背景和本身低下的社会地位之间,热情的幻想和严峻的农村现实之间,产生冲突,造成了精神上极大的不平衡:加上生活中无数变数,包括体力上的磨砺,使他们成为近代中国最愤懑和最勤于思考的一代,他们有求变之心,也有应变之力。可以寄托未来的。表面上看,应该不错。但是,事实上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人和史诗出现——因为,这场运动虽有民族大迁徙那样的时空规模,却没有任何文化意图上的积极意义。”
  “文革”意识对第五代电影的影响。或者有如《阳光灿烂的日子》般的美好,如《孩子王》《孔雀》般淡淡的喜悦与忧伤。或者如《霸王别姬》般的忠诚与背叛,如《蓝风筝》般的仇恨。陈凯歌甚至说过文化大革命的经历是他全部人生体验中最重要的部分,那个时代决定了他们的一生。因为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有10年被打上深深的“文革”烙印。所以他一生创作其实是在表现这种体验。这样看来第五代主要是“文革”的产物。这也势必影响和渗透到他们的电影创作中而造成了他们在前10年、15年对中国历史和现实耿耿于怀的电影表述《霸王别姬》、《活着》、《蓝风筝》甚至《红粉》。这几部作品毫无疑问表达了中国五六十年代的现实生活。但就目前第五代导演们所拍出的很少几部影片来看,显然这种影响与他们这段重要体验是不相称的。换言之,这种影响还只处在一种匮乏与潜在的状态。
  
  二、新时期的“文化”反思意识(政治壁垒)
  
  第五代电影的出现恰逢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即80年代中后期所掀起的一股股来自西方的各种理论思潮的涌动时期。其中对中国新时期以降的文学艺术影响最为深远和持久的就是“文化热”思潮。张艺谋说过大陆第五代电影导演的作品都从大的文化背景入手。带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带着对电影进行变革的愿望,以人文目标为主要目标,具有一种大的气势。这跟我们的文化有关。我们的文化历来对人的关注比较少,而对道的关注比较多。这股经由“伤痕”、“反思”、“寻根”、“改革”等一系列小浪潮推进的“文化”思潮的影响、波及面非常广范。从各种文学到各门艺术无一幸免。然而,之所以会引发中国新时期这场“文化”思潮,主要还是思想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所致。实际上。第五代导演们从跨入校门到离开校门走向社会的整个80年代,也一直面对和要妥善解决的就是政治意识形态问题。
  从第五代开山之作《一个和八个》的受挫原因中的意识形态阐释中可见一斑。为什么这部表面看是表现中国抗争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会通不过审查?一是1984年全国规模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反对全盘西化的展开以及在思想领域批判抽象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这样的政治和经济情势无疑触动了人们社会意识的神经——一方面是对旧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迫切愿望。另一方面是必须考虑的四项基本原则的规范问题。由此形成了那个时代特别的奋发心态和忧患意识。所以《一个与八个》1983年10月底完成双片,于1983年11月中旬送文化部审查时。正碰上文艺界大批“人性论”,当时正在北京召开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主持会议的文化部分管电影的副部长丁峤同志号召以整风精神“清除精神污染”,把《一个和八个》《被告后面》两部影片当成“精神污染”的活靶子来重点批判。
  二是《一个》遭遇被批、被删改主要在于改编的影片在沿用了原作的叙事框架、人物、情节的基调基础上。却产生出了一个关于“共产党干部和土匪共同理解到的民族尊严,以及他们在一起共同激发的生命力”这一新主题。确实影片使原本重点倾向于对一个共产党员形象塑造,而转变为一个和八个这一群体形象的塑造。而创作者通过新添的一个女性即小护士,既使“八个”人物形象充满着一种人性的关怀,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恶贯满盈的土匪身上,见证出他们“内心深处尚存的善良、正直,以及个人心中的民族情感”。所以,影片中让瘦烟鬼最后射向小护士的那一枪,就被评论家称誉为是“卫护了我们民族的圣洁和尊严”的一枪。这一枪的意义我们也可以从几个层面得以放大:一是对银幕人物形象的塑造而言。是新中国以来一直争议的关于“中间人物”乃至反面人物能否作为银幕中的主角的延续?以及怎样对他们进行书写和塑造?是否可以从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塑造的转变方面去理解:是否可以看作是一次较为圆满的答案。二是政治上大胆对那段历史的怀疑。第五代导演这种“文化”反思意识也使他们早期影片中流露出过于直露的对中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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