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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魏晋十六国北朝，割据于西北的诸政权为了稳住已有的统治地盘，富国强兵，创建统一大业，因而都很重视培养、罗致，甚至是抢夺儒、释、道各类人才，人才兴国的战略也为各政权带来了显著的政治效益。本文主要介绍了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
[关键词]魏晋十六国北朝；西北割据政权；人才兴国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8—0023—06
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原战乱，在“井堙木刊”、“骨岳血海”的历史条件下，西北地区的崇山峻岭、大漠长河将这一辽阔的地域与中原战乱区隔离开来，形成偏安的相对优越的小环境。同时，西北各政权之间、西北政权与中原政权之间的矛盾斗争尖锐复杂。西北各个政权如何发展经济、稳定社会、富国强兵，扩大统治地盘，创建统一大业，是统治者日夜思索的问题，重视培养、收罗，甚至是抢夺他国人才，成了他们共同的选择。
一、重视培养、罗致和重用人才
魏、西晋以及“五凉”、“三秦”、前赵、大夏等政权的统治者，大都把统治人才的培养、搜罗看作是一个政权能否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国有人焉”也往往是对一个政权不敢轻侮的原因。这里“国有人焉’’的“人”，就是指安邦治国的人才。前秦苻生派征东将军苻柳、参军阎负、梁殊使凉州，劝说前凉王张玄靓归降。凉州牧张瓘在与其谈判时，就诘问前秦“文武辅臣。领袖一时者谁也”，阎负、梁殊一口气列举了一长串经世贤才的名字，以证明前秦的“济济多士”，一席话说服了张瓘，“乃言于玄靓，遣使称藩”。苻坚准备进攻东晋，其太子苻宏、少子苻诜都以晋有谢安、桓冲等名士，认为“未可图也”，苻坚不听，最后遭到了失败。正是由于人才这样重要，所以，在每个政权建立时，总将人才当作政治建设的头等大事，多渠道、多视角地培养、罗致人才。
一是建学培养。优礼耆老，修尚儒学，是各政权统治者培养人才、巩固统治的基本做法。晋惠帝永宁时(301～302)，张轨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这是他建立前凉政权的开始。张轨在凉州“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
前赵刘曜光初三年(320)，“曜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以中书监刘均领国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国子。散骑侍郎董景道，以明经擢为崇文祭酒”。刘曜在战马倥偬之际，经常亲临太学，引试学生之上第者，拜郎中。
前秦苻坚刚即位时(357)，也以“课农桑，立学校”为先。史载：
坚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于是人思劝励，号称多士。盗贼止息，请托路绝，田畴修辟，币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备。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坚自是每月一临太学，诸生竞劝焉。
前秦建元十六年(380)，苻坚起教武堂于渭城，命太学生明阴阳兵法，教为将士。
中外四禁、二卫军长上将士，皆令修学。课后宫，置典学，立内司，以授于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署博士以授经。
姚苌建立的后秦政权，也于建初三年(388)“立太学，礼先贤之后”。并于建初七年“下书令留台诸镇各置学官，勿有所废，考试优劣，随才擢叙”。他如李暠建立西凉政权后，同样“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南凉统治者秃发利鹿孤曾问其群下云：
“吾无经济之才，忝承业统，自负乘在位，三载于兹。虽夙夜惟寅，思惟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风俗尚多凋弊；戎车屡驾，无辟境之功：务进贤彦，而下犹蓄滞。岂所任非才，将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极言无讳，吾将览焉。”祠部郎中史皓对曰：“古之王者，行师以全军为上，破国次之，拯溺救焚，东征西怨。令不以绥宁为先，惟以徒户为务，安土重迁，故有离叛，所以斩将克城，土不加广。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马，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非所以来远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利鹿孤善之，于是，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
综上可见，十六国时期，西北各政权统治者中凡有作为者，大都很重视办学和培养人才。
二是广泛招揽社会贤才。前秦苻坚除办学外，还注意延纳民间人才。建元十一年(375)正月，他“以安车蒲轮征隐士乐陵王劝为国子祭酒。坚雅好文学，英儒毕集，纯博之精，莫如劝也”。
后秦姚兴也是“留心政事，包容广纳，一言之善，成见礼异”，曾多次命百僚举荐“殊才异行”之士。后秦姚兴弘始十六年(414)，姚兴对群臣说：“古人有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三秦饶俊异，汝颍多奇士。吾应天明命，跨据中原，自流沙已东，淮汉以北，未尝不倾己招求，冀匡不逮。”然还是怕“明不照下”，遗漏人才，因此他要求属下继续推荐才贤之士。有个名叫梁喜的人回应说：“奉旨求贤，弗曾休倦，未见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谓世之乏贤。”姚兴不以为然地说；“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将则韩、吴，相兼萧、邓，终不采将于往贤，求相于后哲。卿自识拔不明，求之不至，奈何厚诬四海乎!”他认为“关西”是人才荟萃的地方，而且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适用的人才，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向前代或后世借用人才。因此，只能说你自己“识拔不明，求之不至”，而不能诬称四海之内没有适用的人才。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人才的渴求以及他高明的人才观念。
三是吸引统治区以外的人才。西北各割据政权通过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做到“刑清国富”、“士马强盛”，所以，能吸引中原内地的士人到此避难安家。永嘉之乱中，“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土”。西晋末，“天下方乱，避乱之国唯凉土耳”，“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西晋愍帝司马邺死后，南阳王司马保自称晋王，置百官，后败死，“其众散奔凉州者万余人”，其中就有历世业儒的士人。
西北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不少人“敬贤爱士”，尊重人才。张掖有个学者叫郭荷，他“明究群籍，特善史书。不应州郡之命”。前凉主张祚遣使“以安车束帛征为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但郭荷还是不愿留下，张祚答应了他，“遣以安车蒲轮送还张掖东山”。后来，郭荷的弟子郭璃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作文章。张祚的弟弟、前凉主张天锡，前秦主苻坚都曾“备礼征之”，郭璃先是逃避，后被迫出而就征，但不久仍“还于南山”。前凉和前秦的统治者对他并没有加害，而是在尊重其个人意愿的同时，由前秦的太守辛章“遣书生三百人就受业焉”，从而在人才培养上发挥了他的特长。《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四九《后秦录》记载，后秦主姚弋仲有个部曲名叫马何罗，“博学有文才”，一度背弋仲而去，另投他人，失败后再来归附，部下都劝弋仲将他杀死。弋仲说：“今正 是招才纳奇之日，当收其力用，不足害也。”不仅没有杀他，还任“以为参军”，表现出少有的宽容气度。
北朝统治者普遍爱才。南凉主秃发利鹿孤虽然已经建立了政权，但他在政治上仍然依附于姚兴。他部下有个名叫杨桓的人，被姚兴看上了，下令征之。
利鹿孤饯桓于城东，谓之曰：“本期与卿共成大业，事乖本图，分歧之感，实情深古人。但鲲非溟海，无以运其躯；凤非修梧，无以唏其翼。卿有佐时之器，夜光之宝，当振缨云阁，耀价连城，区区河右，未足以逞卿才力。善勖日新，以成大美。”桓泣曰：“臣往事吕氏，情节不建。陛下宥臣于俘虏之中，显同贤旧，每希攀龙附凤，立尺寸之功。龙门既开，而臣违离，公衡之恋，岂曰忘之!”利鹿孤为之流涕。
重用人才，信任不疑，是这一时期一些统治者获得人才回报的主要原因。前秦苻坚看准王猛“有卧龙之才”，“亲宠愈密，朝政莫不由之”。氐豪、特进樊世等不服，苻坚“命斩之于西厩”。又谩骂诸氐，“或有鞭挞于殿庭者”。他不顾本族氐官的反对，拜猛为侍中、中书令、领京兆尹。王猛任职“数旬之间，贵戚强豪诛死者二十有余人”，苻坚心不生疑。于是“百僚肃整，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一时“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王猛临死前，苻坚亲去省病，问以后事，王猛说：“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乘。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殁之后，愿不以晋为图”。可惜在关键问题上，苻坚没有听从王猛的忠告，终于遭到了灭国之祸。西魏权相宇文泰看准苏绰是一个“奇士”，便加以重用，让他参典机密，宠遇日隆，终于奠定了统一北方，统一南北的经济、政治、军事基础，也是这一时期西北统治者重用人才获得厚报的一个典型。
二、统治者对佛教人才的争夺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迅速发展，西北作为佛教重镇，从统治阶层到一般民众，信仰佛教的人口以百万计，在社会总人数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各政权统治者出于自身的信仰，也为了管理广大佛教信众，需要大量地罗致高僧大德和专门人才，因而展开了对佛教人才的争夺。
十六国北朝的佛教僧侣人数虽多，而能列入《高僧传》、《续高僧传》的只有数百人，其中西北有数十人，占入传高僧总数的1／10强。他们都是领袖一方的高级宗教人才，在当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例如竺法护，其先为大月氏人，姓支氏，世居敦煌。八岁出家，晋武帝时随师竺高座游西域诸国，遍学36国语言，带着大量佛经来到长安，在统治者支持下，前后译经47年(266～313)，几与西晋相终始。由他译出的佛经有175部，354卷，史载他“声盖四远。僧徒数千”，“时人咸谓敦煌菩萨”，在统治阶级和普通百姓中都有极大的影响力。鸠摩罗什(343～413)是出生于龟兹的一位高僧，“道流西域，名被东川(国)”。前秦主苻坚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不惜命将出师，万里提兵，征服龟兹，抢夺鸠摩罗什。当大将吕光将鸠摩罗什迎到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市)时，苻坚已经败亡，于是，吕光将罗什留在身边，建立了后凉政权。十数年后，后秦国王姚兴同样使用武力，将罗什从凉州迎到长安。几个皇帝武装争夺一个高僧，这是特殊历史时代独有的现象。事实上，他们所争夺的不单是一个僧人，而是鸠摩罗什广泛的社会舆论和宗教影响力，是巩固和扩大政权的希望。
鸠摩罗什被迎到长安后，由他所领导的译经、传法事业，乃是佛教中国化、佛学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成分的标志性成果。他所培养的佛教人才，如僧叡、僧肇、道生、道融、昙影、慧严、慧观、僧朗、道恒、道标所谓“十哲”，将罗什的佛学思想传布到全国，又在许多方面加以发挥，使其更加严密和系统化。僧叡将般若性空观与涅槃妙有观结合起来，创开了中国佛教空、有二宗相互融摄的先河。僧肇(384～414)在批判总结当时佛教六家七宗思想的基础上，更加准确地把握了“非有非无”的般若空义，创立了独立、完整、系统的中国佛教哲学，在当时及整个中国佛教史上都有重大的影响。后秦姚兴统治时期，境内“事佛者十室而九矣”，在这种局势下，鸠摩罗什的作用就不仅是为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同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当时社会舆论、政治生活中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看来，苻坚、姚兴等统治者前后一致地争夺鸠摩罗什并不是无谓之举。
继前秦向龟兹、后秦向后凉武装争夺鸠摩罗什之后，北魏又向北凉索要昙无谶。昙无谶(385～433)是生于中天竺的一位高僧，他六岁丧父，靠母亲庸积毾口(彩条毛毯)为生。母亲见沙门受人尊敬，供养优厚，乃使无谶出家为僧。昙无谶聪敏出众，每日能诵经万余言，20岁时已经能诵大、小乘经200余万言，又明解咒术，“所向皆验”，国人称他为大咒师，连国王也对他特别喜欢。昙无谶为了到中国传布佛法，乃辞别国王，携带《涅槃经》“前分”等佛经，经厨宾、龟兹、鄯善、敦煌而至姑臧(今甘肃武威市)，得到北凉王沮渠蒙逊的厚待，并在河西高僧慧嵩、道朗等协助下，译出《涅槃经》、《大集经》、《大云经》、《金光明经》等20部、60余万字。北魏拓跋焘远慕其名，遣使到北凉索请，并威胁沮渠蒙逊说：“若不遣谶，便即加兵。”蒙逊不为所动。北魏又改变手法，遣使拜蒙逊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凉州、西域诸军事，太傅，骠骑大将军，凉州牧，凉王，加九锡之礼，这显然是巨大的利诱。蒙逊宴来使于新乐门上，表示昙无谶是他的“门师”，“当与之俱死，实不惜残年”。这里，一方是威胁、利诱，甘愿付出高价；另一方则是宁死不愿割爱。一位佛教人才为什么会引起两个政权如此激烈的争夺?除了高僧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影响外，其他理由都是解释不通的。
在当时，各政权重用佛教人才的方式，一是任为僧官，提高政权的管理能力。自从曹魏允许百姓出家为僧后，寺院僧尼与年俱增。据载西晋二京合寺180所，僧尼370人。魏自孝明帝正光(520～525)以后，“四方多事，民避赋役，多为僧尼，至二百万人，寺有三万余区”。东魏孝静帝(534～549)时有寺院3万所，僧尼200万人。北齐文宣帝时(550～559)，有寺院4万所，僧尼竞至400万人。北齐幼主高恒承光元年(577)，北齐人口总共才有2000万余，僧尼占了全国总人口的1／5。北周经过宇文邕毁佛，僧尼人数有所减少，但仍不下百万人。各政权统治者将高僧安置到各级佛教管理机构和寺院、丛林，通过他们加强了对广大僧尼、信众的管理。
在各政权政治生活的关键时刻，高僧往往能起到特殊的作用。再以昙无谶为例，他作为北凉政权下的一位精神领袖，北凉王沮渠蒙逊对他“每以国事谘之”，使他有机会对最高统治者的决策，从佛教的角度提出自己的建议。沮渠蒙坚信佛法能庇护他的政权，然而在与西秦的一次战争中，他的世子沮渠兴国先是战败被俘，接着又与西秦王乞伏暮末一道受擒于大夏主赫连定，最后在吐谷浑进攻袍罕城时被乱兵杀死。这一连串的事件刺激了沮渠蒙逊，他对佛法 产生了怀疑和反感，乃斥责沙门，令僧尼50岁以下者皆还俗。在这紧急关头，昙无谶出面，劝谏沮渠蒙逊“改心而悔”，收回成命，避免了一场法难，同时也维护了佛教在北凉政权下的权威。魏晋南北朝时期类似昙无谶的高僧还有许多，他们的态度往往是行政决策、管理的重要因素。
二是完善佛法。引导社会舆论。魏晋十六国时期，中国佛教流行“六家七宗”以及由鸠摩罗什译介的般若中观思想。中观派认为人们只要通过修炼，具备了“般若”(智慧)，信持“众生无我、我所，无着心”，便会解脱，“不复往来生死中。不往来生死中，则无垢恼”。这给天天都面临着死亡威胁的人们。从宗教的角度指出了一条摆脱“垢恼”的途径，使他们得到精神的慰藉。
在昙无谶译出《涅槃经》以前，佛教理论家解释般若“空”论时，往往从破除心执，否定外法的角度立论，又将“空”释作道家和玄学的“无”，于是在“万法性空”的观念下，人们连“法身”这个佛教核心概念的实在性也不敢相信和坚持了，无数信徒为之困惑迷茫。《涅槃经》泽出后，排除了人们的这一疑虑。它将涅粲与佛性统一起来，而将佛性、佛国、涅槃解释为实在、纯洁、永恒、安乐的彼岸世界，人人都可以企及。不仅下开了中国大乘有宗的先河，而且促成了十六国北朝佛教的繁荣。在强大佛教舆论的引导下，人们以虚幻世界的安乐宽容了物质世界现实生活的苦难，这对统治阶级是非常有利的。
三是借用高僧的法术、品格和声望，扩大政权的影响面。如果说能够从哲学理论上学习和掌握般若思想的人毕竟是极少数，那么，着迷于东来高僧魔幻式法术的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社会层。佛经上本来就有许多升天入地、呼风唤雨、役使鬼神、消除灾异的内容，一些高僧的法术似乎在验证这些说法，并有力地扩大了佛教的影响面。例如僧涉于前秦苻坚时入长安，据说他“虚静服气，不食五谷，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验若指掌。能以秘祝下神龙。每旱，坚常使之咒龙请雨”。西域经敦煌来中原的高僧佛图澄(232～348)，也是用咒术(或许是一种魔术)使水中“须臾生青莲花，光色曜目”，使后赵石勒将其看作“国之神人”，“有事必谘而后行”。其子石虎也非常信任佛图澄。许多高僧以法术征服了统治者的心，统治者也通过渲染高僧的法术，巧妙地扩大了该政权在百姓中的影响力。
同时，不论东来传法还是西去取经的高僧，许多人都操行坚苦，笃志好学，有着献身佛法、万难不屈的执着精神和高尚品格，在群众中具有很高的感召力。对于割据政权的统治者来说，这是一种可以利用的精神文化资源。
法显(?～约422)俗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平县)人。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他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从长安出发，到天竺学法，涉流沙，历30余国。数年后，乃持经像，随商人经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辗转风波，历尽艰险，才又回到中国。同去10余人，归国的仅有他一人。他与禅师佛陀跋陀罗一起在道场寺译出《摩诃僧祗律》、《方等泥洹经》、《杂阿毗昙心》等佛经约百余万言。又著《佛国记》一书，记载了中亚、印度及南海诸国的地理、历史和风土人情等，不仅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也为中国与中亚、南亚等国的政治、思想、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一个品格高尚，坚忍不拔，影响巨大的高僧。又如前述的昙摩罗刹(法护)，学问道德都很高。他以《方等经》还没有传到中国，乃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随师来到西域，游历诸国，当地“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便学，贯综诂训，音义字体，无不备识”，乃携佛经165部回国，自敦煌至长安，沿途传译，“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写泽，劳不告倦。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西北佛教人才类似法显、法护者还有许多，他们既从一个方面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人才内涵、思想倾向及发挥作用的形式，又以巨大的人格魅力和学问引起统治者和民众的普遍敬仰。各政权多蓄几位这样的佛教人才，无疑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政权的影响力。
三、道教人才适应社会需求的自我调适
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西北流行的主要宗教，除佛教外还有道教。道教的信众不如佛教那样多，但统治者同样重视拉拢道教人才：道教人士也通过自我调适，以适应社会和统治者的精神文化需求。
这一时期，西北乃至整个北方最著名的道教人物是寇谦之。
寇谦之(365～448)，字辅真。祖籍上谷昌平(在今北京市)，后徙冯翊万年县(今陕西临潼县北)，遂为万年人。其父寇修之，前秦苻坚时任东莱太守，兄寇赞任北魏南雍州刺史。谦之早年好道，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无效，后在姨母家遇到一个名叫成公兴的“仙人”，劝他“隐遁”，遂共人华山修炼，转至嵩山。寇谦之自言太上老君降临嵩岳，授予他“天师职位”，并赐《云中音诵新科之诫》20卷，令其“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北魏明元帝泰常八年(423)，他宣言老君玄孙李谱文降临嵩山，授予他《录图真经》60余卷，使他辅佐北方泰平真君即北魏皇帝。他的宣传果然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寇谦之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宰相崔浩的支持下，成功地对旧的民间道教进行了改革，其改革要点是：
(一)除去“三张”伪法，整顿道教组织
从张陵、张衡、张鲁以来，五斗米道就有向人道者征收钱物的成规。降至末造，一些道官祭酒，“惑乱百姓。授人职契绿，取人金银财帛，而治民户，恐动威逼，教人月危愿匹帛、牛犊、奴婢、衣裳，或有岁输全绢一匹，功薄输丝一两，众杂病说，不可称数”。即旧道教通过宗教活动、恫吓手段、教人许愿等形式，收敛财物、奴婢，其宗教学说很有问题。寇谦之认为这不符合道法，故在改革中一概禁绝。在道教组织系统上，寇谦之改革前实行世袭制：“有祭酒之官，称父死子系，使道益荒浊”。寇谦之以“道尊德贵，惟贤是授”的原则，果断地革除了这一“错乱道法”的道职世袭制。
(二)改革修炼法术，建立斋醮仪范
道教传统修炼术中有一种“房中术”或日“赤黄之道”、“男女合气之术”。它本是一种讲究房中节欲、“还精补脑”的养生方法，后被一些道士变成了淫秽之术，致使“淫风大行，损辱道教”。对此，寇谦之提出“断改黄赤”，废止了这一淫秽的修炼方法，倡导以服食、闭练、斋醮等为基本的修炼方式。服食就是服气食药，闭练就是吐纳、导引练气之功。寇谦之建立的斋醮仪范包括：道官受策斋仪；道官、道民求愿斋仪；道民犯律解度斋仪；为人治病斋仪；为亡人超度斋仪等。
(三)规整戒律，专以礼度为首
寇谦之倡导的戒律、礼度，就是要求信道者“兼修儒教”，做到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安贫乐道，严格地按照封建道德伦常做人办事，“佐国扶命”，坚决反对“犯上作乱”。经过他改革的道教迎合了封建统治阶级安抚民心、稳定社会、维护统治秩序的要求，因而得到北魏统治阶级的欢迎。 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西北的民间道教数以百计。葛洪曾将它们统统斥之为“妖道”，认为“皆宜在禁绝之列”。他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提出以神仙术养生，以儒术治世的政治化、世族化道教理论。寇谦之沿着葛洪援儒人道的改革路线，进一步从以上几个方面，将道教从汉末人民的造反工具改造成为当时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改革后的道教叫新天师道或北天师道，首先得到北魏统治者的支持。魏太武帝将寇谦之道教改革的内容公布于天下，又为其在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建立了道场，他还定道教为国教，奉寇谦之为国师，并亲至道场受策，许多军国大事都要征求他的意见。从此以后，北朝历代帝王大都尊崇道教，即位前照例要请道士受箓。道教人士在北朝包括西北政治思想领域的地位由此可见。
寇谦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北乃至北方道教最著名的改革家和理论家。除他之外，当时西北还有一些道教人士从另一角度继承了汉魏以来的谶纬学，以预测未来为能事，服务于统治阶级和民众。但是割据政权的统治者往往要求他们的预言要符合自己的政治需要，否则就会遭到杀身之祸。十六国时期的高道王嘉，子字念，陇西安阳人，所作《牵三歌谶》是一部谶纬学著作。据载他“辞如谶记，当时鲜能晓之，事果皆验”，他先事苻坚，后被姚苌“逼以自随，每事谘之”。是前秦苻坚和后秦姚苌的政治顾问。他用特殊的方式表达他对政治事件的看法，例如，苻坚发动淝水之战前夕，曾遣人向王嘉预卜吉凶，王嘉说：“金坚火强”。仍乘使者马，衣冠徐徐东行数百步，因堕其衣裳，奔马而还，踞床而不言。苻坚一时搞不清他这是什么意思。又问：“吾世祚云何?”王嘉回答说：“未央”。苻坚欣然以为吉征。次年岁在癸未，苻坚大败于寿春，遂亡秦国。人们事后才明白，他这里说的“未央”，是“殃”在“未”年的意思。“金坚火强”，是前秦在西方，五行属金，东晋在南方而属火，火能铄金，故他暗示前秦必败。王嘉以善言谶语而被人佩服，他也因此而遭到杀身之祸。姚苌进入长安，开始也像苻坚一样优礼王嘉。姚苌在与苻登对垒鏖战的时候，询问王嘉：“吾得杀苻登定天下不?”王嘉回答说：“略得之”。姚苌发怒说：“得当云得，何略之有!遂斩之”当然，这类人也有下场比较好的。如僧涉，西域人，不知何姓，少为沙门。苻坚时入长安，虚静服气，不食五谷，改修道法。据说他能日行500里，“言未然之事，验若指掌。”还能“咒龙请雨”，关中天旱时，苻坚常令他显示神通，作法降雨。但这类人才的作用范围毕竟比较小，其神通也是有限的，参与政治活动充满着风险。
[关键词]魏晋十六国北朝；西北割据政权；人才兴国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8—0023—06
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原战乱，在“井堙木刊”、“骨岳血海”的历史条件下，西北地区的崇山峻岭、大漠长河将这一辽阔的地域与中原战乱区隔离开来，形成偏安的相对优越的小环境。同时，西北各政权之间、西北政权与中原政权之间的矛盾斗争尖锐复杂。西北各个政权如何发展经济、稳定社会、富国强兵，扩大统治地盘，创建统一大业，是统治者日夜思索的问题，重视培养、收罗，甚至是抢夺他国人才，成了他们共同的选择。
一、重视培养、罗致和重用人才
魏、西晋以及“五凉”、“三秦”、前赵、大夏等政权的统治者，大都把统治人才的培养、搜罗看作是一个政权能否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国有人焉”也往往是对一个政权不敢轻侮的原因。这里“国有人焉’’的“人”，就是指安邦治国的人才。前秦苻生派征东将军苻柳、参军阎负、梁殊使凉州，劝说前凉王张玄靓归降。凉州牧张瓘在与其谈判时，就诘问前秦“文武辅臣。领袖一时者谁也”，阎负、梁殊一口气列举了一长串经世贤才的名字，以证明前秦的“济济多士”，一席话说服了张瓘，“乃言于玄靓，遣使称藩”。苻坚准备进攻东晋，其太子苻宏、少子苻诜都以晋有谢安、桓冲等名士，认为“未可图也”，苻坚不听，最后遭到了失败。正是由于人才这样重要，所以，在每个政权建立时，总将人才当作政治建设的头等大事，多渠道、多视角地培养、罗致人才。
一是建学培养。优礼耆老，修尚儒学，是各政权统治者培养人才、巩固统治的基本做法。晋惠帝永宁时(301～302)，张轨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这是他建立前凉政权的开始。张轨在凉州“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
前赵刘曜光初三年(320)，“曜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以中书监刘均领国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国子。散骑侍郎董景道，以明经擢为崇文祭酒”。刘曜在战马倥偬之际，经常亲临太学，引试学生之上第者，拜郎中。
前秦苻坚刚即位时(357)，也以“课农桑，立学校”为先。史载：
坚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于是人思劝励，号称多士。盗贼止息，请托路绝，田畴修辟，币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备。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坚自是每月一临太学，诸生竞劝焉。
前秦建元十六年(380)，苻坚起教武堂于渭城，命太学生明阴阳兵法，教为将士。
中外四禁、二卫军长上将士，皆令修学。课后宫，置典学，立内司，以授于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署博士以授经。
姚苌建立的后秦政权，也于建初三年(388)“立太学，礼先贤之后”。并于建初七年“下书令留台诸镇各置学官，勿有所废，考试优劣，随才擢叙”。他如李暠建立西凉政权后，同样“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南凉统治者秃发利鹿孤曾问其群下云：
“吾无经济之才，忝承业统，自负乘在位，三载于兹。虽夙夜惟寅，思惟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风俗尚多凋弊；戎车屡驾，无辟境之功：务进贤彦，而下犹蓄滞。岂所任非才，将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极言无讳，吾将览焉。”祠部郎中史皓对曰：“古之王者，行师以全军为上，破国次之，拯溺救焚，东征西怨。令不以绥宁为先，惟以徒户为务，安土重迁，故有离叛，所以斩将克城，土不加广。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马，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非所以来远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利鹿孤善之，于是，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
综上可见，十六国时期，西北各政权统治者中凡有作为者，大都很重视办学和培养人才。
二是广泛招揽社会贤才。前秦苻坚除办学外，还注意延纳民间人才。建元十一年(375)正月，他“以安车蒲轮征隐士乐陵王劝为国子祭酒。坚雅好文学，英儒毕集，纯博之精，莫如劝也”。
后秦姚兴也是“留心政事，包容广纳，一言之善，成见礼异”，曾多次命百僚举荐“殊才异行”之士。后秦姚兴弘始十六年(414)，姚兴对群臣说：“古人有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三秦饶俊异，汝颍多奇士。吾应天明命，跨据中原，自流沙已东，淮汉以北，未尝不倾己招求，冀匡不逮。”然还是怕“明不照下”，遗漏人才，因此他要求属下继续推荐才贤之士。有个名叫梁喜的人回应说：“奉旨求贤，弗曾休倦，未见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谓世之乏贤。”姚兴不以为然地说；“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将则韩、吴，相兼萧、邓，终不采将于往贤，求相于后哲。卿自识拔不明，求之不至，奈何厚诬四海乎!”他认为“关西”是人才荟萃的地方，而且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适用的人才，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向前代或后世借用人才。因此，只能说你自己“识拔不明，求之不至”，而不能诬称四海之内没有适用的人才。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人才的渴求以及他高明的人才观念。
三是吸引统治区以外的人才。西北各割据政权通过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做到“刑清国富”、“士马强盛”，所以，能吸引中原内地的士人到此避难安家。永嘉之乱中，“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土”。西晋末，“天下方乱，避乱之国唯凉土耳”，“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西晋愍帝司马邺死后，南阳王司马保自称晋王，置百官，后败死，“其众散奔凉州者万余人”，其中就有历世业儒的士人。
西北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不少人“敬贤爱士”，尊重人才。张掖有个学者叫郭荷，他“明究群籍，特善史书。不应州郡之命”。前凉主张祚遣使“以安车束帛征为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但郭荷还是不愿留下，张祚答应了他，“遣以安车蒲轮送还张掖东山”。后来，郭荷的弟子郭璃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作文章。张祚的弟弟、前凉主张天锡，前秦主苻坚都曾“备礼征之”，郭璃先是逃避，后被迫出而就征，但不久仍“还于南山”。前凉和前秦的统治者对他并没有加害，而是在尊重其个人意愿的同时，由前秦的太守辛章“遣书生三百人就受业焉”，从而在人才培养上发挥了他的特长。《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四九《后秦录》记载，后秦主姚弋仲有个部曲名叫马何罗，“博学有文才”，一度背弋仲而去，另投他人，失败后再来归附，部下都劝弋仲将他杀死。弋仲说：“今正 是招才纳奇之日，当收其力用，不足害也。”不仅没有杀他，还任“以为参军”，表现出少有的宽容气度。
北朝统治者普遍爱才。南凉主秃发利鹿孤虽然已经建立了政权，但他在政治上仍然依附于姚兴。他部下有个名叫杨桓的人，被姚兴看上了，下令征之。
利鹿孤饯桓于城东，谓之曰：“本期与卿共成大业，事乖本图，分歧之感，实情深古人。但鲲非溟海，无以运其躯；凤非修梧，无以唏其翼。卿有佐时之器，夜光之宝，当振缨云阁，耀价连城，区区河右，未足以逞卿才力。善勖日新，以成大美。”桓泣曰：“臣往事吕氏，情节不建。陛下宥臣于俘虏之中，显同贤旧，每希攀龙附凤，立尺寸之功。龙门既开，而臣违离，公衡之恋，岂曰忘之!”利鹿孤为之流涕。
重用人才，信任不疑，是这一时期一些统治者获得人才回报的主要原因。前秦苻坚看准王猛“有卧龙之才”，“亲宠愈密，朝政莫不由之”。氐豪、特进樊世等不服，苻坚“命斩之于西厩”。又谩骂诸氐，“或有鞭挞于殿庭者”。他不顾本族氐官的反对，拜猛为侍中、中书令、领京兆尹。王猛任职“数旬之间，贵戚强豪诛死者二十有余人”，苻坚心不生疑。于是“百僚肃整，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一时“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王猛临死前，苻坚亲去省病，问以后事，王猛说：“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乘。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殁之后，愿不以晋为图”。可惜在关键问题上，苻坚没有听从王猛的忠告，终于遭到了灭国之祸。西魏权相宇文泰看准苏绰是一个“奇士”，便加以重用，让他参典机密，宠遇日隆，终于奠定了统一北方，统一南北的经济、政治、军事基础，也是这一时期西北统治者重用人才获得厚报的一个典型。
二、统治者对佛教人才的争夺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迅速发展，西北作为佛教重镇，从统治阶层到一般民众，信仰佛教的人口以百万计，在社会总人数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各政权统治者出于自身的信仰，也为了管理广大佛教信众，需要大量地罗致高僧大德和专门人才，因而展开了对佛教人才的争夺。
十六国北朝的佛教僧侣人数虽多，而能列入《高僧传》、《续高僧传》的只有数百人，其中西北有数十人，占入传高僧总数的1／10强。他们都是领袖一方的高级宗教人才，在当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例如竺法护，其先为大月氏人，姓支氏，世居敦煌。八岁出家，晋武帝时随师竺高座游西域诸国，遍学36国语言，带着大量佛经来到长安，在统治者支持下，前后译经47年(266～313)，几与西晋相终始。由他译出的佛经有175部，354卷，史载他“声盖四远。僧徒数千”，“时人咸谓敦煌菩萨”，在统治阶级和普通百姓中都有极大的影响力。鸠摩罗什(343～413)是出生于龟兹的一位高僧，“道流西域，名被东川(国)”。前秦主苻坚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不惜命将出师，万里提兵，征服龟兹，抢夺鸠摩罗什。当大将吕光将鸠摩罗什迎到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市)时，苻坚已经败亡，于是，吕光将罗什留在身边，建立了后凉政权。十数年后，后秦国王姚兴同样使用武力，将罗什从凉州迎到长安。几个皇帝武装争夺一个高僧，这是特殊历史时代独有的现象。事实上，他们所争夺的不单是一个僧人，而是鸠摩罗什广泛的社会舆论和宗教影响力，是巩固和扩大政权的希望。
鸠摩罗什被迎到长安后，由他所领导的译经、传法事业，乃是佛教中国化、佛学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成分的标志性成果。他所培养的佛教人才，如僧叡、僧肇、道生、道融、昙影、慧严、慧观、僧朗、道恒、道标所谓“十哲”，将罗什的佛学思想传布到全国，又在许多方面加以发挥，使其更加严密和系统化。僧叡将般若性空观与涅槃妙有观结合起来，创开了中国佛教空、有二宗相互融摄的先河。僧肇(384～414)在批判总结当时佛教六家七宗思想的基础上，更加准确地把握了“非有非无”的般若空义，创立了独立、完整、系统的中国佛教哲学，在当时及整个中国佛教史上都有重大的影响。后秦姚兴统治时期，境内“事佛者十室而九矣”，在这种局势下，鸠摩罗什的作用就不仅是为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同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当时社会舆论、政治生活中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看来，苻坚、姚兴等统治者前后一致地争夺鸠摩罗什并不是无谓之举。
继前秦向龟兹、后秦向后凉武装争夺鸠摩罗什之后，北魏又向北凉索要昙无谶。昙无谶(385～433)是生于中天竺的一位高僧，他六岁丧父，靠母亲庸积毾口(彩条毛毯)为生。母亲见沙门受人尊敬，供养优厚，乃使无谶出家为僧。昙无谶聪敏出众，每日能诵经万余言，20岁时已经能诵大、小乘经200余万言，又明解咒术，“所向皆验”，国人称他为大咒师，连国王也对他特别喜欢。昙无谶为了到中国传布佛法，乃辞别国王，携带《涅槃经》“前分”等佛经，经厨宾、龟兹、鄯善、敦煌而至姑臧(今甘肃武威市)，得到北凉王沮渠蒙逊的厚待，并在河西高僧慧嵩、道朗等协助下，译出《涅槃经》、《大集经》、《大云经》、《金光明经》等20部、60余万字。北魏拓跋焘远慕其名，遣使到北凉索请，并威胁沮渠蒙逊说：“若不遣谶，便即加兵。”蒙逊不为所动。北魏又改变手法，遣使拜蒙逊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凉州、西域诸军事，太傅，骠骑大将军，凉州牧，凉王，加九锡之礼，这显然是巨大的利诱。蒙逊宴来使于新乐门上，表示昙无谶是他的“门师”，“当与之俱死，实不惜残年”。这里，一方是威胁、利诱，甘愿付出高价；另一方则是宁死不愿割爱。一位佛教人才为什么会引起两个政权如此激烈的争夺?除了高僧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影响外，其他理由都是解释不通的。
在当时，各政权重用佛教人才的方式，一是任为僧官，提高政权的管理能力。自从曹魏允许百姓出家为僧后，寺院僧尼与年俱增。据载西晋二京合寺180所，僧尼370人。魏自孝明帝正光(520～525)以后，“四方多事，民避赋役，多为僧尼，至二百万人，寺有三万余区”。东魏孝静帝(534～549)时有寺院3万所，僧尼200万人。北齐文宣帝时(550～559)，有寺院4万所，僧尼竞至400万人。北齐幼主高恒承光元年(577)，北齐人口总共才有2000万余，僧尼占了全国总人口的1／5。北周经过宇文邕毁佛，僧尼人数有所减少，但仍不下百万人。各政权统治者将高僧安置到各级佛教管理机构和寺院、丛林，通过他们加强了对广大僧尼、信众的管理。
在各政权政治生活的关键时刻，高僧往往能起到特殊的作用。再以昙无谶为例，他作为北凉政权下的一位精神领袖，北凉王沮渠蒙逊对他“每以国事谘之”，使他有机会对最高统治者的决策，从佛教的角度提出自己的建议。沮渠蒙坚信佛法能庇护他的政权，然而在与西秦的一次战争中，他的世子沮渠兴国先是战败被俘，接着又与西秦王乞伏暮末一道受擒于大夏主赫连定，最后在吐谷浑进攻袍罕城时被乱兵杀死。这一连串的事件刺激了沮渠蒙逊，他对佛法 产生了怀疑和反感，乃斥责沙门，令僧尼50岁以下者皆还俗。在这紧急关头，昙无谶出面，劝谏沮渠蒙逊“改心而悔”，收回成命，避免了一场法难，同时也维护了佛教在北凉政权下的权威。魏晋南北朝时期类似昙无谶的高僧还有许多，他们的态度往往是行政决策、管理的重要因素。
二是完善佛法。引导社会舆论。魏晋十六国时期，中国佛教流行“六家七宗”以及由鸠摩罗什译介的般若中观思想。中观派认为人们只要通过修炼，具备了“般若”(智慧)，信持“众生无我、我所，无着心”，便会解脱，“不复往来生死中。不往来生死中，则无垢恼”。这给天天都面临着死亡威胁的人们。从宗教的角度指出了一条摆脱“垢恼”的途径，使他们得到精神的慰藉。
在昙无谶译出《涅槃经》以前，佛教理论家解释般若“空”论时，往往从破除心执，否定外法的角度立论，又将“空”释作道家和玄学的“无”，于是在“万法性空”的观念下，人们连“法身”这个佛教核心概念的实在性也不敢相信和坚持了，无数信徒为之困惑迷茫。《涅槃经》泽出后，排除了人们的这一疑虑。它将涅粲与佛性统一起来，而将佛性、佛国、涅槃解释为实在、纯洁、永恒、安乐的彼岸世界，人人都可以企及。不仅下开了中国大乘有宗的先河，而且促成了十六国北朝佛教的繁荣。在强大佛教舆论的引导下，人们以虚幻世界的安乐宽容了物质世界现实生活的苦难，这对统治阶级是非常有利的。
三是借用高僧的法术、品格和声望，扩大政权的影响面。如果说能够从哲学理论上学习和掌握般若思想的人毕竟是极少数，那么，着迷于东来高僧魔幻式法术的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社会层。佛经上本来就有许多升天入地、呼风唤雨、役使鬼神、消除灾异的内容，一些高僧的法术似乎在验证这些说法，并有力地扩大了佛教的影响面。例如僧涉于前秦苻坚时入长安，据说他“虚静服气，不食五谷，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验若指掌。能以秘祝下神龙。每旱，坚常使之咒龙请雨”。西域经敦煌来中原的高僧佛图澄(232～348)，也是用咒术(或许是一种魔术)使水中“须臾生青莲花，光色曜目”，使后赵石勒将其看作“国之神人”，“有事必谘而后行”。其子石虎也非常信任佛图澄。许多高僧以法术征服了统治者的心，统治者也通过渲染高僧的法术，巧妙地扩大了该政权在百姓中的影响力。
同时，不论东来传法还是西去取经的高僧，许多人都操行坚苦，笃志好学，有着献身佛法、万难不屈的执着精神和高尚品格，在群众中具有很高的感召力。对于割据政权的统治者来说，这是一种可以利用的精神文化资源。
法显(?～约422)俗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平县)人。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他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从长安出发，到天竺学法，涉流沙，历30余国。数年后，乃持经像，随商人经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辗转风波，历尽艰险，才又回到中国。同去10余人，归国的仅有他一人。他与禅师佛陀跋陀罗一起在道场寺译出《摩诃僧祗律》、《方等泥洹经》、《杂阿毗昙心》等佛经约百余万言。又著《佛国记》一书，记载了中亚、印度及南海诸国的地理、历史和风土人情等，不仅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也为中国与中亚、南亚等国的政治、思想、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一个品格高尚，坚忍不拔，影响巨大的高僧。又如前述的昙摩罗刹(法护)，学问道德都很高。他以《方等经》还没有传到中国，乃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随师来到西域，游历诸国，当地“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便学，贯综诂训，音义字体，无不备识”，乃携佛经165部回国，自敦煌至长安，沿途传译，“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写泽，劳不告倦。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西北佛教人才类似法显、法护者还有许多，他们既从一个方面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人才内涵、思想倾向及发挥作用的形式，又以巨大的人格魅力和学问引起统治者和民众的普遍敬仰。各政权多蓄几位这样的佛教人才，无疑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政权的影响力。
三、道教人才适应社会需求的自我调适
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西北流行的主要宗教，除佛教外还有道教。道教的信众不如佛教那样多，但统治者同样重视拉拢道教人才：道教人士也通过自我调适，以适应社会和统治者的精神文化需求。
这一时期，西北乃至整个北方最著名的道教人物是寇谦之。
寇谦之(365～448)，字辅真。祖籍上谷昌平(在今北京市)，后徙冯翊万年县(今陕西临潼县北)，遂为万年人。其父寇修之，前秦苻坚时任东莱太守，兄寇赞任北魏南雍州刺史。谦之早年好道，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无效，后在姨母家遇到一个名叫成公兴的“仙人”，劝他“隐遁”，遂共人华山修炼，转至嵩山。寇谦之自言太上老君降临嵩岳，授予他“天师职位”，并赐《云中音诵新科之诫》20卷，令其“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北魏明元帝泰常八年(423)，他宣言老君玄孙李谱文降临嵩山，授予他《录图真经》60余卷，使他辅佐北方泰平真君即北魏皇帝。他的宣传果然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寇谦之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宰相崔浩的支持下，成功地对旧的民间道教进行了改革，其改革要点是：
(一)除去“三张”伪法，整顿道教组织
从张陵、张衡、张鲁以来，五斗米道就有向人道者征收钱物的成规。降至末造，一些道官祭酒，“惑乱百姓。授人职契绿，取人金银财帛，而治民户，恐动威逼，教人月危愿匹帛、牛犊、奴婢、衣裳，或有岁输全绢一匹，功薄输丝一两，众杂病说，不可称数”。即旧道教通过宗教活动、恫吓手段、教人许愿等形式，收敛财物、奴婢，其宗教学说很有问题。寇谦之认为这不符合道法，故在改革中一概禁绝。在道教组织系统上，寇谦之改革前实行世袭制：“有祭酒之官，称父死子系，使道益荒浊”。寇谦之以“道尊德贵，惟贤是授”的原则，果断地革除了这一“错乱道法”的道职世袭制。
(二)改革修炼法术，建立斋醮仪范
道教传统修炼术中有一种“房中术”或日“赤黄之道”、“男女合气之术”。它本是一种讲究房中节欲、“还精补脑”的养生方法，后被一些道士变成了淫秽之术，致使“淫风大行，损辱道教”。对此，寇谦之提出“断改黄赤”，废止了这一淫秽的修炼方法，倡导以服食、闭练、斋醮等为基本的修炼方式。服食就是服气食药，闭练就是吐纳、导引练气之功。寇谦之建立的斋醮仪范包括：道官受策斋仪；道官、道民求愿斋仪；道民犯律解度斋仪；为人治病斋仪；为亡人超度斋仪等。
(三)规整戒律，专以礼度为首
寇谦之倡导的戒律、礼度，就是要求信道者“兼修儒教”，做到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安贫乐道，严格地按照封建道德伦常做人办事，“佐国扶命”，坚决反对“犯上作乱”。经过他改革的道教迎合了封建统治阶级安抚民心、稳定社会、维护统治秩序的要求，因而得到北魏统治阶级的欢迎。 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西北的民间道教数以百计。葛洪曾将它们统统斥之为“妖道”，认为“皆宜在禁绝之列”。他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提出以神仙术养生，以儒术治世的政治化、世族化道教理论。寇谦之沿着葛洪援儒人道的改革路线，进一步从以上几个方面，将道教从汉末人民的造反工具改造成为当时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改革后的道教叫新天师道或北天师道，首先得到北魏统治者的支持。魏太武帝将寇谦之道教改革的内容公布于天下，又为其在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建立了道场，他还定道教为国教，奉寇谦之为国师，并亲至道场受策，许多军国大事都要征求他的意见。从此以后，北朝历代帝王大都尊崇道教，即位前照例要请道士受箓。道教人士在北朝包括西北政治思想领域的地位由此可见。
寇谦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北乃至北方道教最著名的改革家和理论家。除他之外，当时西北还有一些道教人士从另一角度继承了汉魏以来的谶纬学，以预测未来为能事，服务于统治阶级和民众。但是割据政权的统治者往往要求他们的预言要符合自己的政治需要，否则就会遭到杀身之祸。十六国时期的高道王嘉，子字念，陇西安阳人，所作《牵三歌谶》是一部谶纬学著作。据载他“辞如谶记，当时鲜能晓之，事果皆验”，他先事苻坚，后被姚苌“逼以自随，每事谘之”。是前秦苻坚和后秦姚苌的政治顾问。他用特殊的方式表达他对政治事件的看法，例如，苻坚发动淝水之战前夕，曾遣人向王嘉预卜吉凶，王嘉说：“金坚火强”。仍乘使者马，衣冠徐徐东行数百步，因堕其衣裳，奔马而还，踞床而不言。苻坚一时搞不清他这是什么意思。又问：“吾世祚云何?”王嘉回答说：“未央”。苻坚欣然以为吉征。次年岁在癸未，苻坚大败于寿春，遂亡秦国。人们事后才明白，他这里说的“未央”，是“殃”在“未”年的意思。“金坚火强”，是前秦在西方，五行属金，东晋在南方而属火，火能铄金，故他暗示前秦必败。王嘉以善言谶语而被人佩服，他也因此而遭到杀身之祸。姚苌进入长安，开始也像苻坚一样优礼王嘉。姚苌在与苻登对垒鏖战的时候，询问王嘉：“吾得杀苻登定天下不?”王嘉回答说：“略得之”。姚苌发怒说：“得当云得，何略之有!遂斩之”当然，这类人也有下场比较好的。如僧涉，西域人，不知何姓，少为沙门。苻坚时入长安，虚静服气，不食五谷，改修道法。据说他能日行500里，“言未然之事，验若指掌。”还能“咒龙请雨”，关中天旱时，苻坚常令他显示神通，作法降雨。但这类人才的作用范围毕竟比较小，其神通也是有限的，参与政治活动充满着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