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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三农”工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有序推进乡村振兴，有利于推动农业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有利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发展新格局，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有利于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增进农民福祉，对于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深远意义。
（一）
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稳则国家稳，农业兴则国家兴。推进乡村振兴，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激活农村各类生产要素，有利于推动农业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从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增强我国农业创新力和竞争力，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发展壮大乡村产业，包括很多方面的工作。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通过优化提升农业生产力来有效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农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互联网+农业”新业态、壮大农村不同地域的特色优势产业、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培育优质特色农业品牌、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整体质量和效率;要通过加强耕地保护、提升农业装备和信息化水平等举措，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通过促进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举措，提高农业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水平，建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要结合各地不同的资源禀赋，培育农业新产业新业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二）
美丽中国离不开美丽乡村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快推行乡村绿色发展方式，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力度，有利于建设生活环境整洁优美、生态系统稳定健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一方面，要以生态环境友好和资源永续利用为导向，推动形成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实现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另一方面，要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还要加强乡村生态保护与修复，完善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制度，促进乡村生产生活环境稳步改善，确保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强。
（三）
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村庄都是彰显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挖掘中华优秀农耕文化蕴含的乡村文化资源，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诚实守信、邻里和睦、勤俭节约的文明乡村，有利于在新时代焕发乡村社会文明新气象，进一步丰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繁荣发展乡村文化，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采取适合农村特点的方式方法，推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要在保护好文物古迹、民族村寨、特色院落的基础上，挖掘乡村特色文化符號，合理利用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发展具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乡村文化产业，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优质载体;要不断建设完善县乡村级图书馆、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等平台，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融合发展，创作能反映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乡村发展新气象新风貌的优秀文化作品，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精神食粮。
（四）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基层，薄弱环节在乡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确保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安定有序，有利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村“两委”班子建设，保证党在农村工作中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保证党的各项乡村发展政策方针举措能有效落实，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和党员队伍建设，通过人才引进、专项培训、县乡统筹招聘等渠道，培养并储备一定数量的乡村治理基层干部队伍，更好地引导、带领广大农民群众积极主动投身乡村振兴大业。
（五）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有利于增进农民福祉，让亿万农民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推动乡村振兴，助力农民群众脱贫致富，需要强化人才支撑。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使其具备掌握互联网络信息技术和新媒体平台的能力，掌握运用农产品市场营销、电商平台运作和物流网络交易信息系统的能力。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能够保障亿万农民及其家人住上好房子、接受好教育、过上好日子。而且，新型职业农民也能够更好地主动认知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和意义，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作者系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本文选自《经济日报》）
（一）
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稳则国家稳，农业兴则国家兴。推进乡村振兴，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激活农村各类生产要素，有利于推动农业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从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增强我国农业创新力和竞争力，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发展壮大乡村产业，包括很多方面的工作。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通过优化提升农业生产力来有效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农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互联网+农业”新业态、壮大农村不同地域的特色优势产业、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培育优质特色农业品牌、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整体质量和效率;要通过加强耕地保护、提升农业装备和信息化水平等举措，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通过促进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举措，提高农业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水平，建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要结合各地不同的资源禀赋，培育农业新产业新业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二）
美丽中国离不开美丽乡村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快推行乡村绿色发展方式，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力度，有利于建设生活环境整洁优美、生态系统稳定健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一方面，要以生态环境友好和资源永续利用为导向，推动形成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实现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另一方面，要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还要加强乡村生态保护与修复，完善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制度，促进乡村生产生活环境稳步改善，确保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强。
（三）
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村庄都是彰显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挖掘中华优秀农耕文化蕴含的乡村文化资源，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诚实守信、邻里和睦、勤俭节约的文明乡村，有利于在新时代焕发乡村社会文明新气象，进一步丰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繁荣发展乡村文化，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采取适合农村特点的方式方法，推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要在保护好文物古迹、民族村寨、特色院落的基础上，挖掘乡村特色文化符號，合理利用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发展具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乡村文化产业，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优质载体;要不断建设完善县乡村级图书馆、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等平台，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融合发展，创作能反映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乡村发展新气象新风貌的优秀文化作品，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精神食粮。
（四）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基层，薄弱环节在乡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确保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安定有序，有利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村“两委”班子建设，保证党在农村工作中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保证党的各项乡村发展政策方针举措能有效落实，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和党员队伍建设，通过人才引进、专项培训、县乡统筹招聘等渠道，培养并储备一定数量的乡村治理基层干部队伍，更好地引导、带领广大农民群众积极主动投身乡村振兴大业。
（五）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有利于增进农民福祉，让亿万农民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推动乡村振兴，助力农民群众脱贫致富，需要强化人才支撑。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使其具备掌握互联网络信息技术和新媒体平台的能力，掌握运用农产品市场营销、电商平台运作和物流网络交易信息系统的能力。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能够保障亿万农民及其家人住上好房子、接受好教育、过上好日子。而且，新型职业农民也能够更好地主动认知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和意义，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作者系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本文选自《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