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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差异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我国的区域经济差异主要表现为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差异。就目前来看，全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呈现出东部最快、西部居中、中部较慢的态势。继20世纪80年代的“沿海发展战略”与1999年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2002年底国家又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西部开发的西部范围扩大已经打破原有的地带划分，振兴东北又使东北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当中。“三大地带”的格局实际上已变为“四极格局”，即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相比较而言，中部六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呈现“塌陷”之势。“中部崛起”也因而成为学术界和各级政府关心的一个问题。
与此同时，首都北京作为拥有上千万人口并具有相当经济规模的特大城市，城市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与交通拥堵等问题愈来愈严重。这些问题的产生与激化，不仅仅归结于自然环境因素，更多的是人类在局部空间内超负荷进行经济与社会活动的结果。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仅限于北京内部是行不通的，必须从更大尺度上来调整人类经济与社会活动的空间格局。将首都功能迁出北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北京的“过密”问题。如果能将首都迁到中部地区，既能为北京“减压”，又能通过新都的建设及其所特有的政府功能促进中部地区发展。本文在分析北京可持续发展的制约性因素、中部发展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对首都功能的考证，试图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结合古今中外通过迁都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实证，论述迁都对中部崛起的影响。
本文研究发现，中部六省经济发展中存在着许多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一、中部地区工业化进程滞后，总体产业能力和效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区域内部产业同构现象严重，这是中部地区落后的根本原因；二、城镇化水平较低，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城市作为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中心和载体，其经济的繁荣与发达程度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三、对外开放程度低，不仅在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方面落后，更重要的是在引进资本、技术和经验上的不足制约了中部的发展。统计数据显示，中部地区不仅存在着经济发展上的“塌陷”，在文化教育、科技状况、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方面也落后于东部和东北地区。
因为首都所特有的政府功能是一种重要而特殊的社会经济资源，其存在势必吸引众多经济功能的空间集聚。所以，迁都中部可以借助首都作为政治、文化、国际交往中心和管理中枢的特殊优势，形成新的增长极，从而最大限度地将中部地区作为我国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集散中心的功能发挥出来，通过其强大的吸引能力、辐射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促进中部崛起。本文针对中部地区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论述了迁都对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1)迁都中部，平地起新城，大量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必定拉动内需增长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刺激地区消费，促进中部发展；
(2)新都作为中部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凭借其特有的政府功能，协调、优化配置中部各省现有资源，构建像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那样以中心城市为集核的城市群，提升中部地区的整体竞争力；
(3)中部六省借迁都之机，加强内部沟通与协调，促使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加速中部工业化进程，提高总体产业能力和效益；
(4)迁都对中部地区所造成的外部效应，将会改善中部地区的要素投入状况，增加外部资本及人才的流入量；
(5)迁都中部，将会促进中部丰富的文化资源的开发，为中部地区文化建设续写新的篇章。
总之，迁都一方面可以促进中部崛起、为北京“减压”，另一方面还可以改变目前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的局面，可谓一举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