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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理论包括态度、介入和级差三大子系统，从三个方面揭示评价者对所评价事物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自评价理论创立以来，语言学家和学者纷纷从理论方面和应用方面对该理论进行研究。在应用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语篇中的评价资源进行分析，其中研究最多的是新闻语篇。新闻语篇强调客观真实性，但是在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影响下，新闻语篇中往往暗含着作者及所属群体的主观意识。
香港2月13日正式启动修例程序，遭到香港商界和法律界的反对。自6月以来，发生在香港的暴力活动不断升级。中美两国媒体对该事件进行了大量报道。在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中美两国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也不尽相同。
本文以评价理论中的态度系统作为理论框架，以香港暴乱相关新闻语篇中的态度资源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语篇中的评价对象、态度资源及其子系统的分布状况和特征，从而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新闻报道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及其实现方式，为读者对于香港暴乱事件以及中美意识形态的解读提供一定的启示。
本研究的语料选自《环球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中的46篇与香港暴乱相关的新闻，报道时间是从2019年6月10号至8月l0号。本文的研究问题主要有:1)中美两国新闻语篇中态度资源的整体分布状况如何?有无差异?2)针对同一评价对象，两国媒体语篇中各子系统的分布状况如何?有无差异?3)两国媒体是如何通过态度资源传达其立场观念的?两国媒体对于香港暴乱的具体态度是什么?
通过分析和讨论，本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有:第一，中美两国媒体对于本次事件的主要评价对象是“香港暴乱”、“暴乱者”以及“香港政府”。其中《华盛顿邮报》中评价最多的对象是香港政府，而《环球时报》中最多的是暴乱者。在三种态度子系统中，鉴赏资源在两国媒体中均出现较少。在《华盛顿邮报》中情感资源和评价资源分布数量相当，而在《环球时报》中，评价资源占主要比重;第二，在对评价对象“香港暴乱”和“暴乱者”的评价资源中，《华盛顿邮报》只使用了少量的消极态度资源，其中主要来自于香港政府话语的引用，另外，一些积极态度资源也有所出现，主要来自香港大众的评价。而《环球时报》对于这两个评价对象，采用了大量的消极态度资源，主要表现为明确意义的不满或者消极正当态度。在对“香港政府”的评价资源中，《华盛顿邮报》主要呈现为大量来自香港大众的不满态度和消极判断资源，其中，消极判断态度主要以隐性的正当意义、显性的能力和可靠意义所呈现。而《环球时报》对于这一评价对象，主要以显性的积极态度资源为主。对于“香港大众”这一评价对象，《华盛顿邮报》笔墨甚少。而《环球时报》对这一对象进行了区分一普通大众和反对势力，并对反对势力进行了正当意义方面的消极评价。
在中美两国媒体报道中，双方媒体对对方国家政府进行了一定数量的消极评价而尽量避免对自身国家政府的评价，其中在双方媒体对自身所在国家的评价资源中，所出现的消极态度资源均来自于对方国家政府、官员话语的引用:第三，中美两国的态度资源反映出其对于香港暴乱事件的态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对于暴乱者的正当合理性，美国媒体对其透露出肯定，而中国媒体则予以明显的否认;其次，在对香港的干涉行为上，美媒批判中国政府对于香港地区的过度干涉，而中媒完全否认本国政府对于香港的干涉行为，表示中国政府对于香港特区所拥有的绝对主权以及对于香港政府的支持而非所谓的控制;最后，在对暴乱问题产生的缘由上，美媒暗示其根本原因来自于中国对于香港的不正当干涉破坏了香港的独立和自由而引起的所谓民主人士的动乱，而中媒则揭露了香港暴乱是由反对分裂势力在外国势力的协助下所策划的一系列意图搅乱香港秩序、分裂中国的恶意暴乱事件。
香港2月13日正式启动修例程序，遭到香港商界和法律界的反对。自6月以来，发生在香港的暴力活动不断升级。中美两国媒体对该事件进行了大量报道。在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中美两国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也不尽相同。
本文以评价理论中的态度系统作为理论框架，以香港暴乱相关新闻语篇中的态度资源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语篇中的评价对象、态度资源及其子系统的分布状况和特征，从而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新闻报道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及其实现方式，为读者对于香港暴乱事件以及中美意识形态的解读提供一定的启示。
本研究的语料选自《环球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中的46篇与香港暴乱相关的新闻，报道时间是从2019年6月10号至8月l0号。本文的研究问题主要有:1)中美两国新闻语篇中态度资源的整体分布状况如何?有无差异?2)针对同一评价对象，两国媒体语篇中各子系统的分布状况如何?有无差异?3)两国媒体是如何通过态度资源传达其立场观念的?两国媒体对于香港暴乱的具体态度是什么?
通过分析和讨论，本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有:第一，中美两国媒体对于本次事件的主要评价对象是“香港暴乱”、“暴乱者”以及“香港政府”。其中《华盛顿邮报》中评价最多的对象是香港政府，而《环球时报》中最多的是暴乱者。在三种态度子系统中，鉴赏资源在两国媒体中均出现较少。在《华盛顿邮报》中情感资源和评价资源分布数量相当，而在《环球时报》中，评价资源占主要比重;第二，在对评价对象“香港暴乱”和“暴乱者”的评价资源中，《华盛顿邮报》只使用了少量的消极态度资源，其中主要来自于香港政府话语的引用，另外，一些积极态度资源也有所出现，主要来自香港大众的评价。而《环球时报》对于这两个评价对象，采用了大量的消极态度资源，主要表现为明确意义的不满或者消极正当态度。在对“香港政府”的评价资源中，《华盛顿邮报》主要呈现为大量来自香港大众的不满态度和消极判断资源，其中，消极判断态度主要以隐性的正当意义、显性的能力和可靠意义所呈现。而《环球时报》对于这一评价对象，主要以显性的积极态度资源为主。对于“香港大众”这一评价对象，《华盛顿邮报》笔墨甚少。而《环球时报》对这一对象进行了区分一普通大众和反对势力，并对反对势力进行了正当意义方面的消极评价。
在中美两国媒体报道中，双方媒体对对方国家政府进行了一定数量的消极评价而尽量避免对自身国家政府的评价，其中在双方媒体对自身所在国家的评价资源中，所出现的消极态度资源均来自于对方国家政府、官员话语的引用:第三，中美两国的态度资源反映出其对于香港暴乱事件的态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对于暴乱者的正当合理性，美国媒体对其透露出肯定，而中国媒体则予以明显的否认;其次，在对香港的干涉行为上，美媒批判中国政府对于香港地区的过度干涉，而中媒完全否认本国政府对于香港的干涉行为，表示中国政府对于香港特区所拥有的绝对主权以及对于香港政府的支持而非所谓的控制;最后，在对暴乱问题产生的缘由上，美媒暗示其根本原因来自于中国对于香港的不正当干涉破坏了香港的独立和自由而引起的所谓民主人士的动乱，而中媒则揭露了香港暴乱是由反对分裂势力在外国势力的协助下所策划的一系列意图搅乱香港秩序、分裂中国的恶意暴乱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