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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树上结樱桃》,是作家李洱所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但不同于李洱此前所坚持的知识分子小说创作路线。该小说文本将叙述的视野聚焦于当下正在发生复杂社会变革的中国乡村,摆脱了传统乡土小说的书写模式。既没有描写乡土生活传奇,诉说农民身上所担负着的沉重苦难,也没有开启犀利的国民性反思与批判,没有试图建构民族国家的神话寓言,更没有沉迷于乡村世界风土人情、自然风光的描摹与永恒的人性的书写。而是回到了现实的乡村社会中,去呈现世俗的农民日常生活,表现“文化上的复杂性”,“探究复杂语境中的人的存在状态”。《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创作,是作家李洱的一次独特创新和另辟蹊径。小说文本塑造了一系列农民群体形象,其中既有乡村干部,又有普通农民群众,但是,他们和土地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已经摆脱了传统的愚昧无知、麻木冷漠的形象,而更多地展现出一种新的生存面貌,积极融入现代化建设的浪潮中。除了刻画人物形象,该小说文本还呈现了一个驳杂、怪诞、变异的乡土世界景观,描述了畸形的乡村政治、混乱的乡村经济和杂交的乡村文化,进而表现国家意识形态对乡村日常生活的渗透,揭穿乡村牧歌和精神家园的谎言,揭示乡土中国文化的现代变异。同时,对现代性进程中的乡土中国所遭遇的各种困难和复杂问题的书写,对乡村现代化的长期性和艰难性的揭露,也昭示了作家李洱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坚守。《石榴树上结樱桃》这一小说文本的独特性还在于,它在展现乡村生活景观的同时,还观照了乡村女性的现实处境,通过建构参与政治生活的风云女性形象和充当物品工具的普通女性形象,一方面展示了乡村女性表层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又指明乡村女性主体性的缺失。乡村叙事中的性别观照具有重要的意义内蕴,通过观照乡村女性的生活境况,作者揭示了乡村文化中所积淀着的传统性别文化,揭示女性社会性别的异化,凸显乡村日常生活中所渗透着的性别政治,揭露中国妇女解放的有限性和长期性,表达作者的深度隐忧。《石榴树上结樱桃》作为一个独辟蹊径的乡村叙事文本,其叙事艺术也别具一格、与众不同,是作者的一次独特艺术想象。首先,该小说文本的叙事风格极具个性化,主要表现在狂欢化的叙事语言、跟拍式的叙述视角和碎片化的叙事结构三个方面。其次,该文本叙事艺术的高超,还得益于多样化的叙事策略,无论是反讽叙事、意象叙事策略,还是隐喻叙事策略,都是作者的大胆突破和苦心孤诣,成功地建构了读者与作者艺术世界之间的对话关系,成就了该文本高超的叙事艺术。作为一位优秀的新生代作家,李洱拥有一种探索精神和深度的反思性力量,他在小说叙述中,表达了自己对当下中国社会变革的独特观察和思考。他始终秉持知识分子的高贵品质,坚守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借助啼笑皆非的乡村叙事,表达对当下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深刻批判,使得该文本成为乡土小说创作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总之,该文本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和不容小觑的文学史意义,为国内外读者观察中国乡村社会提供了一个视角,为此后的乡土小说叙事创建了一个重要的叙述范式。当然,作为一次与众不同的涉险,该文本也存在叙述中的局限和不足,主要表现在自然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地域性的缺失,以及人物形象的模糊化、符号化两个方面。总体来说,《石榴树上结樱桃》是一个成功的乡村叙事文本,是一个基于深刻思想底蕴之上的艺术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