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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沈从文与劳伦斯生命价值书写的研究与世界及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影响联系起来，在具体的时代与文化语境中解读文学书写的话语意义，为沈从文与劳伦斯研究开阔了视野。西方现代文明转型历时数百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时，已经正式踏上工业文明的成熟期。这期间，人类经历了除魅、启蒙之后，进入科学与理性备受推崇的年代。基督教传统价值观念崩毁，人的主体地位确立，人类以征服者的姿态开始了对大自然的掠夺式开采。工业的发展，文明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使人类收获物质利益；另一方面，也带来精神的严重危机，诸如道德感退化、人性异化和残酷的战争在生者心灵上产生的创伤等。这些现实的问题不断引起人们对生命价值的非宗教性探讨，并展开对理性与文明的反思。沈从文与劳伦斯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了他们对生命价值的书写，他们的思想既受到共同的世界文化的影响，又深深地烙刻上了各自民族文化的印记。对沈从文与劳伦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是卢梭的原始自然主义生命论和十九世纪西方生命哲学。十八世纪，卢梭首先开始了对文明的现代反思，他通过对比自然人与文明人的身体特征、生活习性与思想内容及思想方式，得出了自然人拥有更多幸福感的论断。卢梭的原始自然主义生命论为后人反思文明提供了一种思维模式，沈从文与劳伦斯在生命价值书写过程中都继承了这种模式。十九世纪以来生命哲学的发展也为两位作家的价值书写输送了营养。叔本华对生命偶然性的认识以及他的意志决定论，使沈从文与劳伦斯获得了对生命本质的基本认知。尼采的个人英雄主义论调和强力意志说，尤其受到劳伦斯的热切肯定。但是，沈从文对尼采的接受是有所保留的。他受到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精神的鼓舞，努力进行重造经典的创作工作。另一方面，他拒绝个人英雄崇拜思想，相信人民和民主。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学说和人格分析理论成为沈从文与劳伦斯剖析笔下人物心理世界的理论支点。影响了沈从文的民族传统文化包括儒家的集体主义精神、道家生死相类的生命观及其尚美的人生追求，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生命主题的书写构成了沈从文创作的现实文化环境。影响了劳伦斯的民族文化传统主要是个人主义。西方十八世纪的道德论证体现了这个时代知识阶层对道德问题的关切，同时，宣扬并构筑了西方个人主义价值体系。个人主义意识成为劳伦斯生命价值观的基石。本文还从作家审视生命的三个角度，即自然中的生命、社会道德意识中的生命和自我的生命，比较了沈从文与劳伦斯的生命价值书写。沈从文与劳伦斯都通过在小说文本中将卢梭的自然人与文明人做具象化处理，褒扬自然人的激情与活力，批判文明人的萎顿与拘谨。劳伦斯认为工业文明扭曲了人性，唯利是图的价值观使生活变得兴味索然。沈从文赞美自然人的活泼与坚忍，但是他通过理性反思指出自然人愚昧、无知、生活盲目，无法承载人类发展的未来。面对自然的原始宗教，劳伦斯出于传统教徒的心理，祈望自然宗教能够救赎被工业文明毁蚀的灵魂，希望通过皈依宗教取得生命的神圣意义；沈从文以艺术家审美的眼光透视宗教，他在原始宗教文明中看到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美的颂赞，他渴望用爱与美代替宗教，培养国人对生命神圣性的追求。沈从文与劳伦斯都试图在死亡的观照下参悟生命的本质。沈从文受道家“生死相类”思想的影响，提倡淡然面对生死；劳伦斯受凤凰涅槃和基督复活故事的启迪，认为生命就是不断地在个体的死亡中获得新生。二者都在非理性精神的引领下平衡了死亡与生命的关系。在道德问题上，劳伦斯从批判传统道德的角度，批判文明与理性对感性的扼杀；沈从文从人本主义角度出发，批判旧的礼教与卫道士的愚昧和残忍，并对因贫困和人性的弱点而至道德失守的人们给予深切的同情。二者都认为道德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在两性道德方面，二人都倡导自然与真诚。劳伦斯以自然与真诚抵制理性与机械化，他主张男女各自忠于本性，建立自然平衡的关系。沈从文以自然与真情对抗阉寺与虚伪，除了表达了对情爱本身的尊重，在有意展现的真情与活力中，仍然有催人向善，重建民族品德的内涵。两位作家借由自然与真诚表达的不同追求，反映出各自民族所面对的不同的主要矛盾。沈从文与劳伦斯的性爱书写都富有诗意。沈从文以留白和暗示的手法避免性爱的自然主义描摹，既表现了东方传统文化含蓄蕴藉的美，又体现出其理性意识对读者道德审美习惯的尊重；劳伦斯大胆挑战传统道德，以隐喻的手法纵情表现性爱生活的细节体验，展现了西方文化的浪漫奔放和劳伦斯的非理性价值选择。面对自我，劳伦斯与沈从文都坚守自我的独立性，都相信独立思索的意识与能力是生命的本质。劳伦斯对自我独立性的剖析是运用西方理性思辨方法的结果，它又一次深入到了生命的本体。沈从文对自我独立性的认识则基本停留在对独立思索意愿的表达与坚持上。劳伦斯作品中所表现的社会性自我的实现带有很大的被动性，是对社会职责的妥协，因此，劳伦斯文本中的自我总是矛盾纠结，思想上饱受挣扎之苦。他对自我的独立性与社会性的认识体现出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对他的巨大影响。沈从文的社会性自我是一种主动选择，是在大家族的责任意识、集体主义民族文化和救国救民的时代氛围影响下，作家将个人自我融入社会需要的结果，他的个人自我与受社会职责规约的社会性自我基本上已经达成了认识上的统一。沈从文在自我体认过程中，理性依然起到了主导方向的作用。从这两位作家生命价值书写的特点上，读者可以一定程度地窥视到两个民族在那个年代面对相同问题时，不同的认知方式和不同的性情。然而，抛开差异，两位作家的创作都表现出人类在向前迈进的历史进程中，对自身行为的不断反思，对生命价值的不懈追索和对理想世界的热切期盼。作家在文本中表达的复杂思想不能用理性或非理性的单一标尺去衡量。他们是现实世界中怀揣梦想的思想者，他们以理性的眼光看待世界，以非理性的方式表达对理想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