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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美国国内形成了对自由民主政体的极度乐观主义。一些政治家和学者认为，世界上至今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能与自由民主相抗衡。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这种"意识形态狂妄"在中美之间的往来与碰撞中纵横驰骋，美国试图以冷战胜利者的强势吞噬社会主义的价值。而中国，依然没有丧失自我，相反在全球化、自由化和社会矛盾等几重压力下逐渐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如此，透过国际政治中唇枪舌剑的喧嚣，还是需要冷静的思考:美国宣扬自由民主，中国在积极地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二者本来都以"民主"为依归，但是为什么美国还不断诟病和指责中国民主呢？为了正当维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了有效遏制美国的意识形态霸权并促进中美关系的和谐发展，亟需对美国有关中国民主问题的认识做出理性的评判与回应。 事实上，自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积极地探索中国的民主之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获得了极大的进步，并逐渐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民主问题受到了美国中国学家的热切关注，它已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一个主要话题。当前，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中国正以矫健的姿态与世界融合。为了促进中国民主的国际化并提升它的认可度，美国中国学家关于中国民主问题的学术探究值得认真对待。当然，也应该清楚地知道，受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苏联解体的影响，美国中国学家对中国民主化的认识难免刻上意识形态烙印。不过，即使"扭曲的认识"同样存在反思的意义，因为恰恰可以据此批判美国的意识形态霸权，辨析民主的普世性与特殊性，找寻中美之间有关民主问题的认知差异，继而促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走向世界。 基于上述考虑，笔者选择以政治民主化问题作为切入点，最终拟定了这项在中国政治研究领域颇具基础性的课题--通过史论结合的方法，系统地梳理美国的中国学家有关中国民主化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研究的理论视角、特征及意义进行综合评析。 除了第1章"导言"和第2章"结语"，本文的主体涵盖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第2章，基于美国中国政治研究的总体图景将中国民主化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至1989年;第二阶段从1989年至2003年;第三阶段从2003年至2008年。在美国中国政治研究中，民主化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它受四类因素影响:社会政治环境、政治科学主流、中国政治研究的内部张力、中国学家的研究兴趣和价值取向。 本文的第二部分包括第3章、第4章和第5章，它们分别对应着美国中国民主化研究在三个不同的阶段形成的三次转向。 第一次转向(1978-1989):从冷战思维转向现代化思维。 在1950年代受冷战影响，美国中国学家把中国的政治体制丑化为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以及中美外交关系的深入发展，美国中国学家逐渐摆脱了极权主义范式的束缚，开始转向从社会科学的立场认识1949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 从世界范围看，1980年代正值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高涨期，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美国的中国学家十分偏重研究1978年后经济改革对中国民主变迁的影响。他们普遍对中国政治自由化持有一种乐观的期待，认为它是世界范围内朝向民主化改革趋势中的一部分。这体现出八十年代美国中国学家鲜明的现代化思维，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必引起社会变迁和价值多元化，这正需要民主制度来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 第二次转向(1989-2003):从关注民主化的经济推力到反思民主化的体制性障碍。 对于美国的中国学家而言，1989年之后的国际局势跌宕起伏。苏联解体使美国政治学家深深地陶醉于自由民主的胜利中，与此相反，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却使许多中国学家陷入悲观和失望。在"民主和平论"的影响下，美国中国学家围绕"中国能否民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由于他们看到民主化浪潮在中国发生了变向，因此开始反思中国的政治变迁模式，并批评1978年后的改革没有改变中国一元的列宁主义体制。总体看来，1989年以后美国的中国学家从关注经济改革的民主推力，转向了抑制政党-国家民主化的政治或组织特征。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民主政治实际上正在发生变化。因此，一些乐观的中国学家如同八十年代一样，认为中国将出现初级多元主义。但是，更多的中国学家比较强调权威主义制度安排的弱势，他们并不认为中国的政治变化是政治开放意义上的自由化。最后，199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科学的规范理论开始广泛运用于区域研究，例如公民社会理论、法团主义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这大大促进了中国民主化研究的整体学术水平。 第三次转向(2003-2008):从反思民主化的体制性障碍到重视民主化的治理维度，并且开始从正面阐释中国的权威主义体制。 9·11事件过后，美国一些政治学家开始对自由民主产生了疑虑，全球治理因此受到了颇多关注。2003年中国进入胡-温时代，尽管经济增长是惊人的，但治理危机比较突出。因此，一些中国学家对中国的"治理赤字"持有尖锐的批评。不过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实际进行了大量的治理改革，并且在相对短的时间内重新塑造了治理结构。与此同时，治理还成为研究中国民主化的关键维度，其中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民主不等于善治"。 2003年以后，中国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以及较好的治理绩效，极大地修正了美国一些中国学家的偏见。他们认为，中国的权威主义是一种能够生长发育的体制，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兼收并蓄的国家。对中国权威主义的正面认识同时带来了对民主前景的乐观主义，一些中国学家开始尝试着总结民主化的中国特色。与此相反，民主化的中国特色让迷恋于多元民主的中国学家对中国民主的走向倍感失望。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很难运作民主的软着陆，中国未来的民主化很可能是在政权崩溃后才会实现。 本文的第三部分，包括第6章、第7章。 第6章，主要讨论了美国中国学家有关中国民主化之研究的理论视角，具体涉及了:(1)现代化理论;(2)公民社会理论;(3)法团主义理论;(4)制度变迁理论;(5)政治文化理论。 第7章，概括了美国中国学家研究中国民主化时变化与持续的不同特征，此外还进一步理顺了民主之普世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在美国的中国学家看来，"适应与变革"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条必经之路，据此本文在中国学家研究的基础上概括了五点启示: 其一，中国的民主政治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其发展目标当以普世的民主价值为导向，而非美国的多元主义民主; 其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施于政党-国家的压力，保持政治体制的适应力，探索民主化的中国模式; 其三，顺应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拓展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空间; 其四，通过国家建构促进治理绩效，以善治带动民主变迁; 其五，把脉政治制度变迁的民主蕴含，逐步深化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 综合1978年至2008年美国中国学家对中国民主化的研究，本文发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美国的中国学家对中国民主化的研究深受美国政治价值的主导。它的政治价值体现为一条已经被系统化的价值链，核心是被美国视为具有普世价值特征的多元主义民主，相关属性还涉及美国的国家利益、政治科学主流以及中国学家的个人志趣。与此同时，在中国民主化研究的外围，则以中国政治变迁、中美关系和国际局势波动为主要影响因素。受这些因素变化的交叉影响，并借助美国政治科学中的若干理论范式，中国学家有关中国民主化研究的内含价值链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学术观点表现出来。由于对多元主义民主的固守，这便导致美国中国学家在中国民主化研究中形成了两种颇为有趣的思考方式: 第一，承认中国已经发生的政治变化以及治理路径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因其与多元主义民主的学理逻辑相左，所以还得将中国的政体类型视为权威主义。但是，为了能够解释中国的"发展而不是崩溃"，又得给权威主义加上修饰语，如适应性、适应力和耐久力。 第二，弱化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治理绩效，强调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缺口（没有选举民主），由此凸显中国渐进改革路线的局限性，并宣扬多元主义民主的必要性。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政党-国家又在有条不紊地控制并引导着经济社会变迁的政治效应，而且发展动力依然强劲，因此只能对中国民主化现状悲观失望，转而寄希望于政权崩溃后的民主转型。 由此可见，美国的中国学家在研究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两难的认知，如果他们不能立足于中国经验并超脱多元主义民主的束缚，则很难革除对中国民主问题的认识偏差，更加难以全面客观地理解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本文认为，认清美国中国民主化研究的局限与症结，恰恰是促进本土化民主理论创新和提升中国政治研究自主性的起点。而有效把握这一起点的关键，则在于是否能够明确中国民主化研究的未来走向。通过对美国中国学家有关中国民主化研究的梳理与评析，笔者列出了值得继续探究的四类基本问题: 第一，基于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应当如何理解民主价值的普世性与民主政治（制度）的特殊性？ 第二，如何运用西方政治科学中的概念分析中国的民主化过程？ 第三，如何批判地借鉴美国的多元主义民主？ 第四，如何总结中国的民主化经验，探索中国民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