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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被誉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她视写作为自己的宗教和生命，为此，她成名后谢绝到大学任教的邀请。她认为文学创作是一个发挥个性的神圣事业，不是用什么写作理论能够诠释的；况且，教学的时间久了，自己的创作灵感和个性会被磨蚀，会囿于写作理论的条条框框而难以挣脱。并且，从她二十岁出头走上文坛直到生命终结，无论生活境况如何变化，无论她的心灵遭受怎样的重创和寂寞，她都没有放弃自己的创作。因此，在这个以三十韶华年纪便撒手人寰的青年女作家身上，其理想追求、坎坷人生和个性气质都呈现出独特的魅力和景观。如闪电，似流星，虽然短暂，但并不失其生命的美丽和光彩。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萧红热”如强劲的东风登陆台湾、大陆，便是最好的明证。
萧红的创作，在民族矛盾激烈、抗战文学空前繁荣并成为主流的三十年代，回响着与众不同的、不太和谐的曲调。虽然她的作品中亦有对抗日战争中民众觉醒自救的描绘，并且她是以当时被归类为“抗战小说”的《生死场》名世的；其散文中亦不乏此方面内容的呈现。但是，她的目光所触，远比“救亡”要宏阔和深入得多。于是，时人和后人在面对这一段文学的历史时，便会发现：他们无法绕过萧红，但要给她准确地定位，却又十分尴尬和棘手。因为难以用某一作家群落或某种创作方法将其归类和涵盖。而这可能正是萧红人生和创作的特异之处和魅力所在。本文拟就其独特的创作指向之一——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方面展开分析，通过比较、解析其作品中对各种人生样态的呈现及态度，对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因素以及由此形成的“国民性”弱点的揭露和解剖，对女性生存状况的揭示以及妇女出路的探寻，对生命本体悲剧性意蕴的体悟以及由此形成的忧郁苍凉的风格特征，试图从中寻找一个解读萧红及其作品的更为客观的切入点，探询萧红的人生及其创作究竟带给我们今人哪些启示。
沧海桑田、人事变迁。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面对萧红时，我们可以告慰她的是：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已经成为往昔，她如今正步入民族复兴的通途。萧红曾用含泪的目光、泣血的心灵所注目和思索的不幸的人生大半已成为历史。而且，我们已从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中学会用更宽宏的视野和态度考察历史、启示未来；用更接近文学本身的视角去观察评价文学的历史。在此情形下，我们终于得以走近萧红，走近她那颗孤独、寂寞却执着追求真理的心灵，聆听她用生命的血泪和欢笑谱写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