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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已经先后经历了四次并购浪潮，每次并购浪潮均涌现出不同以往的并购特征。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以跨国并购为主要特征的第五次全球并购浪潮开始兴起。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也在悄然进行，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政府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得到迅速发展。截止到2010年，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的交易总额达到297亿美元，占中国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34％，且在全球交易中所占的份额已接近10％。可以说，中国企业已经将跨国并购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它们正努力在全球市场中谋求新一轮的增长机遇。 面对着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方兴未艾，国内外理论学界也对其产生着浓厚的兴趣，并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然而，在对这些文献进行回顾后发现，绝大多数文献都是基于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企业并购理论来对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进行研究。虽然基于传统理论的早期研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这些研究却隐含着一个既定的前提假设，即企业是在一个成熟的制度环境下制定和实施国际化战略的，这个制度环境是外生且无差异的。实际上，不同国家之间的制度安排明显不同，对中国而言尤其如此——中国拥有独特的政治体制，其制度环境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极大差异。因此，由于假设前提不具有普适性，导致传统理论可能无法完全解释中国企业跨国并购。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制度经济学核心思想的不断扩散，西方理论界逐渐意识到制度在企业活动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开始将制度因素与企业国际化相结合进行尝试性研究。特别是2002年，Peng总结了前期的研究成果，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将制度约束内生化的制度基础观，并进一步强调:制度视角应提升到与产业视角和资源视角同等的地位，只有这样才能更加透彻地分析企业国际化，特别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问题。受制度基础观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基于制度视角对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企业国际化中的制度基础观提出的时间较晚，目前国内外文献尚无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制度影响机理进行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并且在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上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为此，本文对制度因素与跨国并购进行了系统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具体而言，本文的主体可分为三大部分，包括导论在内共六章: 导论部分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主要研究内容以及论文的主要研究方法和创新点与不足。另外，本部分还包括了相关理论与文献的回顾与综述。从理论回顾中可以看到，无论是跨国并购的传统FDI理论还是传统M&A理论均未考虑或较少注意制度因素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回顾了国内外学术界基于制度观对中国跨国投资的少量研究，以给出当前研究的总体现状;第一部分包括了第一章、第二章，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具体分析国内外的跨国并购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以及制度对企业跨国并购的理论影响机理。在第一章里，本文回顾了全球五次并购浪潮以及金融危机后全球跨国并购的主要形势，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发展历程进行了阶段性划分，并重点探讨了近几年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发展现状与特点。在第二章中，本文首先依据Scott(2008)提出的制度三大要素对制度进行解构，阐述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规制、规范与文化—认知的具体内容，同时分析这三大基础要素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探讨制度具体是通过什么样的传递机制来对企业跨国并购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考察在存在制度约束的前提下，企业为了推行跨国并购，将会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以期给出一个有关制度与企业跨国并购之间关系的清晰理论脉络。 第二部分包括了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过程中所面临的制度约束进行实证分析和案例分析。在第三章，本文以WIND资讯2004年～2010年的跨国并购案例作为数据样本，首先系统性地提出可能影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败的具体制度因素并进行实证分析，然后以决定并购成败的具体制度因素为基础，考察企业将会采取怎样的股权策略来进行能动反应，最后再进一步检验这些股权策略的有效性，揭示企业在跨国并购过程中的理性行为是否仅为有限理性。在第三章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本文分别选取了一个成功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案例和一个失败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案例，从其并购背景、过程到结果进行具体分析，以期能在案例分析和对比的基础上更加深刻地揭示制度和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潜在关系。 第三部分即第五章为建议部分，主要是基于以上的定性分析和实证分析对在存在制度约束的现实情况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根据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的原则，尝试给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提出一些策略性建议，以帮助中国企业规避制度对其的消极影响，从而实现成功的跨国并购。 通过以上的分析研究表明，在现有的制度约束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首先，当东道国政治效率较高时，中国企业会有意识地采取审慎的股权并购策略，如果该企业的性质为国有时，会促使企业进一步减少对标的企业或资产的控制权。然而，事实证明，东道国政治效率的高低和企业的国有性质并不会直接对跨国并购的成败产生影响，只有当并购涉及到产业保护时，这两个因素才会与产业保护一同对跨国并购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其次，中国企业在国际化战略方面存在着定位不清晰，盲目制定和推行目标的问题。某些企业可能之前并无任何跨国并购经验，当并购机会到来时，它们往往匆忙发起激进的跨国并购，最终常常导致了自身的投资损失。而国际化定位不清的问题在在成功海外上市的企业身上也同样凸显出来。这些企业往往认为自己已经拥有了国际上的主流公司治理结构，同时也拥有了成熟的国际化管理人才与经验，继而在跨国并购过程中表现的更为激进，从而加大了并购的失败概率;第三，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是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显著差异，中国企业会倾向于相信与同族裔交往所带来的族裔优势，在并购的过程中会显著表现为忽略一些显而易见的交易风险，而采取更为激进的股权策略。这一行为不仅可能会导致并购交易不能顺利完成，而且还会让企业承担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从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结论来看，本文的创新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将制度因素作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研究切入点，并对其进行全方面的系统研究。从现有文献来看，基于制度视角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研究非常有限，即使有从制度角度进行分析，也仍侧重于正式性制度约束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非正式性制度约束往往不被强调与重视。因此，本文尝试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系统地分析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特别是非正式制度约束对其的影响，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其次，本文在理论上跨学科地结合了新制度经济学与跨国并购理论，对跨国并购的制度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考察，以揭示不同制度环境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以及企业在面临制度环境差异时可能会采取的应对策略，以期能找到制度对企业跨国并购的核心影响机理。这样一种研究思路尚未在跨国并购的相关研究文献中出现过，本文对此进行大胆的尝试。 第三，本文克服在数据收集与整理方面的困难，放弃使用学术界通常采用的宏观数据，而转以利用微观的企业跨国并购案例数据来对相关制度影响机制进行检验，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利用案例数据对在存在制度约束下，企业的股权策略选择以及这种策略的有效性进行实证分析，试图通过这种多角度多层面的数据与分析，为前文的理论分析结果提供可靠的实证检验支持。 需要承认的是，受到可获得数据等方面的局限，本文的分析必然存在着一些缺陷。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