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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把发生在18世纪末廓尔喀入侵西藏作为切入点，将这一重大政治事件放在英国势力插手、蚕食南亚次大陆的复杂国际背景中加以观察分析，对廓尔喀侵藏前后的中英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并从中总结清朝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的因应对策得失及其发人深省的启迪。 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概述了清朝开国以来面临的严峻国际环境。自从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世界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革命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英国开始四处殖民扩张，并且很快将目光对准了东方。新兴的英国资产阶级对古老的中国垂涎已久，积极展开了对华的海陆两手策略。英国在整个18世纪的对华海路战略，以推进中英贸易为主，力图从对华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仍然不满足于现状，希冀改善与华通商条件，扩大对华贸易;英国自从在印度成立东印度公司以来，在推进海路战略同时，也把目光对准了西藏，极力推进其陆路战略，在廓尔喀入侵西藏之际，英国乘机插手西藏事务，妄图借此机直接建立与西藏的贸易关系当古老的中国正在发生明清王朝更迭之时，英国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从此，资本主义发展及其殖民扩张成为潮流。而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及其扩张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科学技术的发展则是西欧扩张的先决条件。正是中西技术发展的差距直接导致了双方社会、经济、军事等发展的差距，决定了未来发展的不同命运。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就是凭借技术的绝对领先，驰骋于海洋，称霸于世界。后来居上的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实现了社会发展的飞跃，相继取代葡、荷、西，成为世界霸主，开始四处扩张，寻找殖民地。古老的印度首先成为英国的殖民对象。紧接着，英国将其殖民触角伸向了中国，并与中国建立了最早的经济联系。整个18世纪，中英之间以贸易关系为主，而这也恰恰构成了英国的对华海上战略，即通过海路打入中国内陆市场，但中国政府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英国海上战略的实施，由此，英国在继续坚持海上对华战略的同时，随着英属印度政府的成立，英国对华的陆上战略提上日程。 第二章紧紧围绕英国势力对南亚次大陆的渗透以及对中国西藏的威胁展开论述。1600年，英属东印度公司成立。随后在南亚次大陆的一系列活动，给英国对华政策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那就是通过陆路与中国西南边陲毗邻的南亚次大陆国家向中国西藏渗透侵略，在取得立足之后，通过西藏地方当局与清朝中央北京政府发生联系，同时借以向中国内陆渗透。随着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扩张的不断得逞，愈发加深了对西藏地缘的了解，英国向中国渗透侵略的陆路战略也愈发清晰起来。1757年普拉赛战争后，英国确立了对印度的统治，几乎从那时开始，英印统治者即渴望打开西藏大门，发展印藏贸易，使西藏成为英国商品的销售市场，从西藏获得在广州购买中国丝、茶叶等产品所需要的资金。同时，试图通过班禅或者达赖喇嘛的引荐，同清廷建立联系。1774年和1783年，黑斯廷斯曾先后派遣波格尔和特纳进藏活动，拉拢班禅和仲巴呼图克图，企图打开中国西藏的大门。然而，这两次出使均遭失败，英国政府对从陆路尤其是通过西藏渗透扩张到中国的野心多少受到了一些遏制。而此时东印度公司在广东的贸易又受到广东十三行的盘剥，即英国人所说的“不公平”待遇，这都迫使英国政府变换思维，直接派出使团同中国政府，同北京建立联系，进而妄图以此改变英国对华贸易的现状，因此，英国政府接二连三的派出了使团来华，卡斯卡特使团来华则是在马戛尔尼来华之前的一次小小的“演习”，二者的任务几乎完全相同，除了扩大贸易外，还提出了领土要求，这样的要求注定会受到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君主的断然拒绝，英国似乎万万没有预料到这一点。1788年6月，卡斯卡特在华途中病死，而且爆发了廓尔喀第一次侵藏战争，英国派使赴华的计划不得不暂时搁浅。 第三章主要围绕廓尔喀第一次入侵西藏而展开的对中英关系的探讨。乾隆年间崛起的廓尔喀王朝，在巴哈杜尔·沙阿的统治期间，扩张主义急剧膨胀，对四邻造成威胁。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尔喀以西藏官员“妄增税课”、“盐掺杂质”为借口，悍然发动武装入侵西藏。这是乾隆年间廓尔喀第一次发动入侵西藏战争。廓尔喀入侵西藏，是在当时南亚次大陆区域格局发生变化的环境下发生的，既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又有复杂的国际背景。在西藏地方当局仓促应对、驻藏大臣向朝廷紧急报告求援之时，后藏摄政仲巴呼图克图背着驻藏大臣，擅自以班禅的名义向英属印度总督康华利致函求援。当时，康华利总督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不经过清廷的同意，英国及其英属印度政府擅自出兵援藏，势必会招致清廷的猜忌与反对，进而会影响英国在华的全局利益，尤其是英国在广东的贸易;如果英国及其英属印度政府坐视不管，很可能错失扩大其在西藏的影响以及向中国内陆进一步渗透的良机。在此之前，康华利总督恰好收到了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关于发展西藏贸易的信件。显然，英国在局势未明之前贸然介入，极有可能招来适得其反的结果。权衡利弊，康华利总督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立场，名义上维持中立，暗地里则同双方都保持着联系。不料，这次战争因理藩院侍郎巴忠主张西藏地方政府对廓尔喀“许银赎地”而很快进行私下议和，英属印度政府企图从这次战争中渔利的如意算盘落空。本章在剖析廓尔喀第一次入侵西藏的原因，清朝西藏地方当局和清朝政府的对策同时，着重分析在此前后英国势力的渗透介入，从而揭示当时的中英关系。 第四章的主要内容围绕廓尔喀第二次入侵西藏与英国的态度而展开。廓尔喀第一次侵藏，虽然西藏地方当局背着清廷以所谓“许银赎地”的私下交易草草了结，但是，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廓尔喀再次发动对西藏的大规模的武装入侵。廓尔喀占据日喀则，抢掠扎什伦布寺，达赖和班禅向清廷告急。清廷派出福康安率兵入藏，一路势如破竹，廓尔喀军队节节败退。发动侵藏战争的廓尔喀摄政巴哈杜尔·沙阿素有“亲英派”之称，随着战争形势对廓尔喀日益不利，巴哈杜尔·沙阿渴望获得英国的军事援助。英印总督康华利早就想控制廓尔喀，以便经由廓尔喀进入西藏，于是，趁机向廓尔喀国王发出密函，以提供武器帮助为诱饵，迫使廓尔喀于1792年3月与东印度公司签订商约，向英国商品敞开大门。廓尔喀为了换取英国的军事援助，被迫同东印度公司驻贝拿勒斯(Benares)代表邓肯(Duncan)签订商约。1792年春，福康安在拉萨传檄布鲁克巴、哲孟雄和披楞，令其围攻廓尔喀。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派人致信英印总督，希望英国保持中立。1792年9月底，基尔克帕特里克上尉(W.Kirkpatrick)奉命率领调停团前往廓尔喀，中途获悉廓尔喀已经兵败求和，但因其此行还负有同廓尔喀当局讨论边界与贸易的使命，因此，继续前往加德满都。然而，英印当局背信弃义的卑劣行径使廓尔喀人不仅拒绝了英国进一步扩大通商的要求，而且还废除了原先与东印度公司签订的商约。更令英国人沮丧的是，这种对英国人的不信任感和防备心理很快蔓延到锡金、不丹等国。在我国西藏，班禅和达赖也都写信要求后藏不要同外国接触。从此，通过廓尔喀的印藏交通和贸易完全中断，印度人、孟加拉人也被阻止入藏，更不用说英国人。连印度僧侣都被视为翻译西藏文件、刺探情报的英国奸细，不许在西藏停留。英国在这场战争中始终是很矛盾的。从总督康华利的态度就可以看出。英国始终把侵占廓尔喀当成一项首要任务，因为那样就可以直接和西藏进行贸易，就能更容易地通过入侵西藏而深入中国腹地了。当廓尔喀国王向英国求救之时，英国没有干涉，因为康华利深知，如果干涉了，势必会引发中国政府的不满，因此他以同中国贸易更加重要为由放弃了干涉，也失去了渗入西藏的一次机会。战争的结果是，英国既没有帮助廓尔喀，也没有帮助西藏，仅仅想通过调节双方来解决问题，其结果却是和两方都疏远了。但是英国的确有过帮助廓尔喀的打算。因为英国曾经同廓尔喀签订商约，约定如果廓尔喀答应开放市场，同英国进行贸易，英国就出兵，结果是条件不允许英国出兵，并不是英国不想出兵干预。 第五章围绕清朝对南亚次大陆的认识及其因应对策展开论述。英国在廓尔喀侵藏战争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在廓尔喀侵藏战争过程中和战争结束之后，大将军福康安都存在种种疑虑。他怀疑英国中立是假的，甚至怀疑英国帮助了廓尔喀。尽管他对英国的认识还不很清楚，到战争结束才弄清披楞就是噶哩噶达，但他朦胧地感到，廓尔喀的入侵与英国脱不了干系。通过反击廓尔喀的入侵，福康安深深的感到南亚次大陆区域形势的复杂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后由他主持草拟并经乾隆帝钦定的“西藏善后章程”，既是西藏的一个基本法，同时又是基于外来势力威胁的因应对策的重要方面。这里，再次证明了内政和外交的辩证关系。本来，在18世纪末叶末，英国及其英印政府试图直接进入西藏，扩大贸易并由此向中国内陆扩展;通过西藏地方当局和宗教领袖打开通往北京之路，来获取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英国出于自身利益上的考虑，不愿响应大将军福康安檄谕声援清军，共同打击或牵制廓尔喀侵略军，在战争过程中维持中立。清朝独立进行反击廓尔喀侵藏战争胜利结束之后，制定和推行的相关政策措施使刚有起色的印藏贸易受到限制，英国对华陆上战略严重受阻。 但是，英国并没有从根本放弃中国这个巨大市场。一方面，它继续在南亚次大陆投入力量，从直接渗透西藏转而实施迂回策略，通过先占领尼泊尔等西藏周边国家的不断蚕食政策，对中国西藏形成包围。1816年英国吞并尼泊尔，建立直接威胁中国西藏的桥头堡，这为西藏势将面临更大危险埋下了隐患;另一方面，鉴于陆路受阻，它不得不调整两面战略，把战略重点投向海上，大肆倾销其商品和从事大量走私贩卖鸦片，一旦这条道路也受到阻止，并了解到中国的实力之后，就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武力来打开中国大门。鸦片战争爆发及其南京条约的签订，中英关系终于发生了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