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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架起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与互动的桥梁，欧亚文明带也因此而形成。巴克特里亚、中国新疆、甘肃以及山西平城(大同)、晋阳(太原)等地区，成为不同文明汇聚的区域。在平城发现的北魏墓葬群以及著名的云冈石窟，在晋阳发现的徐显秀墓、娄睿墓、虞弘墓，在寿阳发现的司马金龙墓，在忻州九原岗发现的北齐壁画墓等等，这些在中原地区大量出土的文物，或称之为历史遗存，呈现出鲜明的西域少数民族风貌特征，证实了西域胡人(以粟特人为多)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的事实，也更加明确了山西作为民族融合基地的重要价值。北魏在封建化的过程中，由东向西拓展延伸势力范围，在拓跋焘时，通过征服并控制通往西域的凉州政权，重新开启了丝绸之路，草原之路也被重新重视，而雁门关则是中原通往草原之路的咽喉要道，是丝路之上的桥头堡之一；同时，争夺处于河西地区的伊吾控制权，则是掌握出玉门关后或走草原路进入西域的另一桥头堡。游牧民族本身即具有奔放包容的文化性格，他们不排斥异族文化，并通过建立政权为西域传播来的宗教、技术、艺术等新文化元素提供了融合的平台，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创新。3-6世纪是丝绸之路进入繁荣发展时期的关键时间段，认真梳理这一时期的丝路发展变迁，以及形成的文化、风俗、宗教、葬俗、艺术等影响，是研究两汉至隋唐丝路发展史中的关键环节，既是对丝路全史研究的补充，也是山西地方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本文在分析考证大量文献资料的同时，注重“二重证据法”的应用，提出北齐文化新形态的形成与特点，提出了山西在丝路古道变迁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山西在促进丝路文化性格形成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影响，提出并论证了丝路之上的雁门关、伊吾两大桥头堡的概念及其重要价值。文章分为五部分：
第一部分：欧亚大陆上的中国与罗马。东方的中国同西方的罗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文明圈，双方通过居于中亚地区的帕提拉较早开始接触，并建立了联系。中国的丝绸被转输到罗马，成为罗马贵族消费的奢侈品。自张骞“凿空”之后，丝绸之路被打通，加快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动。中国对西域的经营促进了文明的发展，同时也迫使匈奴向西迁徙，影响了西亚乃至欧地区政权的变革，进而触发了世界格局的变化，加速了欧亚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其中的巴克特里亚、新疆地区的小河墓地历史遗存，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痕迹再现。
第二部分：5世纪前后北魏平城时代与丝路东延。魏晋时期群雄逐鹿中原，无暇顾及西域，丝路阻断，往来贸易的盛况不再。十六国时期，西凉、南凉、后凉、北凉等盘踞今甘肃河西走廊，控扼丝路咽喉。北魏拓跋焘灭北凉，征服河西地区，取得敦煌、伊吾的控制权，重新开启了丝路大门，开始对西域的积极经营。北魏首都平城成为丝路东延的新东端，经济、宗教、文化、艺术辐辏平城，拓跋鲜卑在封建化的过程中，改变了丝路的发展，域外宗教、文化、艺术汇聚平城，留下了佛教雕塑艺术巅峰云冈石窟，成为研究佛教文化东渐的重要内容。
第三部分：陪都晋阳与东西方文化的历史对接。北魏孝文帝在完成拓跋鲜卑封建化的进程中，大力推行汉化改革，实施了迁都洛阳、禁鲜卑语、禁胡服、改姓氏的重大举措。由于鲜卑旧族未能跟上孝文帝的改革步伐，引发“六镇起义”，尔朱家族乘势而起，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河阴之变”，北魏朝廷大臣死伤殆尽，引发慌恐。高欢借机起兵，建立东魏北齐政权，以晋阳-邺城两都制的模式控制朝政，进一步加快了北方民族融合中心的形成，丝路东端转而成为晋阳和邺城，东西方文化汇聚晋阳，娄睿墓、徐显秀墓、虞弘墓的发掘，生动展现了东西方文明通过丝绸之路的交流融汇。
第四部分：北齐文化形态中的宗教映射。丝绸之路是一条综合融通之路，不同文明的交流与碰撞，催生出北齐文化的新特征。陪都晋阳作为丝路新东端，受不同文化的影响，表现出多元化融合的新文化形态，在中原礼制、佛教、道教、祆教等方面多有融合变通之处，丝绸之路成为新文化因素输入的大动脉。
第五部分：古代丝绸之路的线路变迁。从两汉至北齐，丝路古道几经变迁，“北新道”的延伸保障了曹魏、西晋同西域的往来；北朝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重启，以及宋云、惠生的西行所走的“吐谷浑道”，为丝路网络增添了新通道。从裴矩《西域图记》可知，由敦煌向西，伊吾、高昌、鄯善是丝路之上的三大门户，对三地的控制是保证丝路通畅的根本。在草原丝路上，雁门关和伊吾是两大桥头堡，地理位置、军事地位都十分重要。雁门关早期便是“玉石之路”的必经关隘，也是周穆王西征所经之地，同瀚海、伊吾共同构成草原丝路的三大支点。山西在古代丝路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平城、晋阳为核心的山西曾在北朝时期承载着不同文明的输入与传出，为丝路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本文在分析考证大量文献资料的同时，注重“二重证据法”的应用，提出北齐文化新形态的形成与特点，提出了山西在丝路古道变迁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山西在促进丝路文化性格形成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影响，提出并论证了丝路之上的雁门关、伊吾两大桥头堡的概念及其重要价值。文章分为五部分：
第一部分：欧亚大陆上的中国与罗马。东方的中国同西方的罗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文明圈，双方通过居于中亚地区的帕提拉较早开始接触，并建立了联系。中国的丝绸被转输到罗马，成为罗马贵族消费的奢侈品。自张骞“凿空”之后，丝绸之路被打通，加快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动。中国对西域的经营促进了文明的发展，同时也迫使匈奴向西迁徙，影响了西亚乃至欧地区政权的变革，进而触发了世界格局的变化，加速了欧亚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其中的巴克特里亚、新疆地区的小河墓地历史遗存，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痕迹再现。
第二部分：5世纪前后北魏平城时代与丝路东延。魏晋时期群雄逐鹿中原，无暇顾及西域，丝路阻断，往来贸易的盛况不再。十六国时期，西凉、南凉、后凉、北凉等盘踞今甘肃河西走廊，控扼丝路咽喉。北魏拓跋焘灭北凉，征服河西地区，取得敦煌、伊吾的控制权，重新开启了丝路大门，开始对西域的积极经营。北魏首都平城成为丝路东延的新东端，经济、宗教、文化、艺术辐辏平城，拓跋鲜卑在封建化的过程中，改变了丝路的发展，域外宗教、文化、艺术汇聚平城，留下了佛教雕塑艺术巅峰云冈石窟，成为研究佛教文化东渐的重要内容。
第三部分：陪都晋阳与东西方文化的历史对接。北魏孝文帝在完成拓跋鲜卑封建化的进程中，大力推行汉化改革，实施了迁都洛阳、禁鲜卑语、禁胡服、改姓氏的重大举措。由于鲜卑旧族未能跟上孝文帝的改革步伐，引发“六镇起义”，尔朱家族乘势而起，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河阴之变”，北魏朝廷大臣死伤殆尽，引发慌恐。高欢借机起兵，建立东魏北齐政权，以晋阳-邺城两都制的模式控制朝政，进一步加快了北方民族融合中心的形成，丝路东端转而成为晋阳和邺城，东西方文化汇聚晋阳，娄睿墓、徐显秀墓、虞弘墓的发掘，生动展现了东西方文明通过丝绸之路的交流融汇。
第四部分：北齐文化形态中的宗教映射。丝绸之路是一条综合融通之路，不同文明的交流与碰撞，催生出北齐文化的新特征。陪都晋阳作为丝路新东端，受不同文化的影响，表现出多元化融合的新文化形态，在中原礼制、佛教、道教、祆教等方面多有融合变通之处，丝绸之路成为新文化因素输入的大动脉。
第五部分：古代丝绸之路的线路变迁。从两汉至北齐，丝路古道几经变迁，“北新道”的延伸保障了曹魏、西晋同西域的往来；北朝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重启，以及宋云、惠生的西行所走的“吐谷浑道”，为丝路网络增添了新通道。从裴矩《西域图记》可知，由敦煌向西，伊吾、高昌、鄯善是丝路之上的三大门户，对三地的控制是保证丝路通畅的根本。在草原丝路上，雁门关和伊吾是两大桥头堡，地理位置、军事地位都十分重要。雁门关早期便是“玉石之路”的必经关隘，也是周穆王西征所经之地，同瀚海、伊吾共同构成草原丝路的三大支点。山西在古代丝路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平城、晋阳为核心的山西曾在北朝时期承载着不同文明的输入与传出，为丝路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