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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的工作是对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筛选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多个数据集，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多个不同视角，应用或改进应用了多种不同的检验方法，对教育的筛选功能进行了一些再次验证，并给出了相应的结论与启示。 其中在第四章，本文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学生在校学习课程的多少引入模型，以更好考察学用结合状况对起薪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对于大部分的高校毕业生而言，其辅修与否、成绩的好坏以及学用结合与否，对其起薪并无显著影响。这个实证结果表明，在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市场中，雇主可能更看重学历的信号作用，而所学课程、专业以及成绩的作用不明显。 在第五章，本文将Riley(1979)的筛选职业组与非筛选职业组模型、Wolpin(1977)的受雇组和自雇组模型、Psacharopoulos(1979)的公共部门组和私立部门组模型整合成一个模型，并比较了自雇者、私立部门劳动者和公共部门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教育收益率。实证结果发现自雇、私立部门、公共部门的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递增，而在纠正了样本自选择偏差后，教育收益率递减。前者很好的支持了筛选理论，即在筛选越强的就业环境中，个体需要更多的教育信号以表明自己的高能力。而后者很好的支持了人力资本理论，即在筛选较弱的环境中教育依然有更高的收益率，表明教育对受教育者的劳动生产率有实质的促进作用。 在第六章，本文根据Riley(1979)的提示，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考察了不同求职渠道求职者教育程度的差异;并在Albrecht(1981)等对与基础教育对应的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与高等教育对应的劳动力市场中求职渠道与教育程度的交互作用对工作找寻成功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市场中，教育程度越低者其借助非正式渠道进行工作找寻的概率越大，这表明教育程度低者可能更需要非正式渠道来弥补信息不对称将给自己求职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实证结果还发现教育对于求职者工作找寻成功的促进效应并不因为其采用非正式渠道而降低，雇主也并不因为求职者来自非正式渠道而放宽对其的学历要求。 在第七章，本文作者受Ziderman(1990，1992)、Weiss(1995)的启发，通过考察工作经历(-)收入曲线的会聚或发散以及会聚或发散的程度，尝试以文凭理论为参照来检验筛选理论，并对中国的“高分（学历）低能”或者高分（学历）不一定高能的社会舆论，做出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发现，总体而言，劳动者的工作经历(-)收入曲线有会聚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文凭理论，表明高分（学历）可能不一定高能。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对1991年后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样本分析结果表明，这一会聚的趋势近年来得到了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