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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承包商自1978年进入国际承包市场，经历了40余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国际市场上的政治风险也给中国承包商造成了重大的损失。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中国建造2035”战略推进，中国的对外承包工程将面临新一轮的增长和发展。如何进行有效的政治风险管理，已成为中国承包商最重要的议题。现有的政治风险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外商直接投资、跨国企业管理、国际联营体等传统的国际商务领域，针对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研究较少。在实践中，中国承包商的政治风险管理水平相对较低，缺少有效的政治风险的度量方法和应对体系。
本文旨在识别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事件、行动者和传导要素，并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和解释结构模型法，深入揭示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机理；在综合考虑国际工程项目的特点和“中国因素”，以及实用性和客观性的基础上，运用木桶理论和脆弱性理论建立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集成度量模型；在识别政治风险的管理对策的基础上，建立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前期决策模型，并开发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管理信息系统。
研究结果表明，项目东道国政府和东道国社会在整个风险社会网络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而内部脆弱性因素（与国际承包商和项目相关的变量）在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内部脆弱性因素既是企业遭受微观政治风险的主要起因，也决定着其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下的政治风险后果。在内外因素和木桶理论的基础上，利用国际机构发布的宏观数据和来自项目和承包商的微观数据，可以定量地度量国际工程的外部威胁性水平、内部脆弱性水平和政治风险的水平；木桶理论强调系统发生风险的下限，即项目的政治风险水平是由表现最差的外部威胁性指标和内部脆弱性指标所决定的。评价结果更利于风险预警，反应出系统面临的外部威胁和自身的薄弱环节。在风险度量的基础上，通过实施和选择相应的对策可以帮助国际承包商降低政治风险水平，更好地应对政治风险。
本文综合采用风险管理理论、风险传导理论、脆弱性理论和木桶理论来分析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机理，并建立针对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度量方法，是对现有国际工程管理和政治风险理论知识的扩充；通过管理信息系统构建的方法建立了国际承包商和研究人员之间的联系，加强了研究结论的实践价值，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辅助中国承包商在海外运营时对政治风险的度量和管理。
本文旨在识别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事件、行动者和传导要素，并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和解释结构模型法，深入揭示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机理；在综合考虑国际工程项目的特点和“中国因素”，以及实用性和客观性的基础上，运用木桶理论和脆弱性理论建立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集成度量模型；在识别政治风险的管理对策的基础上，建立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前期决策模型，并开发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管理信息系统。
研究结果表明，项目东道国政府和东道国社会在整个风险社会网络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而内部脆弱性因素（与国际承包商和项目相关的变量）在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内部脆弱性因素既是企业遭受微观政治风险的主要起因，也决定着其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下的政治风险后果。在内外因素和木桶理论的基础上，利用国际机构发布的宏观数据和来自项目和承包商的微观数据，可以定量地度量国际工程的外部威胁性水平、内部脆弱性水平和政治风险的水平；木桶理论强调系统发生风险的下限，即项目的政治风险水平是由表现最差的外部威胁性指标和内部脆弱性指标所决定的。评价结果更利于风险预警，反应出系统面临的外部威胁和自身的薄弱环节。在风险度量的基础上，通过实施和选择相应的对策可以帮助国际承包商降低政治风险水平，更好地应对政治风险。
本文综合采用风险管理理论、风险传导理论、脆弱性理论和木桶理论来分析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机理，并建立针对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度量方法，是对现有国际工程管理和政治风险理论知识的扩充；通过管理信息系统构建的方法建立了国际承包商和研究人员之间的联系，加强了研究结论的实践价值，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辅助中国承包商在海外运营时对政治风险的度量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