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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类小说，一般是被名为地理博物类志怪小说，放在志怪小说的框架之内进行研究的。但因其叙事成分少、志怪色彩淡，所以研究者对于这部分作品论及的较少，即便论及也评价不全面。这种情况是由于小说概念的模糊不清以及小说分类问题存在的误区所造成的。 “小说”一词的所指，从先秦至今发生了多次变化。其中，“小”指的是“小道”或者“短书”，一者为价值层面对小说所承载的知识的鄙夷，一者指向的是形式的短小。这两者都与“微小”之意密切相关，而且作为古代小说的特征，它们一直变化不大。但关于“说”的所指，就有较多争议。如果从语义学角度来看的话，“说”的本义就是解释、解说。和“语”相比，“说”更偏重于解释、说明，而“语”则带议论和概括的色彩。以“说”为名的作品，从《韩非子》中的《说林》、《内储说》、《外储说》，到刘向的《说苑》，再到《宋史·艺文志》中的《易说》、《诗说》、《论语说》等，也都是解说性质的作品。小说也不例外，它所指的也是解释说明性质的文字。“小说”一词，在先秦诸子如庄子、子夏、荀子等人那里，所指的均是与自己学说不同的其他流派;到汉代学者那里，“小说”又成了儒家之外的其他各家学说;并且因为遭批判和攻击，而衍生出了荒诞的色彩。到了班固的《汉志》，小说观念又发生了改变，成了十家之一。《汉志》中的小说家在子部，是承袭先秦诸子将小说视为说理性作品的，但“小道”之说，又使得它成为十家之中最不入流的一家。后世的史学家一直承袭这一观点，将小说放在明理的子部。而那些在今天被当作古代小说的经典进行分析的作品，如《神仙传》、《搜神记》等，在《新唐志》以前，均属以叙事为宗的史部。但这种情况，在刘知幾之后就发生了变化，如在《新唐志》中，诸多原先列入史部的著作被改入小说类。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刘知幾从一个严谨的史学家的立场出发，将众多语涉荒诞的作品划出了史学阵营，这就导致了小说观念的一次质的改变:小说的明理特征变得淡薄，而叙事成分则被引进了小说领域。在研究唐前小说作品时，必须看到小说是明理的这一本质特征，只有这样，才可能对小说的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作科学客观的分析和判断。 在关于小说类型的论述中，古人并无博物之说。在刘知幾那里，这部分作品或为地理书，或为都邑簿;在胡应麟的论述中，它们或为志怪，或为辨定;到了纪昀，就将其断为琐语类。而在今人关于小说分类的论述中，除宁稼雨先生将大部分的博物小说视为杂俎类外，一般都是将其放在志怪小说之中的。这不太符合实际情况，会导致对博物类小说认识的错位，甚至会使一部分博物小说因为缺少志怪色彩而无法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而从小说是“小道”这一层面来说，博物类小说应该是古代小说的主要类别。因为“小道”一词，所指向的就是巫、医、卜、祝以及农、圃等方面的知识，这在历代对《论语》中子夏的“小道”的注解，以及薛综、朱熹等人的论述中，都可以得到证明。因为这些知识更偏重于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和改造，所以作为小道的小说，也较多关于物的知识和论述。从《西京杂记》、《殷芸小说》甚至《幽明录》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博物倾向。 从人们开始认识外部世界的时候，博物知识就产生了。随着地理知识的增加，博物知识体系也不断变得更加庞大。博物知识最初是依附于地理书的，随着地理知识的专业化、地理书的严谨化和科学化，博物类小说才逐渐从地理书中独立出来。随着博物知识的发展，它又有了细分及类别化的需要，于是又产生了《南方草木状》、《竹谱》、《古今刀剑录》等作品。这些著作不仅符合文化层面上对小说是小道的体认，而且其产生也多是源于传闻，所以它们也是小说。并且因为它们的内容都是以物为中心的，所以也都是博物类小说。 在唐前这一时段内，博物类小说的发展经历了三阶段:先秦时期为孕育期，两汉时期为萌芽期，魏晋六朝为形成期。 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可以视为“博物之祖”。其中，对于山川地理、矿产、动植物、异人异俗等博物知识，都有较多的论述。但这些博物知识都是附属于地理知识的框架之下的，所以《山海经》还不是真正的博物小说。作为博物小说的源头，它在内容及写作方法上，对后世博物类小说的创作影响很大。如对于山川地理知识的介绍，对世界的四方及中心的体认，对矿物、植物、动物、远国异民的描写等，这些内容都成为后世博物小说的主题，并不断地被加工改造，成为博物君子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 汉代的博物知识出现了分化的趋势。一方面在方士们的著作中，博物知识因方士们自神其术的虚构和夸张，而呈现出荒诞的色彩;而在学者的论述中，则偏重于对博物知识的确定性的辨析。这一时期的地理书，有一部分还和《山海经》一样记载有众多的物产知识，但其中不管是地理知识，还是各种矿物、动植物等知识都发生了变化:地名变得虚无缥缈、遥不可及;各种物产也主要偏重于其不死、祥瑞的功用;对异人也不再是记其面目的奇异，而是注重对其品性的阐述;神也有了人格化的倾向。在小学著作和子书中，出现了大量的“辨其名物”的博物知识。这些知识多数都是从一种客观、严谨的立场出发，对名实关系作认真的梳理、辨析工作。在史书中，也有一类与君主密切相关的博物知识:贡赋、奇珍异玩、楼台宫室等，都作为与帝王有关的事物，被一一记录下来。而这一部分博物知识因为与人、事多有关联，而且属于以叙事为主的史部，所以与后世的小说观念比较契合。 魏晋六朝时期，博物知识从地理书、小学著作等作品中独立出来，博物小说形成了。这一时期出现了像《博物志》这样繁杂的著作。张华以博物君子的心态，构建了以轻实践、重传闻为特色的博物学体系，涵括了山川地理、人民物产、奇风异俗、各种动植物、以及物理、化学、医药、方术、典礼、物名等各方面的内容。因为《博物志》在后世曾遭删削，所以今天所见非全本。而《博物地名记》、《感应类从志》等书，都是《博物志》佚文所辑而成。关于《博物地名记》属于《博物志》一事，清代的王谟早已论及。而《感应类从志》一书学界论及较少，而且对是否为张华所作存疑。但从其内容和文字来看，它确实应该是从《博物志》的佚文中辑出的文字。 这一时期的博物小说除了像《博物志》这样包罗万象的著作之外，其他作品则可以根据渊源及创作方法的不同，将其划分为地理体、名物体和杂传体三类。地理体博物小说是承袭《山海经》及汉代地理书而来的，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均受地理书的影响较大。名物体主要是从小学著作中“辨其名物”的传统发展而来的，受这一时期名物学发展的影响，其内容更为科学、细致，而且出现了介绍某一类专门知识的著作，如《南方草木状》、《竹谱》、《古今刀剑录》等书。这些著作在创作上特色鲜明:往往是以“事物名+外形+特性+作用”这样的方式来结构文字。其中，《荆楚岁时记》则是专门介绍荆楚地区的风俗这一抽象事物的。该书的出现亦受到地理书记风俗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辨名物的特色，在介绍风俗时，先介绍风俗之名，然后论及其时间及一系列仪式等。杂传体博物小说则是承《洞冥记》而来的，主要介绍与人、事相关的各种物。因为其主要内容及作者的关注点主要在物上，所以，这一类作品如《拾遗记》、《续齐谐记》等，也是博物类小说。而且这一部分作品有对人物、事件的描述，重虚构、文采富艳，与后世的小说较为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