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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中国西南边疆和云南民族社会发生划时代变迁的重要历史时期。在对云南实施有效统治的260年中，明王朝在继承元代统治制度的基础上，通过设置“三司”、卫所屯田、汉族移民、土司制度等一系列的统治政策，进一步加强了对云南的统治，并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云南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多元地域文化及边疆地区的发展与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紧扣明代中央政府在云南进行政区调整，推行卫所屯田和土司制度，实施大规模汉族移民的一系列统治政策而引发的明代云南政治中心转移，民族成分和分布格局的重构，边疆地区的治理，民族文化的变迁这一学术主线，从民族史研究的视角将明代云南民族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重大社会变革等做了进一步的梳理和阐述。全文分为四个部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第一，明代云南政区的调整及民族分布的变化。明代平定云南之后，在继承元代行省制度的基础上几经调整，在云南行省内设置了府十九，御夷府二，州四十，御夷州三，县三十，宣慰司八，宣扰司四，安抚司五，长官司三十三，御夷长官司二。这些府、州、县及宣慰司、宣抚司的设置，充分考虑和尊重了明代云南民族的分布区域和特点，使得明朝在云南的统治更为深入，并由此引发了云南政治经济中心从洱海周边向滇池地区的历史性转移。此外，明王朝在政区设置过程中，将元代属于云南行省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统辖的乌撒、乌蒙、东川、芒部等府划归四川行省管辖，并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在原四川、云南、湖广三省交汇之地设置了贵州布政使司，使贵州成为单独建制的省级行政机构。明代行政区划的调整，促进了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使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统治更为巩固，对清代乃至今天滇、川、黔三省行政区划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二，土司制度下中央政府与云南少数民族上层势力的政治博弈。明中央政府在推进云南与中原内地政治统治一体化进程的同时，充分考虑和尊重了云南与内地，以及云南境内各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基本现状，在云南实施土司制度，任命当地少数民族上层实行“羁縻统治”。作为明代中央王朝与地方民族上层政治博弈的手段和载体，云南众多土司的设置达到了中央王朝对民族势力“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恩威兼济，则得其死力而不足为患”①的目的，有利于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然而，明朝中后期，随着各民族地方势力的崛起和扩张，相互之间纷争不断，加之中央政府在与地方民族势力的政治博弈中处置失当，激化了民族矛盾，导致原本属于明朝的缅甸、老挝、八百、木邦、孟密、蛮莫、孟艮、古剌、底马撒等地区逐渐演变成为今天缅甸、老挝、越南等国领土中的一部分。明代西南边境的土司纷争和政治疆域的变更，造成了严重的边疆危机，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苦难，并为近现代中国西南边疆的形成奠定了基本的雏形。同时，明代西南边疆的变迁使得原本居住在中国版图内的百夷、峨昌等民族沦为缅甸控制地区的居民，逐渐成为今天意义上的跨境民族。
第三，卫所屯田引发的云南社会发展划时代变迁。除设置府、州、县等行政机构，推行土司制度之外，明王朝“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②，在云南境内除丽江、永宁、镇源、元江等府和边境御夷府州及土司区域之外的广大地区设置了20卫、20千户所，建立一套完备的军事控制体系。同时，明王朝通过军屯、民屯、商屯等形式从中原内地迁徙了大约194万余汉族移民进入云南，“广戍兵，增屯田，以为万世不拔之计”③。明代卫所屯田制度的实施及大量汉族移民的进入，引发了云南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划时代变迁。一方面，导致了云南民族成分和分布格局的重构。云南从一个“夷多汉少”的“蛮夷之地”变成“汉多夷少”的民族聚居区，汉族真正成为云南的主体民族。汉族移民在平坝区中心城镇的点状分布及交通沿线的线状分布，将原来少数民族传统的分布区域分割成相互分离的单元，奠定了云南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以及“汉族住街头，傣族住水头，苗族、彝族住山头，瑶族住箐头”的民族分布格局。另一方面，卫、所、堡、铺等军事机构及府、州、县等行政机构大都集中在平坝区和交通沿线。这些机构的设置，有力地促进了云南地方城镇的兴起。卫、所、驿、堡、铺、哨等逐渐成为汉族移民的聚居点，对今天云南地名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随着汉族移民城镇的兴起，大量土地的垦殖，先进生产技术的应用，云南在经济、文化上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内聚力大为增强。
第四，汉文化渗透过程中的云南民族文化变迁。伴随着卫所屯田、土司制度、汉族移民等统治制度的推行，云南境内属于氐羌系统的彝、白、纳西、哈尼、阿昌、傈僳等民族，属于百越系统的傣族、壮族，属于孟高棉系统的蒲人等民族传统的民族文化在不断的交融、碰撞过程中发生了变迁。各民族对汉族文化和中央王朝统治制度认同不断加深，加速了云南地区在文化上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进程。一个以汉文化为主导，各民族文化异彩纷呈的地域特色文化正在形成。云南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更加深层次地融入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之中。当然，明代的民族融合及文化变迁主要集中在交通沿线和平坝地区，在远离汉族分布区域的各民族，受汉文化影响较少。因此，明代各民族在文化共性不断增强的同时，少数民族并没有因此而完全丧失其民族特征，而形成了多元与共性并存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