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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学社是民国时期一个非常活跃的会道门组织，在当时产生了比较大的社会影响。然而，学术界对它的研究远不充分，既有的为数不多的研究也大都显得片面。有鉴于此，本文试图根据北京市档案馆收藏的有关档案等资料对道德学社作一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力求多层次、多角度来凸现道德学社的复杂性，还原出一个更接近于历史事实的道德学社来。本文的起始部分主要梳理了道德学社的组织结构、成员构成，规章制度、主要活动以及它的发展演变过程等，并较深入地分析了道德学社在其前期之所以顺利发展的各方面原因。进而，在借鉴学术界对会道门的定义及其特征的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侧重分析了道德学社的会道门性质，揭示了道德学社尽管可能具有某些明显的个性特点，但这在性质上并不能成为其区别于一般的会道门的充分依据。此外，本文还阐述了道德学社与当时的政党及其它一些合法的公共性社会组织均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不但如此，本文还着力分析了作为特定的会道门组织的道德学社的三个较显著的个性特点。即第一，道德学社曾正式向北洋政府呈请立案过，这是其它会道门几乎不曾有过的。在该组织成立的初期，它是一个已在政府备案，可以合法公开活动的社团，尽管后来它有了异变，留下了种种劣迹，但它初期的合法化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第二，随着近代以来西方科技和现代传媒的传入，道德学社也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在建立其理论架构时，道德学社的灵魂性人物段正元经常引用西方事物，比如进化论等。道德学社还设有出版机构专门用于出版宣讲道德的书籍。而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段正元对儒学的理解和宣扬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思想价值。第三，道德学社可以说已形成了一整套的涵盖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理论说教体系，而这一点，一般的会道门组织也是不可与之相比拟的。 接下来，围绕着与道德学社关系密切的“道德”与“儒学”问题展开透视，具体论述了道德学社的道德观，并结合历史背景着力考察了道德问题与当时社会现实的双向互动关系，分析了道德倍受重视之社会成因。“道德”是道德学社始终打着的“旗号”，探讨该组织的道德观，并将其与民国社会的道德问题相结合，既有助于揭示道德学社的性质和特征，也有助于认知已经逝去的民国时代。而儒学是道德学社的思想灵魂。道德学社的儒学和“道德化”的社会实践有别于“现代新儒学”，但又与之有着相同的社会生存背景。从儒学的角度来讨论道德学社，不仅可以增强对制度化儒家解体后儒学的生存状况的认识，而且对于正确看待已成为时下热点话题的“国学”问题、“当代新儒学”问题，或许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因此，本文还就儒学的重新建制化，儒学的宗教转向，道德学社儒学与现代新儒学的主要异同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最后，着重阐述了对于道德学社的几点认识。以此来说明道德在当时有强烈的现实需要性，道德学社对道德的主张也由于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因而也有一定的理论合理性。道德学社理论中的糟粕成分是无法否认的，但是其中也不乏独到的有见地的且一定程度上有益于社会的论说，尤其是段正元对儒学的一些阐释和发挥及该组织对道德问题的重视和提倡，对民间办学的教育模式的强调等更是不应该一笔抹杀的。由于道德学社本身的复杂性，对该组织的理论和行为全盘地予以否定并不妥当。然而对道德学社某些具体实绩的肯定，也并不意味着可以矫枉过正，可以无限制地予以拔高。 在方法上，本文力图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研究打成一橛，在叙述和分析过程中，注意到两者之间的互动与联系。通过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结合，来分别探讨作为特定的社会组织的道德学社的理论主张及其具体情况，做到既听其言又观其行，从而加深对道德学社的相关认识。最终，力争通过对会道门、道德、儒学这三个面向的重点检视，来揭示出“会道门”、“道德”及“儒学”对于道德学社而言是三位一体的，道德学社是一个打着道德旗号并极力鼓吹儒学的会道门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