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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题是美国在阿富汗反恐战争的政治影响(1998-2008)。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安全的威胁似乎不会来自稳定政府下的强大的发达国家，而是会来自失败国家。 第一章:伊斯兰圣战的形成和国际反恐公约 1979年12月25日，苏联第40集团军打着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旗号开进阿富汗。从此，被激怒的逊尼派伊斯兰开始激进的号召开展圣战，它被称为伊斯兰教第六支柱。逊尼派圣战的性质同欧洲和亚洲的革命运动相似，它开始于苏联入侵（圣战者称1979-1980年的战争为"圣战之母"）。9·11事件前，逊尼派穆斯林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相对并没有威胁。这是因为冷战时期，美国更多关注于苏联，他们称其为"邪恶帝国"。当时任何国家或地区只要帮助美国对抗苏联，便会被当做美国的盟友。甚至是逊尼派穆斯林也被美国当做同"邪恶苏维埃无神论"斗争的信徒。这些逊尼派支持者后来投身于圣战运动中，而其便是基地组织的前身。在战争中他们被极大的忽视，因为美国认为当时主要是冷战的世界。当时，甚至是巴基斯坦原教旨主义独裁者穆罕默德·齐亚·哈克将军也被其忽视，他曾积极暗中帮助破坏苏维埃在阿富汗的影响力。而他对抗苏联的行动使得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和武装逊尼派极端主义者的行为被忽略，美国总统里根甚至视其为盟友。还有瓦哈比教派拒绝建立同"苏维埃无神论异教徒"的外交联系，并暗中摧毁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利益。正是由于这些行动，当然还有该地显而易见的石油储量使得阿拉伯世界的人权问题，对巴基斯坦恐怖主义的资助，对民主反对派的压制，对妇女选举权利的剥夺，以及清教徒式的瓦哈比教派都获得了美国在外交上的承认。激进的逊尼派伊斯兰走私可兰经和颠覆性的文学作品到苏联，从摩洛哥到印尼，逊尼派穆斯林在伊玛目领导下去抱怨苏联对穆斯林同胞的压迫。伴随着许多秘密的间谍行动-情报信息-军事行动，美国帮助逊尼派穆斯林使得苏联深陷阿富汗的泥沼之中。随后便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6处，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沙特阿拉伯军事情报部门，埃及情报部门穆克哈巴拉克，还有令人惊讶的以色列摩萨德韵行动，这些都使得潜伏的伊斯兰圣战意识在现实的逊尼派穆斯林世界中得以苏醒，并使苏维埃对阿富汗的占领导致了苏联极大的失败。而这种"中央情报局-圣战"是在各个地区政府情报部门下进行的，这是其行动的非官方的基本的组成部分。这些行动的后果是，失控的人民运动锻造了圣战同胞，而后他们在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开展恐怖活动。人们普遍相信人权会使社会远离冲突并给世界带来和平。当代恐怖主义是对全球社会的威胁，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它，它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本文将研究1968年到2008年将恐怖主义非法化的国际准则的形成和发展。其中有两种类型的关于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第一种是13条正式批准的公开准则，虽然只有12条正式生效。第二种类型是区域性多边反恐协定，例如2006年反恐欧洲理事会会议。 第二章:霸权竞争与正义战争理论在21世纪的应用 基地组织的实力及影响促使学者们建立相关模型来评估其战略意义。在最基础的层面，学者们需要重新考虑意识形态及"次国家"因素在均势及霸权理论的概念和政策应用中所扮演的角色。基地组织本身并不构成严重的威胁，但它的意识形态运动却有可能在全球性大国中植根并蔓延开来。与此同时，基地组织的"霸权"战略并不寄希望于动员"圣战"份子来挑战美国权威，而是通过它潜在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来将不同国家或政府排挤到美国的霸权体系之外。基地组织正在使用不同手段来鼓动并支持恐怖团体在各自国家内的颠覆活动。因此，基地组织正在成为全球革命与暴力意识形态的中心，它通过发动暴乱的手法、用不对称的方式来威胁并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将会使国家陷入不稳定状态，直至爆发内战。阿富汗和索马里就是很好的例子。国家认同与民族荣耀需要相互结合。美国的实践与政策就代表了这样的一种认同，纪律性机制受到自我认同与民族荣耀的驱使，而国内和国际上的各种势力就可据此使用战术性的手段--例如恐怖主义--来操纵这种认同感，胁迫美国放弃其一贯的政策。恐怖主义者可以采用非常规的手段来实现其目的，这些手段也许会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并使美国和相关国家蒙羞，并最终牵涉到国家荣誉。也正因为如此，人们使用正义战争理论来判断反恐战争和针对"流氓国家"的军事行动的道德成分及合法性。这也就将指向了美国的阿富汗战争。正义战争是指任何一场符合"国际正义"之标准的战争。从这种视角来看，正义战争成为一种在国家诉诸武力时帮助其验证或阐明正义性的工具。恐怖主义也许依赖一些支持其行动的国家给予秘密援助，但这些国家对其恐怖主义行径并不予以公开支持。 第三章:阿富汗反恐战争的过程，以及宗教和现实暴力中的安全政治 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冲突大多是违反了美国自由主义下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为了永久的自由，自2001年10月9日起，美英两国的船舰和潜艇开赴印度洋和波斯湾，数百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发射至阿富汗。美国空军习惯于用联合直接弹药和激光制导炸弹对已知的基地组织训练场所进行轰炸。美国对基地组织的猛袭表明本·拉登预言的伊斯兰圣战在中亚成为现实。本·拉登成为全球众所周知的人物。文明之间的冲突开始在国际反恐斗争中显现，特别是在9·11事件之后。这是伊斯兰文明与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本文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大多是在穆斯林世界建立，本文指出，大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存在于穆斯林世界;总的来说，与其他文明相比伊斯兰文明更易倾向于使用恐怖主义手段来与他国对抗。奥萨玛和他的基地组织给阿富汗带来的困境应给其他国家以教训，即绝不要支持恐怖主义。 第四章:解决冲突中行动影响观念的方式和反恐战争的可选择战略 决定反恐行动成功与否，最关键的一点是对全球反恐战争如何影响国家主权的概念的判定。尽管联合国宪章第二章中已经明确规定了国家主权互不干涉原则，但政治决策还是不停地违背，决策者总是在呼吁解决诸如科索沃的滥用人权，伊拉克的核发展，阿富汗恐怖主义的蔓延等国际问题。这些行动受到有关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利和义务的国际规范的影响。全球第一次组成了同盟对阿富汗进行反恐斗争。在这一案例中，尽管联合国已经谴责塔利班政权支持基地组织，但其还是没有在反恐中履行其国际义务。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关系虽然不是新建立的，但9·11事件是国际社会将反恐斗争作为其政治上优先的转折点。在这一事件中，关于军事干涉正当性的新理由出现，其试图重构对国家主权的争论。在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只有被其他国家所承认，才能拥有独立自主的主权。权利和义务只有在国际社会的背景下才能呈现出不同。在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曾代表遭遇种族清洗威胁的阿尔巴尼亚的科索沃人和波斯尼亚人干涉前南斯拉夫。在亚洲，联合国曾武装干涉柬埔寨，帮助其建立国家。众多的案例表明，干涉反映出人们对国家主权观念的改变。反恐战争提供了一次研究国家主权概念是否在国家主体中发生改变的机会。随着冷战的结束，恐怖袭击的增多，特别是在一些主要的非国家体中，全球反恐斗争可以说已经取代冷战，它号召各国共同对抗恐怖主义。在这一时期的美国历史中，没有人可以将反恐从其政治中剥离开来。布什政府具有侵略性的过火反应在9·11事件后初期是必要的，它使美国人民相信政府可以保护他们，同时有必要的话，是可以反应过火的。国家可以通过加强其安全系统来阻止恐怖事件的发生。这其中包括训练有素的国内情报部门，严格的边境管理办法，港口安全举措等一系列方法，以使恐怖分子难以发动袭击。恐怖分子居住在各个国家并仍然可以被管理，轰炸美国的恐怖分子并没有回到阿富汗获取武器，他们使用飞机作为导弹。正因为如此，政府应该对移民有所警惕，需要更加细心的检查各个护照。非法商人应被密切监视，还有军火商也应对其更加警觉，以防他们可能就是恐怖分子。基地组织是已经出现的最暴烈的恐怖组织，因此必须将其消灭。 第五章:国际冲突中的布什主义和新反恐战的影响 本章考察了9·11后在政治上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两个因素。首先是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的布什主义的发展，其特点是先发制人性质的预防战争。其次是政策舆论圈中关于美帝国和霸权主义的积极言论的复兴。这显示并归类出左派政治上发展的一系列原因，他们探索持续性的基础，试图在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方针上寻求改变。从2001年到2006年，布什主义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同布什2000年竞选总统时期有极大的不同，当时布什的外交政策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2002年，布什政府提出在单边行动，先发制人性的军事打击以及预防任何对美国霸权产生威胁的对手的出现的基础上，整合建立一个更加深远的外交政策。而从安全战略文件中已经可以看出其支持先发制人式的军事行动，或许也更加准确的显示出布什政府试图将激进的预防性战争的概念合法化。这些辩解很容易被任何一个国家用作攻击其他国家的理由，但一直以来在法律界先发制人式战争都是不合法的。战争和政治的区别越发不明显，战争不仅仅变成了政治的工具，还成为了其必不可少的要素。基地组织和布什政府的行动表明战争不再需要政治上的思考。美国甚至将对阿富汗的反恐战争视作对9·11事件一次公平、必需的回应。本文探讨了美国对阿富汗反恐战争的政治结果，其中包括缺点，经验和教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必须与缉毒行动相结合才能收获成效;二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