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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兴起，使对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研究进入了国际关系研究者的视野，而对外经济交往则是地方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宪法角度讲，我国并未赋予地方行政机关参与外交事务的权力。而实践层面，地方政府却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对外交往事务，尤其是对外经济交往中来，针对地方政府的这些行为，我国并无制度化的安排，而地方的对外经济交往行为也在一个非制度化的框架内不断变化。我国地方政府对开放行为的态度，经历了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而中央政府却由全力推动地方对外开放，转变为限制地方政府的引资行为。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我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出现了那些变化，以及造成这些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对于厘清我国地方政府对外经济交往行为逻辑、分析我国外交制度变化的趋势具有一定意义。 同时，江苏省作为我国目前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省份，其地方政府主导的对外经济交往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80年代末东部沿海各省均大力进行对外开放时，江苏的对外经济开放程度一直很低;90年代以后，中央着手限制各地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时，江苏的对外经济交往和引资水平却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迅速提高，并在二十一世纪初成为了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省份。对江苏案例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地方政府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地位变化的原因，探寻其内在逻辑。 本文在对我国地方政府对外经济交往行为的描述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地方政府利益（政府财政收入）是造成地方政府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地位变化的重要原因，并在江苏省对外开放的案例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验证。文章结论中指出，政府财政收入压力一直是我国改革进程的重要动力，同时我国地方政府在外交问题上的权限有待制度化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