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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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共情水平。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拥有更高的共情水平;加工方式理论则认为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拥有更高的共情水平;还有研究证据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与亲社会行为不存在任何关系。为探究这一结果产生众多差异的原因,本研究旨在从情景和情绪两个因素入手探究两者关系的调节变量,并试图解释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在共情水平上产生反转结果的原因。具体如下:实验一研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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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共情水平。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拥有更高的共情水平;加工方式理论则认为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拥有更高的共情水平;还有研究证据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与亲社会行为不存在任何关系。为探究这一结果产生众多差异的原因,本研究旨在从情景和情绪两个因素入手探究两者关系的调节变量,并试图解释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在共情水平上产生反转结果的原因。具体如下:实验一研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疼痛共情的关系,采用修改后麦克阿瑟主观经济地位量表测量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以更加贴合国内大学生现状;疼痛共情测量采用图片诱发范式,即向被试呈现手或脚处于疼痛状态或非疼痛状态的图片,并进行疼痛评分。结果印证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即相对于高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疼痛共情水平更高。有研究表明,基于对声誉和自尊的考虑,捐赠情景的公开性质会直接反转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的亲社会行为。实验二在此基础上,在进行疼痛共情测量前增加了情景因素（公开情景和匿名情景）作为调节变量,即在公开情景中被试得知自己的评分成绩以及个人信息将发送到专家组进行二次评定,而匿名情景则是在不提供个人信息和成绩的情况下送往专家组进行二次评定。实验二的结果也确实发现,在公开情景下,高主观经济地位的被试会表现出更高的疼痛共情水平,但同时低主观经济地位的被试会表现出比高主观经济地位的被试更高更显著的疼痛共情水平;相反,在匿名情景中,主观社会阶层的高低不存在显著差异。实验二的结果说明公开情景对于高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有研究认为高社会经济地位被试在公开环境下做出反转行为的结果,是因为公开展示的亲社会行为产生了预期的自豪感（面向自我的积极情绪）,并成为未来提高疼痛共情水平的动机。此外,基于有关权利与情绪的研究发现,提高权利会增加积极情绪的体验和表达,而降低权利则会增加消极情绪的体验和表达。实验三在进行疼痛共情测量前,增加对情绪操控的步骤,即要求被试回忆相应情绪下的内容（最让你感到自豪、愧疚的事情以及近一周的日常作为中性基线情绪）,并要求简单进行文字记述以加强相关情绪的激活。同时,实验三还添加了愧疚情绪（面向自我的消极情绪）作为对比参考。实验结果显示,对于高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被试,相对于处于愧疚和中性情绪而言,处于自豪情绪确实会显著增加其疼痛共情水平,但在愧疚和中性情绪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对于低主观经济地位的被试,相对于中性情绪,处于自豪或愧疚情绪都会显著增加其的疼痛共情水平,但在自豪情绪与愧疚情绪之间无显著的差异。实验三的结果说明,自豪的情绪对于高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综上,社会经济地位与共情之间的关系可能会通过情景因素和情绪因素进行调节,即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被试在公开情景下,基于声誉和自尊等考虑会显著提高其共情水平,并由此产生自豪感的情绪,同时这种情绪也会成为未来提高共情水平的动力。此外,对于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被试的表现,与前人研究结论存在出入,即在公开情景下,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被试也会表现出较高水平的共情,同时在体验自豪和愧疚的情绪下,也会激起更高的疼痛共情水平。总之,基于本研究的结论,不难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共情之间的关系并非平面、线性那么简单,除了本研究中的情景和情绪因素,可能还存其他因素的调节作用,比如各阶层的相对剥夺感、目标阶层的影响以及群体差异等,这些因素的作用还待未来研究进一步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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