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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文体学的角度解读杨宪益、戴乃迭对鲁迅小说集《呐喊》、《彷徨》的翻译。通过探讨杨译在传达原文文体意义方面的得失，分析了将文学文体学应用于翻译研究的可行性及可操作性，并讨论了文学文体学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研究以及翻译批评的重要意义。
文体学于20世纪早期自欧洲兴起，发展至今已有几十年的历史。现代文体学已经跳出最初单纯借用语言学模式进行文学文本批评的研究范式，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视野，甚至侵入了语用学、叙述学的某些研究领域。例如本文所选取的时间指示词，传统意义上认为属于语用学的研究范围，引语模式则属于叙述学的范围。由于这些语言特征的不同使用在传达不同的文体意义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现代文体学已将其纳入自身的研究范畴中。本文根据鲁迅小说的自身特点以及现代文学文体学理论选取了时间指示词、重复、语体以及引语模式等四个文体特征进行分析。不同时间指示词的选择可用于调整叙述视角，在特定语境中传达特定的文体意义，如讽刺、同情、现场感等。鲁迅在其两本小说集中充分利用了时间指示词的这一特点。虽然鲁迅本人提倡“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但在他的小说集中却使用了大量的不同形式的重复，包括关键主题词的重复、关键语句的重复以及段落的重复。这些重复的形式不一，相应的其承载的文体意义也并不单一。语体是指语言的变体，各式语体不仅传达其本身文字内容及涉指意义，还或多或少地透露出各种社会意义，因此不同的语体可以用来塑造人物形象，表现小说主题。这一点在鲁迅的小说集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至于小说的人物话语的不同表达方式，则向来就是文体学研究关注的一个重点，因为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往往传达着不同的文体意义。
分析发现杨戴在翻译《呐喊》、《彷徨》时并没有自觉的文体意识。除了在语体一节发现他们曾经试图再现原文的文体特征以外，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并没有自觉的对于本文所选取的文体特征及其承载的相关文体意义进行传达，或者即使进行了传达了也并不完全。有时他们对原文的一些改动，如对时间指示词的改动造成了文体效果的丢失。由于文体学在20世纪80年代才介绍到中国引起学界的注意，而杨戴的译文完成于50年代末，尽管后来作过改动，但只是个别词语的使用上。因此当时他们对文体学并没有充分的了解。对文体学知识系统了解的缺乏使得他们易于忽略原文中语言变体、语言形式等所可能承载的文体效果，更加难以在译文中对这些文体效果进行具体的体现。当然，由于中英文自身的差异，有些文体效果的传达本身就是困难重重，完全传达原文的文体意义这样的理想状态是不可能达到的。
将文学文体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翻译有利于翻译研究、翻译批评以及翻译教学的发展。首先，译者具有一定的文体意识有助于其在解读原文时能够更好地发现文体特征的美学功能以及语言成分尤其是语言形式的文学价值并在译文中进行传达，避免仅注重指称意义对等的假象等值。其次，由于文体学吸收应用了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成果，具有一定系统性和科学性，因此给翻译批评家们提供了系统可靠的工具更好地进行文学翻译批评，避免主观印象式的漫谈以及对语言成分对等的过分注重。第三，将文学文体学应用于翻译教学有助于提高学习翻译者的文体意识，提高翻译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