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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国的物价指数一路走高,CPI由2010年1月的-0.2％不断上涨至2010年11月的5.1％,现阶段的通货膨胀已然成为当前中国经济重点关注的问题。因此,本文致力于探索汇率传递效应和进口价格变动对于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本文利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以国际原油价格、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进口商品价格总指数、名义有效汇率、PPI、CPI、短期利率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这八个变量的1997年到2010年的月度数据为样本,探索人民币的名义有效汇率冲击和进口价格冲击对于中国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其中,中国通货膨胀水平以PPI和CPI来衡量。同时,为进一步确认名义有效汇率冲击和进口价格冲击在PPI和CPI的各个行业的冲击作用点及其具体作用力的大小,我们还分别对各个行业进行了专门的回归分析。在具体经验分析过程中,本文采用了封北麟(2006)设计的传递系数来计算名义有效汇率传递系数和进口价格传递系数并将其具体数值加以比较分析,并注重分析SVAR模型中汇率传递冲击和进口价格冲击所引发的脉冲响应情况且运用方差分解剖析PPI以及CPI的变动中各个结构变量的贡献度。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本文的样本区间从季度数据到月度数据以及年份的延伸这两方面的扩展大大增加了样本数量,从而增强了实证模型的可信度；同时,引入进口价格传递系数,首次量化分析了进口价格传递的影响程度,并通过具体的数量分析来更为直观的衡量进口价格传递的影响大小。模型结果表明:
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图像中,PPI整体的脉冲响应要先于并强于CPI整体的脉冲响应；其中,PPI整体对于汇率冲击和进口价格冲击所引起的脉冲响应的最大值分别为-0.1％和0.2％,而CPI整体对于汇率冲击和进口价格冲击所引起的脉冲响应的最大值分别为-0.08％和0.13％；除了最大值之间存在差距这一点,PPI各期的脉冲响应大小通常都大于CPI的脉冲响应且PPI的脉冲响应要先于CPI的脉冲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本文模型中确定的价格传递链三阶段的顺序有关,生产在价格传递链上处于消费的上游,因此PPI先行受到汇率冲击和进口价格冲击,此时,由于生产厂商将在实现自身经营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通过调整产品本身的边际利润来吸收部分的汇率冲击和进口价格的冲击,那么,汇率冲击和进口价格冲击传递到下游CPI时必然存在传输的延迟和弱化。
SVAR模型的方差分析结果来看,对PPI和CPI影响最大的均是其本身；但当仅仅考虑到外部因子对中国的PPI和CPI的影响时,我们发现:对PPI贡献率最大的是作为宏观经济变量冲击衡量指标的原油价格的变动,其贡献率达到30％之上,这说明中国的生产供给受宏观经济需求的影响较大；而对CPI贡献率最大的则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的变动,这说明中国的最终消费品多来自于本国的生产,也就是说中国现存经济体的消费多由自身供给来满足,因而CPI受本国生产状况的影响较大。
总体上,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冲击和进口价格冲击对PPI指数和CPI指数的影响均是不显著的,其中,汇率冲击和进口价格冲击对PPI的最大影响分别为-29.43％和-27.02％,而汇率冲击和进口价格冲击对CPI的最大影响分别为-9.55％和-3.32％；很明显,PPI和CPI受到冲击之后的变动程度都远小于100％,这说明在中国人民币汇率不完全传递的现象确实存在；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冲击和进口价格的冲击均造成PPI和CPI的反向变动。
在对PPI和CPI的各个行业的传递系数的比较中发现:各个行业的PPI指数和CPI的传递系数总体上也不显著,且通常情况下PPI的传递系数也大于CPI的传递系数；某些行业存在反常情况可能是因为该行业的最终消费品很大一部分由国外生产,进口最终消费品未通过三阶段的价格传递链途径传导而直接作用于CPI从而对其造成的影响大于PPI；同时我们注意到,在PPI各个行业指数中,资源能源类行业的PPI传递系数较大,这反映了中国作为资源能源消耗大国但依赖于外部资源的现状,而在CPI各个行业指数中仅有居住和食品—粮食的传递系数相对较大,反映了中国房地产经济中较多热钱的涌入的现状。
本文最后根据模型结论得出相关政策建议:由于汇率传递和进口价格传递的不完全性,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无需过多地关注于汇率对于货币政策制定的干预,而且一国自身调控通货膨胀的政策效果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