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国国有银行制度自从成立之初发展到今天，已经走过了大致近50年的历程。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中，尽管国外理论界对于金融制度和银行制度都提供了详尽的分析的成熟理论基础，但是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社会集团组织等等，都会对银行制度变迁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很难以变量的形式进入到函数中去，从而增加了分析制度变迁的困难程度。并且在中国，由于其转型经济的特殊性，政府在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以及在制度选择空间上的意识形态的独特性，都为我国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特有路径分析增加了复杂性。但是，恰恰是这点成为切入我国转轨经济过程的一个视角，从而决定了制度安排的均衡以及制度演变的次优选择也必须植根于中国经济的大背景之中才能显现其对中国金融制度和银行制度变迁的解释能力和预见能力。在分析国有银行制度变迁制约因素中，也见证了我国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在发展变化过程中的瓶颈以及突破。 从我国国有银行制度变迁过程总体看来，大致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建国后到1979年，我国银行业是以人民银行为核心的“大一统”的金融垄断格局。第二阶段，1979年至1993年我国银行业开始向商业银行过渡。第三阶段，1993年至2003年底，我国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时期。第四阶段，2004年初至今，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及海外上市的具体实施阶段。在我国银行在发展的过程中，制度变迁和意识形态、国家效用紧密相连。在国家将其效用函数的要素注入到银行的效用函数中去的这一过程决定了国家最终要对造成银行是否适应经济增长、衰退和停滞的产权结构负责。那么制度变迁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国家意志和国家效用。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制度变迁是强制性的渐进制度变迁。 以标准的市场经济体系参照系为基础，从国民经济部门的角度去考察，一个既要具有财政的职能，能够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又要实现制度安排必须能够通过非行政手段，即经济手段，符合居民部门的经济习惯，将居民部门的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双重目标，在当时的经济背景下，国有银行的制度模式必然是最佳的选择。 但是，这种制度选择所带来的惯性就决定了其在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的问题上的软约束问题，进而造成了银行大量不良资产。为解决国有银行破产和国有企业重组这个两难问题就需要我国政府将政策性业务从商业银行中剥离出来，从制度上将国有银行的坏账成本锁定在某一时点上。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模式在账面上解决了不良资产问题。但是，这个账面窟窿是始终都要补的。所以，中央财政对国有银行注资是一种必然的行为。但是，财政又陷入了既要为银行不断的注资，又要摆脱不断为银行注资的矛盾之中。该问题的解决就促使着国有银行在制度方面的变革的发生。 股份制改革意味着引入非国有产权主体，通过界定一个人和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来增加银行效率，使得国有银行的行政的行为减少。降低行政经营的外部性，非国有产权主体会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来最终迫使国有银行的行为趋于市场化而转向利润最大化的这个目标。这里必须有一个假设前提:非国有产权主体必须是私人部门，而且一定对于公共品性质的投资项目的效用为负。那么，在我国现今经济形势下，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路径具体分为:第一，股份制改革的时机必须成熟;第二，国家必须为国有银行前期的不良贷款兜底;第三，国外的战略投资者与国内民间资本的选择标准;第四，国有银行改革必须经历一个国有股权占绝对控股地位的一个阶段;第五，国有股权比重下降，但占有相对优势。 从以上分析看出，在我国银行制度演进的博弈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政府理性与银行理性的周期性不匹配。在银行体系初建和发展的起步阶段，主导银行行为的是政府。那么，银行理性在这个时期就是政府理性的表现形式。伴随着我国银行业的不断发展，银行行为理性就逐步显现，但是这种理性是与政府理性相互重叠的，也就是说银行制度变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迎合了政府理性。我国银行和政府这种藕断丝连的关系，就决定了我国银行的制度变迁不能够按照银行层面上的“产权——交易成本——绩效”的范式来分析，应该从国家成本收益角度去审视。 本文认为国有银行所具有的国家信用的作用并不是消极的。关键是要利用这种信用的优势。而股份制改造则为非国有资本提供了一个入口，非国有资本的进入意味着国有资本的效率、运营模式受到约束和市场化监督。也就是说，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国家信用的积极作用发挥的过程，也是国家信用发挥效率的一种有效途径。这就表明虽然无法通过撤出国家信用，但是我们通过一种外围模式的找到了解决这个困境的一种途径，也可以理解为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综上，纵观我国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整个过程，国有银行在某个阶段的改革和演进，虽然无法完全摆脱前一阶段的制度缺陷，一方面原因是制度变迁始终落后于经济变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制度的惯性。但这也是但都无一例外的向着适应中国经济改革制度环境的方向迈进。从金融功能的角度讲，虽然国有银行制度变迁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的演进，但是必须认识到我国金融体系的金融功能却始终处于一种增量增长的一种趋势。这便是对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最好的一个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