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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开放发展的系统，须与周边区域建立联系才能发展壮大，欧美日等一些世界级城市群的形成与成熟都说明着一个道理——城市群内各城市间密切协作的重要性。城市群内部由基础设施促生的各种“流”催生出密切的协调分工，个体能从新的劳动分工中汲取经济力量。《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将“京津冀城市群”与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并称为“国民经济的三大增长极”。但仅从各城市群2018年GDP总量、人均GDP和进入“GDP万亿俱乐部”的城市数量来看，京津冀城市群与另外二者还存在较大差距。京津“双核”占绝对经济统治地位，城市群长期以来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而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内部早已形成了合理的协作分工，因此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可见城市群内城市间若能够紧密依存、互相关联，则可通过产业分工和要素互补发挥出单个城市的比较优势，进而有利于实现城市及城市群整体的发展。近些年，随着国家政策对三地协同的规范化指引，随着北京疏解部分非首都功能、联通三地的设施不断完善等，三地联系和经济运行态势势必会发生明显变化，因此本文从研究京津冀城市群经济空间联系入手，又进一步考察了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效率与城市间联系的关系。
本文研究脉络：以修正后的引力模型测算出京津冀城市群的经济联系值，得到经济联系矩阵后，先通过数据分析总结了城市群城市间的经济联系时空变化及主要联系方向；接着基于经济联系矩阵构建了经济空间网络图，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网络密度、网络中心性、凝聚子群等方面探究了经济联系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然后，根据经济联系网络特征，研究了其对城市群内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最后，运用QAP方法从劳动力、投资、经济开放度、产业结构等方面进一步研究了影响经济联系网络的因素。
研究发现：(1)城市群内城市发展质量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内部发展很不均衡。(2)几年间城市群整体空间联系量实现了倍数级增长，但地域分异性明显，城市间经济联系总体呈现“南密北疏”的特点；按个体城市经济联系量可划分出四个层级，层级分布格局一直呈现“纺锤形”；城市群的主要联系轨迹大致呈现“倒L”型，即“京津”、“京保石”和“邢邯”的连线；城市群可划分为4个联系团体，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四区”地理位置大概相一致。(3)城市间联系对城市群中城市的经济效率有着显著正向作用，具体来说城市经济联系的点度中心性对经济效率起直接促进作用，即城市在经济联系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有助于城市内部资源要素投入产出的高效运行；劳动力市场规模、产业结构、经济开放度等都会影响经济联系，也即间接影响了城市的经济效率。
本文研究脉络：以修正后的引力模型测算出京津冀城市群的经济联系值，得到经济联系矩阵后，先通过数据分析总结了城市群城市间的经济联系时空变化及主要联系方向；接着基于经济联系矩阵构建了经济空间网络图，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网络密度、网络中心性、凝聚子群等方面探究了经济联系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然后，根据经济联系网络特征，研究了其对城市群内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最后，运用QAP方法从劳动力、投资、经济开放度、产业结构等方面进一步研究了影响经济联系网络的因素。
研究发现：(1)城市群内城市发展质量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内部发展很不均衡。(2)几年间城市群整体空间联系量实现了倍数级增长，但地域分异性明显，城市间经济联系总体呈现“南密北疏”的特点；按个体城市经济联系量可划分出四个层级，层级分布格局一直呈现“纺锤形”；城市群的主要联系轨迹大致呈现“倒L”型，即“京津”、“京保石”和“邢邯”的连线；城市群可划分为4个联系团体，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四区”地理位置大概相一致。(3)城市间联系对城市群中城市的经济效率有着显著正向作用，具体来说城市经济联系的点度中心性对经济效率起直接促进作用，即城市在经济联系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有助于城市内部资源要素投入产出的高效运行；劳动力市场规模、产业结构、经济开放度等都会影响经济联系，也即间接影响了城市的经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