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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6年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工匠精神”一词。随后在2017年，总理又进一步强调“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恪尽职业操守，崇尚精益求精，培育众多‘中国工匠’，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当前中国正处于品牌引领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作为企业乃至国家综合竞争力的体现，品牌引领着未来的发展方向，品牌建设现已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战略高度。而知名品牌之所以深入人心则源于其所内含的文化。品牌文化是品牌在漫长时光岁月里传承发展而来的，不仅具有企业特定的品牌价值与定位，还蕴含着中国社会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素养。基于此背景，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品牌文化是否发挥了相对重要的作用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深入理解品牌文化与企业财务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就宏观层面而言，文化会通过影响个体特征影响社会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微观层面，文化可以通过树立个体自我规范的意识，培养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引导企业积极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避免发生财务不端行为。本文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以“名牌产品”作为载体，选取2001-201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名牌产品企业与非名牌产品企业在盈余管理行为上的差异，并进一步考察在不同调节因素下名牌产品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以及其经营行为表现。研究发现:(1)与非名牌产品企业相比，名牌产品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确实会更低;并且在名牌产品企业中，名牌时效越长、名牌等级越高、名牌数量越多，对于企业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也越强。(2)机理渠道的研究表明，名牌产品企业通过文化传导机制和声誉路径影响盈余管理水平，名牌产品企业拥有更高的文化渗透度以及更高的声誉，对高管的约束效力更强，因而会降低盈余管理水平。(3)正式制度下不同调节因素对名牌产品企业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名牌产品企业如果是非国有企业，则其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均更低;并且名牌产品企业的内部控制越强、分析师关注度越高，则其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也更低。综上，本文立足于品牌文化视角，着重研究了名牌产品对经济行为的客观影响、传导机理以及调节因素，为有关“文化与财务”的研究范式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将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从内外部监督治理拓展到了微观文化层面，为构建盈余管理的综合决定因素模型提供了证据支持。
就宏观层面而言，文化会通过影响个体特征影响社会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微观层面，文化可以通过树立个体自我规范的意识，培养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引导企业积极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避免发生财务不端行为。本文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以“名牌产品”作为载体，选取2001-201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名牌产品企业与非名牌产品企业在盈余管理行为上的差异，并进一步考察在不同调节因素下名牌产品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以及其经营行为表现。研究发现:(1)与非名牌产品企业相比，名牌产品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确实会更低;并且在名牌产品企业中，名牌时效越长、名牌等级越高、名牌数量越多，对于企业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也越强。(2)机理渠道的研究表明，名牌产品企业通过文化传导机制和声誉路径影响盈余管理水平，名牌产品企业拥有更高的文化渗透度以及更高的声誉，对高管的约束效力更强，因而会降低盈余管理水平。(3)正式制度下不同调节因素对名牌产品企业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名牌产品企业如果是非国有企业，则其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均更低;并且名牌产品企业的内部控制越强、分析师关注度越高，则其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也更低。综上，本文立足于品牌文化视角，着重研究了名牌产品对经济行为的客观影响、传导机理以及调节因素，为有关“文化与财务”的研究范式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将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从内外部监督治理拓展到了微观文化层面，为构建盈余管理的综合决定因素模型提供了证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