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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研究明清之际中国天文学转型中的宇宙论、计算与观测之间关系的转变。自唐代之后，中国天文学中宇宙论与计算和观测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脱节的，此脱节体现在狭义的宇宙论模型与广义的宇宙论两个层面上。而在古代西方，天文学家通过几何模型研究天体运动，宇宙论与数理天文学的关系就比较密切。明清之际，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天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中国天文学家试图把西方天文学体系融会到中国天文学体系之中，其结果是中国天文学发生了重大的转型。在此过程中，宇宙论与计算和观测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文章主要通过望远镜、岁差、圭表测影以及五星模型等四个具体案例讨论这一问题。
望远镜传入中国，虽然没有引起如在欧洲那样的关于宇宙论和新天文学的论争，但在中西历争中对西法的胜出起了关键的作用。通过望远镜观测到的天象改变了当时历算学者对日、月、五星、甚至整个宇宙的认识，这些天象为第谷宇宙论体系的接受提供了经验证据。从“岁差”、“圭表测影”、“五星运动”等案例可以看出，当时历算家在对宇宙论、计算以及观测关系的认识上和以前历算家相比有了一个转变。明清之际历算学者认为天体运动的算法可以根据具体的宇宙论图景推演出来，而宇宙论也可对相应的算法以及观测到的现象提供解释或说明。另一方面，这一转变带有很强的“中国特色”。在“西学中源”说的影响下，清初历算学者将西方传入的岁差理论重又纳入到了传统的“天自为天，岁自为岁”的框架之中，西方传入的晷影测算理论被清初历算家离析为中土早已有之的技术。为解决西方不同宇宙论传入而引起的矛盾，梅文鼎“发明”了“围日圆象”说。在此说的统摄下，九重天宇宙论、五星算法以及相应观测现象得以融通。也正是因此，此说为主流历算家接受，并得以正统化。
可见，在技术层面上，在西方天文学影响下，明清天文学家对中国天文学的宇宙论、计算与观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构。当时的历算家接受了西方天文学的以几何模型为基础的计算方法，以及藉助于几何及逻辑方法而展开的说理体系。在此体系中，宇宙论模型、计算方法以及观测现象得以融合。但是，由于明清之际西方天文学传入时传播与接受双方都过于讲求解决历法实际问题，很少涉及作为西方天文学之基础的哲学或神学理论，再由于当时自然哲学家根据儒学理论建构的宇宙论并未被历算家接受，致使这一转型只停留在技术层面上。明清之际历算之学还是缺乏更深层次的广义宇宙论作为理论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