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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瘟疫书写的代表之作，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纪事》与加缪的《鼠疫》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看，文本具有历史性的特征，文本生成的历史语境对文本建构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瘟疫年纪事》成书于1722年，时值法国马赛发生瘟疫之后两年。《鼠疫》出版于1947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奥兰城的禁闭状态是对孤岛法国的移置处理。加缪在《鼠疫》的篇首直接引用笛福瘟疫书写的句子，这体现出两部作品之间直接的互文关系。由此，笛福的瘟疫书写成为加缪的历史语境之一，与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一起，共同在文本建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学的历史性体现在历史语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中，但文学并非对历史的复刻式记录，而是经由作家发挥主体性对历史加以编织之后的再现表达。笛福的主体性体现在其对叙事方式的选择上。从瘟疫书写的角度看，瘟疫记忆是埋藏在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永久创伤。引入现代精神病学关于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相关知识重新审视《瘟疫年纪事》主人公H.F.的讲述方式，其一切错乱与戛然而止都与PTSD患者的病症表象出奇一致。因此，这种叙事方式增加了《瘟疫年纪事》的可信度和感染力，服务于笛福试图说服读者相信文本真实性的最终目的。加缪的主体性表现在他对时代情绪的把控上。在日记中，加缪曾多次谈及战时人们的普遍状态——分离。这种普遍的分离状态和离别情绪使40年代的作家们格外钟情于使用欧律狄刻的故事。在20世纪，这种久远的文学抒情与当时的艺术创作发生了奇妙的共振。除此之外，对共同体问题的关注不仅体现出两位作家的主体性特质，同时也反映出他们的主体性差异。H.F.的共同体意识还停留在萌芽阶段，而到了加缪笔下，以里厄、塔鲁、朗贝尔为代表的人物以自愿的救助他者的行动，证明了共同体意识的彻底觉醒。同时，加缪在《鼠疫》中团结众人的尝试，在现代主义艺术的主流之中，更凸显出其宝贵特质。
无论是《瘟疫年纪事》中的H.F.还是《鼠疫》中的众人，都没有停止过对瘟疫意义的追问。H.F.继承了笛福的清教徒信仰，在作品的表层，他始终坚持以一位虔诚的教徒口吻解释这场瘟疫的意义。这样的话语在《鼠疫》帕纳努神父的口中也可得以一见。然而这种宗教式解读被颠覆在H.F.隐藏的个人主义话语里，同时也颠覆在里厄医生对于帕纳努神父的上帝的质疑声中。根据加缪个人的笔记，《鼠疫》的战争隐喻一目了然。而战争与瘟疫之间的关联远不止于造成大量的死亡和使人产生悲观情绪。威廉·麦克尼尔在他的《瘟疫与人》中试图从瘟疫角度重新书写人类历史，发现了影响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两种重要寄生形态——微寄生（microparasites）与巨寄生（macroparasites）。这一发现赋予了瘟疫隐喻战争和暴政的天然合理性，也证明了战争和疫病的联系并不仅仅限于巧饰的修辞。与此同时，加缪的野心还在于把《鼠疫》中的瘟疫书写推广到总的生存概念上，赋予瘟疫以哲学上的隐喻内涵。在这一维度上，《鼠疫》需要被放置在加缪的整个创作体系中加以解读。加缪通过《鼠疫》想要表述的是反抗“卡利古拉”般的瘟疫的正确方式，即将其当做客观事物理性地对抗它，而不要试图进行任何抽象化和概念化的加工。
《瘟疫年纪事》与《鼠疫》作为瘟疫文学中的重要代表作，以其完整的瘟疫书写、史诗性的写作风格、丰富的作品内涵成为此后其他瘟疫书写的写作范本。历史中真实的瘟疫记忆作为一种社会能量，经由两位作家的瘟疫书写再现于文学世界，并因其具备的公共属性和经典性而被读者广泛地接受和阅读。随后，经由作家编织的瘟疫记忆作为对社会能量的一种转换，重新回到了读者的世界当中。最终，存在于人类脑海中的瘟疫想象是历史与作家合力的产物，是被建构出来的一个自足的形象，也由此完成了瘟疫书写的文化塑型。
文学的历史性体现在历史语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中，但文学并非对历史的复刻式记录，而是经由作家发挥主体性对历史加以编织之后的再现表达。笛福的主体性体现在其对叙事方式的选择上。从瘟疫书写的角度看，瘟疫记忆是埋藏在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永久创伤。引入现代精神病学关于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相关知识重新审视《瘟疫年纪事》主人公H.F.的讲述方式，其一切错乱与戛然而止都与PTSD患者的病症表象出奇一致。因此，这种叙事方式增加了《瘟疫年纪事》的可信度和感染力，服务于笛福试图说服读者相信文本真实性的最终目的。加缪的主体性表现在他对时代情绪的把控上。在日记中，加缪曾多次谈及战时人们的普遍状态——分离。这种普遍的分离状态和离别情绪使40年代的作家们格外钟情于使用欧律狄刻的故事。在20世纪，这种久远的文学抒情与当时的艺术创作发生了奇妙的共振。除此之外，对共同体问题的关注不仅体现出两位作家的主体性特质，同时也反映出他们的主体性差异。H.F.的共同体意识还停留在萌芽阶段，而到了加缪笔下，以里厄、塔鲁、朗贝尔为代表的人物以自愿的救助他者的行动，证明了共同体意识的彻底觉醒。同时，加缪在《鼠疫》中团结众人的尝试，在现代主义艺术的主流之中，更凸显出其宝贵特质。
无论是《瘟疫年纪事》中的H.F.还是《鼠疫》中的众人，都没有停止过对瘟疫意义的追问。H.F.继承了笛福的清教徒信仰，在作品的表层，他始终坚持以一位虔诚的教徒口吻解释这场瘟疫的意义。这样的话语在《鼠疫》帕纳努神父的口中也可得以一见。然而这种宗教式解读被颠覆在H.F.隐藏的个人主义话语里，同时也颠覆在里厄医生对于帕纳努神父的上帝的质疑声中。根据加缪个人的笔记，《鼠疫》的战争隐喻一目了然。而战争与瘟疫之间的关联远不止于造成大量的死亡和使人产生悲观情绪。威廉·麦克尼尔在他的《瘟疫与人》中试图从瘟疫角度重新书写人类历史，发现了影响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两种重要寄生形态——微寄生（microparasites）与巨寄生（macroparasites）。这一发现赋予了瘟疫隐喻战争和暴政的天然合理性，也证明了战争和疫病的联系并不仅仅限于巧饰的修辞。与此同时，加缪的野心还在于把《鼠疫》中的瘟疫书写推广到总的生存概念上，赋予瘟疫以哲学上的隐喻内涵。在这一维度上，《鼠疫》需要被放置在加缪的整个创作体系中加以解读。加缪通过《鼠疫》想要表述的是反抗“卡利古拉”般的瘟疫的正确方式，即将其当做客观事物理性地对抗它，而不要试图进行任何抽象化和概念化的加工。
《瘟疫年纪事》与《鼠疫》作为瘟疫文学中的重要代表作，以其完整的瘟疫书写、史诗性的写作风格、丰富的作品内涵成为此后其他瘟疫书写的写作范本。历史中真实的瘟疫记忆作为一种社会能量，经由两位作家的瘟疫书写再现于文学世界，并因其具备的公共属性和经典性而被读者广泛地接受和阅读。随后，经由作家编织的瘟疫记忆作为对社会能量的一种转换，重新回到了读者的世界当中。最终，存在于人类脑海中的瘟疫想象是历史与作家合力的产物，是被建构出来的一个自足的形象，也由此完成了瘟疫书写的文化塑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