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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和最基本的要求,也是人类精神的本质所在,社会关系的全面断裂就意味着精神个体的死亡,进而导致其肉身的自杀。但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鄂东某村庄的艾滋病人群体几乎都经历了一个社会关系全面断裂的过程,尤其是乡村中高度依赖面对面互动的社会关系,但我们同时可以注意到,大量的艾滋病人存活了下来,这就说明他们断裂的社会关系体系中出现某种变化,他们的社会关系体系并没有一直处于断裂状态。面对艾滋病危机,在乡村这个大舞台上,围绕着艾滋病及艾滋病人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的交化,最直接地体现在艾滋病人社会关系系统的变化上,乡村社会关系的结构也在这个重大危机面前最完整、最直接地显露出来。如果我们通过考察艾滋病人的社会关系系统及其动态的变化规律,则既能有助于艾滋病人生存的政策制定,又能比较好地掌握当前乡村社会实际的社会关系状况。
面对艾滋病这突如其来的危机,乡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艾滋病人的社会关系系统全面断裂,使他们会陷入高度痛苦的孤独感、羞耻感、内部连续感和一致感的分解,甚至自我认同的缺失,否定自己存在的意义,对自身产生厌恶感,最终导致自杀的出现。因此,社会关系的全面断裂实际上已将艾滋病人的精神生命葬送,留下一具肉体的躯壳。
持久的精神死亡必然导致肉体的自杀成功,但大部分艾滋病人都存活下来而且放弃了肉体自杀的念头,这是他们的社会关系系统得到了积极恢复的表现与结果。经历了短暂的艾滋病突发期后,艾滋病事件中的关系主体一起进入了关系的调整期,艾滋病人关系系统中具有强联系纽带的核心亲密关系得到了及时的修复,而外围那些仅有弱联系纽带的非亲密关系则无法修复。与此同时，由于艾滋病事件的发生，政府、医务工作者等受到艾滋病事件的吸引而主动与这些乡村艾滋病人们建立了新的松散关系.这些外围关系的建立与内核关系的修复,从总体结果上来看,实际就是在内核部分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更新了艾滋病人关系系统的外围部分,乡村社会关系的“内核——外围”结构充分展现了出来。
乡村艾滋病人在社会关系重构的过程中,是改变适应还是保持独立等三大矛盾困境使艾滋病人陷入乡村社会“另类化”的陷阱,无奈而被动地获得了乡村社区中的另类成员身份。这种高聚焦性的身份严重挫伤了他们的身份情绪,社会交往圈子持续地缩小,礼俗也日益简单化。他们退出公共生活、放弃公共规则、背离公共价值、放弃公共身份的认同,在消费、休闲、生产方式等方面形成了自己全新的另类生活方式,使他们与普通村民在狭小的村庄社区中“形同陌路”——空间距离很近,但心理距离却很远。他们通过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等行动策略,来应对村庄中的另类身份,从而形成了自己另类的村庄社区生活方式,也是他们应对原本另类化的村庄社区身份的结果。虽然乡村艾滋病人获得了村庄社区生活的“新生”,但他们也从此永远无法逃离“另类”化的命运,终身与“另类”标签为伍,哪怕是在其后生命终结时代中也不例外。
艾滋病人群体作为乡村社区中的一个边缘群体,它们的存在充分体现了中国乡村的社会边缘群体与社会整体的低链合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社区中类似于艾滋病人这样的潜在边缘化人群,一旦稍有边缘化的倾向,无论是乡村社区针对其成员个体的整合,还是群体与整体之间的链合,都无力阻止他们的继续边缘化、另类(特殊)化；而在他们已被边缘化、另类化后,乡村社区中的整合与链合机制更无力使他们回归社区的正常生活,而是将他们保持在这种边缘、另类的尴尬境地之上。也就是说,目前乡村社会不仅无助于有边缘化倾向的群体反边缘化这么一种机制的存在,而且有加速其边缘化趋势的功能,一旦边缘化,就意味着资源的全部而不是部分失去,缺乏一种回归机制.在已经高度异质化而且仍然正在异质化着的乡村社会中,很多成员都存在边缘化的倾向,如果我们不能建立一个良好的乡村社会整合机制与社会链合机制,乡村社会中类似于艾滋病人这样的群体将会继续出现,其后果将是乡村社会秩序的彻底崩溃。因此,乡村社会个体之间、群体与整体之间的整合与链合机制建设就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