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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的内涵是政府对产业经济活动的引导和调节，由政府代表特定的社会经济利益体，在一定时期内对国家产业经济活动所提出的目标、遵循的行动准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从近代史来看，产业政策起源于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市场的竞争效率和经济的发展阶段，实施了不同程度的产业政策，并对当代的产业经济活动产生巨大影响。可以说，产业政策是各国普遍使用的一项经济政策，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从工业化初期到重工业化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政策都是干预和调节产业经济活动的手段之一。但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经济制度下的产业政策，其实施目标、范围、措施和效果具有显著的不同，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和学术界对产业政策的理解和认识也不尽相同。 产业政策从工业化初期产生以来的理论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产业政策效应的实证研究也层出不穷。不论产业政策是受到支持还是遭到反对，其作为国家政权对国民经济调节的手段从未显现出消失的迹象，反倒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呈现加强的趋势。对产业政策的争论往往与产业政策的有效或者无效相关，并进而影响到其存在必要性的判断。对产业政策理论依据的分析是研究其存在必要性的基础，效应评价则是对理论依据的检验。因此，从理论基础和政策争辩中研究产业政策存在的必要性并探其本质，从历史史观认识产业政策的效应，研究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和有效性问题，为中国政府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提出可以依据的理论建构以及相关条件，是一件非常有意义和必要的工作，也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二 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进行梳理和分析，是本文的基本方法论，即以历史主义方法论和规范分析的方法研究产业政策，从而提出经济决策的前提和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 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产业政策的本质特征和发展历程，是理解产业政策制订、实施和效果的必经途径。通过历史的分析，将会比较容易理解产业政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效应。以历史的方法认识产业政策，为回答产业政策的存在必要性和效应提供了历史方法论的答案，即产业政策的存在和效应是与一国的历史阶段性分不开的，同时也回答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产业政策所具有的不同经济内涵的问题。 同时，规范分析的方法是研究讨论产业政策必不可少的手段，因为产业政策理论是研究经济资源如何配置的经济理论，在对稀缺的具有不同用途的经济资源作出选择时，必须首先解决一个“选择”的原则问题。本文的重点是对产业政策相关理论依据运用思辨演绎的规范性分析，以及运用经验或案例进行验证，而不是通过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当然，构建一个跨多领域的理论模型并设计出相应的计量模型是很重要的工作，但是计量模型所得出的结论，依然离不开规范分析的价值判断。 三 只有充分认识和理解产业政策的本质特征和理论依据，才能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提出可以借鉴的经济政策。因此，本文的研究内容着重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对产业政策内在涵义和结构的解析。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产业政策的概念是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概念是和当时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产业政策内容、手段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国家地区对产业政策的实施态度也是有反复的，并非一成不变。现有的研究文献中往往忽视对产业政策概念的深入解释和理解，而关注于笼统概念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其缺陷是研究对象缺乏同一性。产业政策是对“产业”实施的“政策”，因此需要对“产业”和“政策”的概念进行界定，并进一步解释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发展和产业竞争力作为产业政策目标的具体涵义。同时，对产业政策主体、对象和体系进行阐述，并进一步说明产业政策的目标、手段和特点，从而有助于理解何为“产业政策”。 其次，考察世界主要典型国家产业政策的演变，总结产业政策的普遍存在性、政策调节的市场化特征和政策实施形式与内容的深化等历史特征。主要选取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东欧经济转轨国家和中国作为产业政策考察的对象。日本是实施产业政策的典型国家，而且认为是产业政策取得巨大成效的国家。美国尽管主张自由经济，反对实施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但美国强劲的产业竞争力无不与美国政府的支持相关。英国同美国一样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其产业竞争力水平却与美国相差甚远，因此分析了英国的产业政策和竞争力政策及其效果。法国与日本相似，也是产业政策的积极拥护者，但其成效却不显著，与其过度干预、领土逻辑(territorial logic)、国有化等原因密切相关。东欧经济转轨国家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很大相似性，但改革的道路却是截然不同，严重的经济下滑和市场失灵成为东欧经济转轨国家选择产业政策成为必然，这也从现实角度回答了产业政策存在的必要性。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产业发展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运用重点发展、倾斜性政策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但由于按照“高速赶超”战略，产业发展的高度和产业结构的合理性虽有一定的成效，但内在矛盾仍然很突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中国的产业政策更趋明确和具有操作性，并取得了一定效果。通过以上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经济制度和不同国家地区之间产业政策的历史分析和政策考察，能为厘清产业政策与当时经济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为认识产业政策的历史性、继承性、选择性、现实性等内在特征具有重要的帮助。 再次，从产业政策三层次理论依据建构的视角，运用辩证统一的方法探讨产业政策存在的必要性。“市场失灵论”和“政府失灵论”是从产业政策存在的基础层次讨论其存在的必要性，其中“市场失灵论”是产业政策存在的根本理论依据，而“政府失灵论”则提出产业政策不应存在的理由。“后发优势论”和“比较优势论”是从一国或地区产业发展的层面讨论产业的动态政策，“后发优势论”主张通过政府干预实现经济的起飞和赶超，而“比较优势论”则主张根据要素禀赋发展本国产业，反对产业政策的过度干预。“国际竞争论”从“后赶超战略”的角度，其着眼点包括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占领高新技术制高点和保证国家或产业安全等。 第四，按照产业政策理论依据建构研究产业政策三个层面的效应评价视角，讨论“市场和政府”层次、“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层次和“产业竞争”层次的产业政策效应评价问题。对产业政策有效性的评价有不同的批判声音，需要对其进行理论和实践的争辩，因此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关系和产业政策存在的必要性、战略性贸易理论批判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失败等产业政策有效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争辩。 最后，运用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对中国现实产业政策的应用进行评判，为认识和理解中国产业政策提供了现实的分析和探讨，进而提出中国产业政策所依据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导向。“市场失灵论”作为中国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难以避免以偏概全，中国的产业政策往往并不是对市场失灵的弥补，而是市场机制缺失条件下的替代，或是一种应对经济调整变化的对策。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所提出的“政府失灵论”尽管可以认为是产业政策无效的理论依据，但在中国市场经济转轨体制中，政府产业政策的实际和客观作用仍不容忽视。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是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但“比较优势陷阱”也使中国许多产业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如何看待“后发优势论”对中国产业政策的影响和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进行现实的分析和研究。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走向开放，应评判全球视角下的“产业竞争论”为基础的产业政策对产业的影响，评判中国的产业如何在国际上获得较强的竞争力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四 由于在对产业政策存在必要性和效应的研究讨论中充满了矛盾和对立，因此本文构建了产业政策的基础层次机制论、产业发展定位论和国际层次竞争论三个层次的分析和研究，从对立两个方面通过批判的方式研究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发现产业政策存在的依据和政策导向。 从“市场和政府”层面来看，市场机制本身的不足决定了产业政策存在的必要性，前者是后者的充分必要条件。同时，不能用政府失灵来否定产业政策存在的意义，政府的作用主要是要弥补市场失灵所不能调节的产业结构和发展问题。以政府失败否定产业政策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是在于导致政府失灵的因素能否被有效地限制，因此问题的中心不在于是否放弃产业政策，而是如何克服政府失灵的因素。当然，政府仍需根据市场机制发展的程度，划清管理的界限和范围，具备市场机制调节条件的，一定要由市场机制来决定，而不是政府越俎代庖。同时，政府在运用产业政策的过程中，要为市场机制发育的现实可能留出空间。 从“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层面来看，二者都是产业政策存在的依据。比较优势决定产业政策的基础定位，能够使本国产业在静态下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或者是次优，从而充分发挥本国既定资源禀赋的优势，这也是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从产业结构动态发展角度来讲，比较优势下的一国产业结构并不一定是最优或者是次优，资源禀赋的后发潜力是后发优势论的核心，也是产业政策促进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要内容。依据比较优势应是产业政策的根本，是一国制定产业政策首先应依据的理论基础，在优化产业资源配置上具有重要作用。而后发优势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的一种战略理论，是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其重要性体现在前瞻性、引导性、推动性和发展性。 从“产业竞争”层次来看，产业的竞争力无疑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因此经济全球化决定了产业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增进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的市场中，国家的竞争优势体现在产业的竞争优势上，因此一国如何提升本国产业的竞争力政策，也说明了产业政策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产业政策的制定是有前提条件的，竞争的是企业而非政府，产业无法依赖扭曲市场的政治力量做出决策。政府扮演的角色应是成为放松或扩大波特“钻石体系”的力量，在产业竞争力中的产业政策应是多维并体现辅助性的作用，而非决定性的作用。 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健康发展，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注重克服市场固有的缺陷。健全有效的市场机制，间接调控的产业政策，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统一于产业经济运行的全过程。政府固然有其自身的能力限制，但其能力是可以改善的，减少政策制定的失误和提高政策执行的效果，就能够发挥政府政策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中的作用。 从战略定位层面确定产业政策的方向，是开放经济下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的核心思维。中国中长期宏观的产业政策，应立足于比较优势战略和后发优势战略的结合，既要充分发挥中国既定的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又要充分利用潜在的后发优势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随着中国加入WTO并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提升中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刻不容缓的任务。由于中国产业在国际市场发展中面临的诸多挑战和竞争，需要政府的产业政策围绕“钻石体系”，构建促进中国产业适应国际化发展的产业政策，发挥中国政府在针对中国企业不合理国际贸易争端和贸易壁垒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