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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是“新时期”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她从开始创作迄今已逾三十年，至今笔耕不辍，创作实绩较为丰厚。其创作跨度较大，跨越了“新时期”文学的几个阶段，主题和风格几经变化。考察张洁创作的演变，或可找到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演变的一些线索，了解其某个侧面。学界已有一些论文论及张洁创作的转型问题，但多为粗线条的勾勒。本论文希望在此基础上，对张洁创作的发展历程做一次更为全面和详细的研究，通过对作品的重新解读，试图为张洁研究寻找某些新的角度，以揭示她创作演变的内在逻辑，及其所具有的文学/文化意义，确定她在“新时期”文学以及女性文学史上的位置。
论文选取了几个不同的层面进入张洁的创作，一是其精英知识分子话语的形成与突变。论文首先考察张洁创作的“前史”，建国十七年期间张洁虽然没有创作，但却是她主体结构形成的关键时期。在共和国教育体制下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张洁形成了她“50年代的理想主义”，形成了集体主义观念为主导，包含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主体构型。苏联文学与欧洲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元素，暗暗推动了作家主体的形成，并为其创作提供了文学资源。在创作之初，张洁以一种乐观的理想主义的文学赢得了赞誉，她以一种启蒙的姿势，参与到对时代新人的发现与创造当中。但不久，她的创作便呈现出一种个人与社会、启蒙的人道主义与浪漫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张力，并进而发展成为一种“痛苦的理想主义者”与庸众的深刻对立。启蒙话语变为反启蒙话语。美学形态上的突变代表了作者在“新时期”宏大叙事终结之后的虚无，及其彷徨在解构理想与固执于理想之间的矛盾与焦灼。
论文的另一重角度是考察张洁创作中性别话语的发展变迁，尤其是紧紧扣住张洁创作中的两个关键词“父亲”与“母亲”展开论述，这两个核心词代表了作者的心理情结。张洁笔下的男性形象基本可区分为理想男性和反理想男性两类。前一类凤毛麟角，并呈现为一个“权威父亲”的形象，张洁使用人道主义话语对建国前三十年的革命者形象进行了改写，名之为“真正的共产党人”，视之为理想男性。而更多的男性则作为理想男性的对立面，成为张洁批判的对象。张洁激烈的性别对抗意识，呈现出一种“厌男症”的文本症候。她在文本内部对她所憎恶的男性进行象征性阉割，表达了解构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强烈冲动。世纪之交出版的《无字》通过对“父亲”的双重改写，埋葬了她心目中的理想男性。张洁从恋父到审父、弑父的转变，也是一个理想/反理想的过程，是一个追寻/告别“现代性之父”的过程。
作为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作家，张洁创作演变的另一个方面，是她重复而又具差异的女性书写。在弑父仪式之后，作家“重投”母亲的怀抱，返回“前俄狄浦斯”状态，致力于女性谱系的书写，这是张洁对于女性历史的发现。张洁的女性自我亦经历了一个建构与解构的过程，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到《祖母绿》，作者在多重话语的影响下建构了一个理想女性的完美镜像，《无字》是对于这一参杂了“他者”目光的女性自我的解构。自我的碎片不能再构成完整的自我形象和意义，于是只能归于疯狂的沉默，但却为女性文化史提供了一个典型个案。
作者从“恋父-寻父”到“审父-恋母”的创作演变，折射出作者性别意识的形成与转变，并具有深度的象征意义，它与作者对于现代性理想追寻过程交织在一起。本论文在纵横两个方面展开，既跟踪作者的创作演变，又在某一阶段拓展开去，挖掘时代的纵深内涵，从而形成较为宽广的研究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