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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从“古代伦理”角度展开对现代“规则”式的道德的批判,阿伦特希望重启一种“激起人们思考”和“判断”新的根源,这一新的根源,促使阿伦特转向了对意志、情感、欲望等个人倾向的诸多因素探讨;阿伦特也试图探讨个人“主观主义”式的判断,具有的人性、社会情感的根据;除了在“反思的对象”作进一步扩展之外,阿伦特扩展了康德的典范、共通感、扩展性思考等概念,并补充了“讲故事”、旁观者立场等角度从而进一步论证这种“不依赖规则”的反思判断的可能性。阿伦特在这个过程中借用了康德的第三批判,并对其进行了部分的阐发和扩展,使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于阿伦特自己的目标。 阿伦特表明,判断并非根据既有的价值标准进行归类或者判定的活动,判断是对特殊事务进行反思并产生的新的价值或者标准,而思考活动对既有价值体系或规则的解放作用为人们认识新的价值及意义提供了可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判断和思考都是政治性的,因为具有思考与判断能力的人,意味着不断地发现新规则而改善的共同生活。这种判断能力是能够通过传授和学习的,虽然阿伦特并未言明,甚至在其它部分阿伦特提出判断力“不可教不可学”,但是从阿伦特讨论康德“鉴赏判断”的部分看来,作为判断力一种的鉴赏判断能力是能在代代相继中不断进步的。 思考活动的瓦解作用,使得判断活动没有任何规则可以遵行,那么一种“无依据”(阿伦特称之为“无凭栏”)的判断是否就不可能了呢？古代伦理虽然不强调普遍性的规则作为判断的依据,但是美德(或“典范”)总是以一种“倾向”引导人们据此发现一种道德的上的正确。古代伦理是以一种“反思”性的思维对既有的价值体系进行批评和修改;而阿伦特走的更远,认为思考活动是“瓦解式”的,是要“推翻旧价值”,那么“发现新价值”的任务则由判断力承担。她将“发现新价值”的这一重任放在了古代伦理反思性思维的“判断力”概念上,但她并没有使用了古代美德式伦理中的资源,而是转向了康德的“判断力”概念。 阿伦特将目光转向了康德的第三批判,因为鉴赏判断正是一种“无客观标准”的判断。在对康德的考察中,阿伦特发现人们的内心能力“判断力”,既能在有价值标准的情形下进行判断,也能对特殊、个别的事物进行判断,前一种是规定性判断,后一种则是反思性判断。反思性判断是人们通过对特殊东西的认识,并为之寻求某种普遍性的过程;反思性判断是面向特殊对象的,是不依赖规则作出的判断。这正好暗合了阿伦特之前的观点,通过思考活动“推翻旧价值”,判断活动直接面向“新事物”的,发现“新价值”。 阿伦特的反思涉及到人们最初的判断依据是怎么来的,即人们如何据以经验从而得出具有一定“效度”的“是非”判断呢？这正好在某种程度上也切合了康德的问题,“康德试图引入‘反思判断’这个概念来解决这个问题——假若确实能够从尚未被概念化的知觉经验上升到在概念上得到明确表述的经验,那么这种‘上升’究竟是如何可能的”1“如果只有特殊的东西被给出,必须为之1徐向东:《道德哲学与实践理性》,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15页。寻求普遍的东西”2,那么判断就必须是反思性的。康德一方面试图通过“具体”的判断为规则判断提供一些补充,另一方面他也想探讨在规则出现之前人们根据经验而来的判断是如何可能的,后一个问题实际也就是人们如何从经验反思中得出概念或普遍性的规则。阿伦特的判断对象是面向具体的人类事务,是经验性质的,是针对人类事务中出现的“新现象”或“特殊”的现象作出的判断能力,诚如德国社会中的每个人要怎样从新出现的“纳粹政权”中看出其中端倪,人们如何从艾希曼“平庸的恶”这一现代伦理中的新现象反思新的伦理根源。康德鉴赏判断的特质,让阿伦特看到了在现代社会恢复人们的心中的是非曲直判准的希望,即人们有一种内心能力或主体官能——鉴赏判断力,能够在“无客观标准”的情形下做出判断;并能够从反思判断的过程,找到特殊事物的某种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