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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结构”为切入点,通过历史比较和实证分析,着重考察了建国以后高等教育所经历的三次相互联系的大规模结构变动,并尝试在此基础之上,探析支配结构变化的主要变量和动力机制。
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作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一环,受政治变革与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双重影响,主要表现为一种政府独断的政治安排,形成的是一个“条块分割”的高等教育制度结构。不仅以重理轻文和高度专门化为其显著特点,而且集权于中央和政府,地方、高校基本处于被动地位。随着80年代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这个为计划经济体制量身定做的结构体系已经难以为继。而地方和高校要求扩大自主权的呼声也喧嚷不止。
80年代中期接过这一课题,从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入手,开始了以“放权”为重点的体制改革,并一直延续至90年代。通过共建、联合、合并、协作和划转,实现了高等教育管理权限由以中央政府为主向以省级政府为主的转变以及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扩大,从而为其后高等教育从精英向大众的顺利过渡奠定了结构基础。这一时期的结构变化,受到日臻强大的市场力量的牵引,而且地方、高校和社会的力量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是,高等教育系统的核心权力仍然为中央所掌控。
90年代末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首先是以内涵发展,即在挖掘原有高校办学潜力的基础上进行的。随后面对入学人数的急剧增长,转而选择外延发展的路径,通过新建高等教育机构来“消化”不断膨胀的入学规模。政府主导、多方博弈推动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向大众的转变,同时也决定着结构演化的路径。而过渡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特质在于,其一,数量扩大的主要承担者是以职业技术学院为主体的专科高校以及大批新升格的地方本科院校。规模增长的重点放在了专科层次。其二,科类结构表现出“存量决定增量”的变化模式。其三,不同地区高等教育的规模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总体而言较为协调,高等教育机会的地区分布也逐渐趋于公平与合理。但是,经年扩招也招致教育质量下滑、毕业生供给过剩等诸多难题,政府开始有意识地调控高等教育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这就和以学费收入为经营基础,谋求进一步扩大数量规模的高校产生了矛盾。可以设想,高等教育从外延发展向内涵发展的回归,不仅是发展路径上的转向,而且也将是结构变化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