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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是汉代士人中颇为独特的一位。本文着重对扬雄一生的文化实践中内在的反思与批判理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
扬雄的写作从此远离了对于体制的直接诉求，因为他意识到，任何与体制合作的做法都有可能被体制化，无论是《太玄》还是《法言》，甚至是《方言》，都与体制化的学术保持着超越的距离；反过来，也正是因为他能保持一种超越的写作距离，所以他的作品才能卓然不群于那个时代，才能对处于强势主流的利禄之学(体制经学与谶纬神学)保持反思的能力与批判的勇气。他以一种近乎纯粹的“尚智”态度进行着孤独的文化实践，以孟子自任，在“大道将晦”的普遍体制化的时代，本着原始儒学因革损益的精神，试图通过他“应时而造”的话语实践超越体制经学的樊篱，恢弘孔子以来的道义理想传统，为士人在大一统专制社会重塑持守独立人格精神的依据，使士人与政治体制保持必要的批判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