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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诏狱包括两个含义：一是把诏狱看作关押钦命罪犯的监狱；二是把诏狱看作是一类特殊案件，其审理太祖时期主要由锦衣卫镇抚司负责，成祖以后通常由锦衣卫北镇抚负责。
诏狱管理和审理机关是锦衣卫和镇抚司。锦衣卫本身主要责任是侍卫、侦缉、捕盗等，锦衣卫最高职位官员是指挥使，但经常不设，为提高锦衣卫政治地位，锦衣卫经常由公、侯、都督等勋贵等领衔，实际负责锦衣卫事务的常常是品级上低于指挥使的指挥同知。镇抚司太祖时期设立，负责本卫刑名，并兼理诏狱。成祖以后，又增设北镇抚司，北镇扰司开始负责诏狱，原有镇抚司被称为南镇抚司，负责本卫刑名。镇抚司、北镇抚司是锦衣卫下属机构，但因为其是负责诏狱管理和审理的常设机构。北镇抚司与锦衣卫有相对独立性，镇抚司负责诏狱不用呈报给锦衣卫堂上官审批，直接上报给皂帝。成化时期，北镇抚司有了单独印信，锦衣卫对其约束更小了，但不能因此就说北镇抚司独立于锦衣卫之外存在。主管锦衣卫事务的官员有时兼任北镇抚司理刑，在这个时候，锦衣卫和北镇抚司是一体的。锦衣卫官员每五年考核一次，由兵部负责。锦衣卫官员常常经过奏请被批准免于考核。是因为锦衣卫和镇抚司任务特殊，皇帝担心其遭到报复。但免于考核却造成一个很不好的后果，助长锦衣卫气焰，增加在行使侦缉、审理诏狱等任务时营私舞弊的机会。
诏狱以关押犯罪的官员为主，但也关押平民和宦官等，根据犯人原来身份的不同，诏狱被分为官监和民监。因为诏狱关押的是皂帝钦命罪犯，诏狱管理相对严格和完善，诏狱越狱事件相对刑部狱要少得多，诏狱在提供在押犯人的生活保证方面更完善。但是由于诏狱关押的是钦命案犯，诏狱犯人关押时间长短不一，有时甚至长达数十年，很多犯人关而不决容易形成诏狱淹滞现象。而诏狱犯人获释主要通过大赦、热审、大审、大臣的奏请等形式完成。
诏狱受理的范围最初仅限于强盗、奸宄等特殊或者重大案件，后来诏狱受理范围逐渐扩大，一些如行政失误等小的案件也被包含进来。正统时期逐渐形成以建言案、职官贪污受贿案为主的诏狱受理范围。另外包含诏狱审判制度和诏狱管理制度的诏狱制度也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并在以后不断完善。
明代诏狱从太祖时期出现，一直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宦官是明代政治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宦官拥有批红的权利是宦官对诏狱行使权力的合法保障，而宦官与皂帝亲密关系又使得宦官能够凭借特殊身份对诏狱产生影响。宦官开始对诏狱审判较多干涉始于正统朝王振专权时期，诏狱成为王振巩固地位打击政敌的手段之一，但是此时，朝中反对王振势力很大，与诏狱相关的内阁、三法司等机构大部官员反对王振专权，王振并不能随心所欲利用诏狱来达到自己政治目的，仅仅局限在一部分诏狱上。诏狱仍然属于天子之狱。天启朝时期是宦官对诏狱干涉最为严重，诏狱被人称为阉党之狱。而宦官对诏狱影响在天启三年之后，天启三年以前，在“众正盈朝”时期，在天启皇帝的制衡下，宦官尚未对东林党势力构成威胁，三法司司法主体地位得维护，诏狱数量少且大多数都与职官犯罪相关，诏狱审判仍起到维护司法公正目的。阉党对诏狱公正审判程序的破坏表现最明显的为汪文言案，这缘于皇权的旁落，宦官代行皂权。皇帝在司法上拥有最高立法权和仲裁权。尽管诏狱从立案到最后定罪，牵连到多个部门，但阜帝的影响始终存在诏狱审判的全过程当中。皇权对诏狱的影响表现比较明显的是在大礼仪时期。表现为以下三个特点。其一、皇权强弱与诏狱发生率呈正比。其二、在大礼仪期间，上疏议礼案件诏狱最多，最容易被立案。其三、大礼仪期间，议礼案件最容易被加重处罚，甚至由争帝直接定罪。随着内阁政治在嘉靖时期成熟，内阁对诏狱的影响表现得越发明显。内阁对诏狱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阁臣利用票拟的权力对诏狱审判产生直接影响。在制度上保障的对内阁的审判行使影响。内阁行使票拟权力主要体现立案和结案上。阁臣行使票拟权力的效率主要与受皇帝信任的程度相关。其二是内阁利用自身政治地位间接对诏狱产生影响。无论是皇帝、阁臣、宦官，在维护自身私利的情况下，对诏狱审判施加影响，其审判结果偏离法律的轨道。总体而言，诏狱对明代政治起了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