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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视角，对货币政策可信性问题的内涵，如何增进货币政策的可信性，以及货币政策可信性在美联储和中国货币政策实践中的应用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深入的阐述和严格的论证。货币政策可信性的提出进一步引发和深化了新一轮的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 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的学术争论。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二战后，凯恩斯主义主张并在实践中采取了相机抉择政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相机抉择政策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1948年西蒙斯重启了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一些经济学家积极响应。20世纪50-60年代，货币主义兴起，其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提出货币供应量应该按照一个固定的比例增长，即要按简单的固定规则行事。70年代初，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一代提出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并引申出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70年代下半期，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首次把博弈论应用到政府政策制定的研究中，提出传统的以动态最优化方法得出的最优政策是时间不一致性的，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政府按预先承诺的最优规则行事优于相机抉择，也就是政策应该具有可信性。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巴罗—戈登建立模型对货币政策可信性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指出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会导致通胀倾向。90年代，一些学者把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应用于货币政策中，对货币政策可信性问题进行了重新的阐释，这大大深化了对该问题的研究。他们指出即便不存在通胀倾向，中央银行按照预先承诺的最优规则行事仍然优于相机抉择，同样论证了货币政策应该具有可信性。 本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对货币政策的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的背景进行回顾，这是从凯恩斯主义开始，历经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一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新凯恩斯主义。第二章是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对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开创性贡献进行详细的分析，并运用巴罗—戈登所建立的模型通过数学推导:得出了按预先承诺的最优规则实行货币政策所得结果优于相机抉择。第三章是从新凯恩斯主义的角度，对货币政策可信性问题进行重新阐释。第四章对增进货币政策可信性的方法进行分析，其中包括声誉方法、任命反通胀的中央银行行长方法、最优台约方法、目标制和工具规则、政策的连贯性、政策的透明性和政策的前瞻性。第五章对中央银行独立性与货币政策可信性之间关系进行分析，这二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为新西兰、瑞典、英国等国家进行中央银行制度改革以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提供了实证上的支持。第六章中运用政策可信性理论分析美联储增进货币政策可信性的过程，以说明经过若干年的努力，联储的政策终于赢得了可信性，同时也说明了正是因为联储政策的可信性，才使得美国经济在格林斯潘担任联储主席以来保持良好的运行。第七章中运用政策可信性理论分析中国的货币政策，以说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与政策的可信性是密切相关的。同时对进一步提高中国货币政策的可信性提出了政策建议，即要实行含有相机抉择成分的一定规则;增进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在实行货币政策时，要注意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增进政策的前瞻性;进一步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保证货币政策的顺利传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