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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西方现实主义理论认为，现存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存在着难以化解的结构性矛盾。当这一矛盾出现时，大国之间必然注定走向大国政治的悲剧，对抗甚至战争难以避免。这种观点存在两大弱点:一是忽视了国际社会自身的进步性，二是忽视了在结构制约条件下国家战略运作的主观能动性。尽管物质结构因素对国家行为具有重大制约作用，但现实主义理论的这种缺失是不可否认的。这种缺失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忽视了权力和平转移的可能性。本文正是从这两个大方面出发，对大国权力和平转移的可能性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究。 理论方面，本文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权力转移、霸权转移、战争周期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等理论对大国崛起及权力转移后果的分析都属于物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解释。其共同之处在于，把某种特定的权力结构视为国际结果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而忽略了进程的关键意义。事实上，国家之间特定的权力分配与战争并没有必然联系。权力转移是社会建构的。互动进程是决定权力转移的关键层次。由此，可以提出一个权力和平转移的互动分析框架。它包含四个层面的内容:国际体系社会性因素的强弱、霸权国对崛起国的认知与战略、崛起国对霸权国的认知与战略、互动进程中双方对彼此的形象认知、集体认同与秩序共识等。这四个层面的因素对双方互动的结果具有深刻的影响，决定着双方在权力转移过程冲突或合作的趋势。集体认同是建构主义强调的权力和平转移的理想机制，但在集体认同缺位的情况下，良性形象和秩序共识也可能促成权力的和平转移。 实践方面，伴随着中国崛起和中美相对权力转移趋势的出现，中美安全关系走向成为一个备受关注而充满争议的话题。本文以上述四个层次因素为分析框架，从全球化时代与世界政治的变化、美国霸权及其对华战略、中国的崛起战略与对美战略、中美安全关系中的集体认同、秩序共识与机制化等四个方面对冷战后的中美安全关系进行了论述。首先，分析了全球化时代国际体系的进步性特征。通过分析，本文认为，全球化造就的复合相互依赖、国际社会高水平的制度化特征与人类共有规范的普及和深入人心，使得战争的代价极其高昂，竞争、合作、协商成为大国的主要互动方式。其次，分析了美国的安全观、霸权战略的特性以及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与战略。接触与防范是美国对华战略的基调。接受中国和平与负责任的崛起，并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日益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现实选择。第三，分析了中国的安全观、崛起战略与中国对美战略，认为中国奉行的崛起战略是合作性战略，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改进者，是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和平力量。最后，分析了冷战后中美之间身份认同的变迁，论述了集体认同与大国安全关系的意义，但就中美关系而言，由于双方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深刻差异，集体认同的形成十分困难。中美权力和平转移进程维持的动力在于双方的日益增多的秩序共识、中美相互依赖的加深及中美关系的机制化趋势。 未来是被创造的，而不是被预测的。虽然中美安全关系目前的趋向是积极的，但要真正走向合作，实现中美和谐共处，还面临着很多艰巨的困难和复杂的任务。对中国而言，要明确自己的地区大国目标定位，继续坚持奉行合作者战略，倡导新安全观、和谐世界等新的国际理念。对美国而言，需要抛弃冷战思维和西方中心的一元思维模式，奉行价值多元主义，尊重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对双方而言，积极对话，寻求和扩展共同利益，不断增进秩序共识，是促使中美安全关系在权力转移的情况下保持和平与合作的切实可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