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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围绕情感的复出、民间文学的兴起、媒体对文学的影响三个方面，探讨近代功利文学观对以诗文为正宗的中国古典文学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及对古典文学走向现代的推动。
文章首先厘清了近代功利文学观的流变及内在规定性，文章认为近代功利文学观并不始于近代，它与历史上的实用文学观有着深厚的渊源，其在形式层面上接受了儒家实用文学观的基本预设：知识、理念层面上接受了西方功利文学观，特别是受同本明治维新的启发。所以近代功利文学观看似古典的，实是现代的。
文章的第二部分是近代功利文学观与情感的复出和新生，认为这是近代功利文学观从文学内部的根基上策动文学体系的根本转变，因为在近代的文学革新运动中，以梁启超为核心的近代功利文学观的持有者，为改变现实而革新文学，为宣传鼓动而重视情感。大大提高了情感在文学中的地位，被儒家礼教放逐了几千年的自然真情开始复出，开始由边缘回到中心，本次复出是在西方情感论的冲击下形成的，更是在复出基础上的一种新生。在此大趋势下，对现实有着强烈干预特征的近代文学，便越发呈现出立意浅露、语言俗白，文笔粗砺、感召力强等通俗化的主导审美特征。
第三，为了启蒙民众，塑造更多的新型国民，近代文学功利主义者肯定民间文学的价值；推崇小说、戏剧等民间文体：主动学习民间文学的技巧和手法。民间文学在功利文学观的护卫下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心，并逐渐取代正统诗文的地位，民间文学那种情感上的直率抒发、想象上的奇特大胆、语言上的浅俗生动等品质，也为近代文学注入了一种不同于古典的特殊的民间元素。
第四：政治热情高涨的功利主义者为了把新民救国的理念及时准确的传播到民众中去，主动和当时的新兴媒体——报刊结合，而现代印刷术的引进，平装书的出现则改变了文学文本的存在形式，奠定了文学俗化的物质基础。文学传播对媒体的依赖，则彻底改变了文学的传播方式。这一切最终改变了近代文学生存的外部生态，迫使近代文学必须面向大众、面向市场。
总之，情感、民间和媒体三者在近代功利文学观的推动下共同形成一股合力，对近代文学进行着不断的整合。使其充满着越来越多的活力。